【編者按】

        在今年二月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德國國防部長范德萊恩在演講中指出，德國已經做好準備，在尋求國際危機問題的解決辦法時，承擔領導角色。歷經兩年的輿論鋪墊，有關德國對外政策角色調整的大討論至此塵埃落定。

        “德國外交轉型”系列文章將關注如下問題：

        德國國內對其外交角色轉型的討論一直十分謹慎，德國防長在今年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表態釋放了何種信號？德國在烏克蘭危機中采取了什么樣的外交原則？德國的這些變化是趨勢性的還是暫時的？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從兩德統一恢復正常國家的身份，到明確作為國際事務中領導力量的角色定位，德國用了二十五年的時間。

        關于德國角色調整的具體內容，德國防長范德萊恩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的演講缺乏清晰的表述，但是有兩個要點值得關注：一、援引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的評論，暗示美國對德國角色定位的認同；二、明確反對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對美國的軍事解決方案說“不”。

        角色調整是德國對外政策的一個敏感話題。基于兩次世界大戰等歷史原因，德國國內民意對于德國作為世界舞臺上的政治主體缺乏自覺。戰后德國長期處于非正常的狀態，對外政策在兩德統一后才得以向常態化發展。

        關于德國在全球外交與安全政策中的角色定位，德國國內有許多謹慎的提法，諸如“民事力量”、“國際化的中等國家”、居于“共同領導地位的歐洲力量”等。歐債危機使德國在歐洲的地位發生微妙變化，德國政界和學術界對于德國綜合國力的看法日益自信與張揚。

        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安全會議為西方政治家探討新的國際政治理念提供了一個平臺。隨著全球區域政治危機愈演愈烈，慕尼黑安全會議收獲的關注度也越來越高。在去年的會議上，德國總統、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先后發表講話，要求德國在國際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范德萊恩的此次演講，是去年講話的升級版，表明德國的決策者已就這一問題達成共識。

德國外交轉型得益于國內外有利環境

        德國順利推進對外政策的角色調整，得益于有利的國際和國內環境。

        首先，美國的支持是德國進行對外政策調整的必要前提。隨著美國戰略重心東移，美國希望德國在歐洲及其周邊地區的安全問題上承擔更多的責任。在本輪的德國對外政策大討論中，美國也是推動者之一。

        2013年，德國總統高克在德國統一日發表講話，率先提出未來德國應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當時就有德國的主流媒體指出，總統府的顧問具有美國智庫的背景，高克的對外政策主張深受其影響。德國科學與政治基金會和德國的美國馬歇爾基金會不久聯合發布外交戰略報告《新力量與新責任》，呼吁德國在世界政治中承擔與其經濟實力相應的重要角色，從“待機狀態的構建力量”成為“領導力量”。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是這份報告的發布方之一。

        其次，部分周邊國家希望德國承擔更多的安全政策責任。

        相對于英法等歐洲大國，德國在實力運用上比較消極被動。戰后德國對外政策的基礎被界定為“自反性的多邊主義”：規避武力，倚重跨大西洋關系和歐洲共同體，強調作為民事力量的自我認同。“實力政治”的提法，在德國長期被視為禁忌。波蘭和以色列的政治家都曾表示，希望德國在實力運用上更為主動，相對于強權政治，他們更擔心德國不作為。

        第三，歐債危機之后，德法兩國有意在外交與安全政策方面加強合作。德法合作是歐洲一體化的發動機，以平衡為前提：德國需要法國，掩蓋其強勢；法國需要德國，隱蔽其弱勢。

        隨著歐債危機日趨常態化，法國經濟復蘇乏力，德法之間的不對稱性加劇，雙方在歐盟內部的諸多問題上存在意見分歧。為了緩和關系，德法有意加強在其他領域的合作，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被認為是一個恰當的切入點。在這一領域，德法遵循傳統的地緣政治分工：德國負責東歐，法國負責南歐。在烏克蘭問題上，德法一直嘗試用一個聲音說話。

        第四，默克爾第三任期組建了聯邦德國歷史上的第三個黑紅大聯盟政府，在聯邦議會中占據近五分之四的議席，可以隨時修改憲法，進行重大政策調整的可操作性強。

        2014年，德國政府決定向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提供武器，以應對“伊斯蘭國”的軍事打擊。這是聯邦德國歷史上首次向危機地區提供武器，這一舉措也為量化德國對外政策的全球責任提供了新的尺度。德國外交政策協會一月底在柏林啟動有關德國安全政策的大討論，基民盟負責安全政策的專家漢寧?奧特開宗明義，為討論確立了基調：為了保障國防工業的生存和競爭力，武器出口是一個可能的選擇；武裝伙伴國家，使其有能力維護所在地區的穩定，是德國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在此之前，德國政治家曾經在多個場合表示，在全球承擔更多責任并不必然等同于對外政策的軍事化。

德國外交轉型面臨軍力和民意制約

        德國能否在國際事務中擔當領導角色，同樣面臨許多制約因素，最大的困擾來自軍力和民意：

        德國對外政策的重心是政治與外交，而非軍事。德國的經濟實力雖然躋身世界強國之列，但是在與軍事力量相關的硬安全政策方面，德國軍隊并不具備在全球進行危機干預的能力和意愿。沒有硬安全政策作為支撐，所謂在國際事務中承擔領導角色只能是空談。

        德國在全球承擔更多責任，不僅要與伙伴國家進行協調，也需要本國民眾的支持。民調顯示，大多數德國民眾反對德國在國際事務中擔當重任。缺乏必要的民意支持，德國對外政策的角色調整也難以真正貫徹執行。

        七十年前的情人節，在歐洲戰事行將結束的時候，英美空軍對德國東部城市德雷斯頓進行了為期兩天的地毯式轟炸，至少二萬五千名平民死于空襲。在今年二月中旬舉行的紀念活動上，當年的空襲幸存者對著電視鏡頭說了一句話：人與人之間，究竟有什么問題不能通過交流來解決，而一定要借助暴力的手段？圍繞德國對外政策的角色調整，德國民意的指向簡單而清晰：不再重復歷史，不做獨行者，政治先于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