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的“大事”

        度娘說：“1955年是一個平年。在中國是乙未年，也就是羊年。它的第一天從星期六開始。”接著度娘列舉了這一年發生的“大事”，筆者感覺以下幾件比較有意思，選摘如下：

        1月31日，中國衛生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報送《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

        3月29日，國務院發布《關于在邊遠省份和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收音站的通知》，并撥出1500部收音機給云南、貴州、西康、甘肅、青海、新疆、廣西、內蒙古和海南島建立收銀站。

        5月9日，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5月14日，華沙條約組織成立。

        7月18日，國務院第十五次會議通過決議，撤消熱河省，將其所轄市、縣、旗分別劃歸河北省、遼寧省和內蒙古自治區；撤消西康省，將其所轄市、縣、自治州劃歸四川省。

        7月18日，第一座迪士尼主題公園迪士尼樂園在美國加州正式對外開放。

        8月20日，臺灣發生“孫立人事件”。

        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授銜典禮，十位元帥、十位大將由此誕生。

        當然，這一年有不少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也有很多嬰兒呱呱墜地。就舉兩個最有名的吧：2月24日，史蒂夫?喬布斯來到這個世界；4月18日，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離世。

日本經濟開始起飛，在現代與傳統之間生活

        如果回到1955年，日本百姓大概會很高興，因為國民經濟已經開始起飛，日子越來越好過。日本人重視教育，戰后十年在這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高中入學率急劇增加，1955年其入學率為50%，到1970年增至82%，到1980年更增至94%。

        不過，在那個“大眾化、官僚化及利潤化的體制下”，日本的本土文化及休閑活動一如戰前，與社區慶典有密切關系。“個人以至家庭的各個重要日子，例如婚假、生日、喪禮等等，都在一個親切環境中慶祝。直到1950年代末，大部分的日本人是在家內出生，接生者不是醫生，而是接生婆，大部分人亦死在家中。婚喪喜慶諸事，通常在農村較大的家宅或寺廟中舉行，很少會在專門為婚喪喜慶服務的商業化場所辦理。”

        當然，日常生活還是有各種改良，居住環境也日益“現代”：“睡房與餐廳/廚房空間已區隔開來，桌子亦配上座椅，不必再坐在地板上。小孩們亦可以擁有自己的睡房。在高度成長年代一個典型的核心家庭，丈夫每天都搭火車通勤，由上述種類的家庭到辦公室或工廠上班，工作是全天候的，而且忙碌緊張。太太則會兼差賺外快，但她主要的工作則是照顧小孩，孩子的數目通常不會超過兩個。”

中國批判“二胡”，知識分子“夾著尾巴做人”

        這個時期，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大體還能維持傳統。資本主義的東瀛如此，一水之隔的社會主義中國亦然。這一點，我們讀譚其驤1955年的《京華日記》，就能有所體察。

        1954年秋天，毛澤東問及吳晗歷史地名的工具書，吳晗推薦了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并建議將此圖加以改進，得到毛澤東贊成。不久，“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委員會”（簡稱“楊圖委員會”）成立，由吳晗、范文瀾主持，決定聘復旦大學的譚其驤赴京主編。

        1955年2月11日，時年45歲的譚其驤乘火車進京。下午1:15開車，次日深夜11:50抵京。先是住在地圖出版社，4月搬到中科院歷史二所宿舍。這一待就是一年半，1956年8月返滬，將近四個月后再次赴京工作。

        這一年中科院歷史所開展了批判“二胡”（胡適、胡風）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及肅反運動。年初，榮孟源在《中國青年》第2期發表了《胡適這個人》。他在文章中說，胡適繼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遺風，是上海灘上的小流氓、洋奴才，混跡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是一個賣膏藥的騙子，當上了資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買辦的文化領班。

        批判“二胡”這出戲，譚其驤在京期間自然也逃不掉。他一抵達北京，2月13日就在地圖出版社副總編輯惲逸群的陪同下，訪問中國科學院第一歷史研究所所長劉大年。誰能料到，不到3個月，5月11日上午譚其驤到地圖出版社，得知昨天下午惲逸群被捕。大約一周前，譚其驤去北京飯店參加九三學社九周年紀念會，聽周揚傳達關于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報告。不僅赴會學習，批判的新動態也要了解。據譚其驤日記，5月19日他翻閱了《胡適思想批判》，5月26日看范文瀾《論胡適》一文。一個月后，“上午所中侯所長（侯外廬）作學習報告，指出上星期缺點及今后開展方針。下午開小組會談體驗，回所方知，即參加”（6.28）。很快，余上沅（復旦外文系教授，譚其驤讀暨南大學時的英文教師）、吳歧已宣布為胡風分子（6.30）。7月開始，幾乎每天開小組會，每人檢查。7月2日，譚其驤做檢查報告，說自己“主要毛病為名士、飄飄然、溫情主義，不分敵我、享樂”。

譚其驤：逛公園不再泡茶館

        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下，譚其驤工作照舊，在京生活跟他二十多年前的情景相當。1932年，譚其驤進入國立北平圖書館當館員，負責匯編館藏方志目錄。北平圖書館坐落在北海公園西南，環境優美。譚其驤晚年回憶往事，寫道：“這三年的圖書館生活，確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懷念的歲月。”

        幾十年后進京，生活似乎基本上還是老樣子，盡管整座京城“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比如，跟李平心等人一同游故宮（3.27）；與周有光在都一處吃飯，飯后在大柵欄一帶閑逛，當晚一起看楊寶森唱《罵曹》《洪羊洞》雙折，“相當過癮”（4.27）。過了幾天，又去長安劇院看楊寶森《楊家將》（5.2）。菜根香進晚餐，便宜坊小飲，閩江春吃飯，隆福寺吃鍋貼……

        譚其驤愛看戲，到了北京怎可錯過。于是，《京華日記》里留下不少痕跡：四牌樓聽打鼓（5.4）；“飯后至市場聽說書，說書者為一舊知識分子，講清史，全本事實，所知甚多，可怪”（5.9）；聽上海評彈（5.11）；下班后到俞平伯家晚飯，飯后唱曲（5.13）；金魚口聽相聲（5.29）；“晚應周有光約，赴勞動劇場看張君秋《彩樓配》，演至《評雪訪蹤》時掉點，匆匆即歸”（6.11）；與弟弟譚其飛一起，到長安大戲院看贛劇《借靴》《拋花裝病》《斷橋合缽》三折，“前末二折尚佳”（6.26）；到珠市口看秦腔《秦香蓮》，“生角王曉云，唱得不錯”（6.28）；在天橋劇場看馬連良《十老安劉》，“油滑依然”（8.2）……

        看戲聽書、吃館子、逛舊書鋪，這是譚其驤業余的主要享受。這幾件享受大體還是故都狀態，不過也有發生變化的。夏天上公園，也是譚其驤在故都養成的一個習慣。當年他常去的公園有兩個，一是中山公園（簡稱公園），一是北海公園（簡稱北海）。“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哪一個不深刻的懷念中山公園的茶座呢？”一句話，上公園是故都知識分子的重要消遣。但到了五十年代，譚其驤卻沒有了逛公園的雅興。為何？民國年間，公園是知識分子的休憩之地或公共的樂園，舊友新知，可以在茶座上海闊天空，談至深夜也沒有管。而今，公園有了上下班的時間，下午五點服務員就在茶座邊掃地，泡茶館的興致因此煙消云散，只能散散步而已。

楊樹達：長安居，大不易

        這一年，同為九三學社成員的湖南師范學院歷史系教授楊樹達也到京一游。9月22日早上六點半抵達北京，11月24日乘火車返回長沙，在京兩月有余。他這次赴京，似乎是應中科院之邀，看看有無可能留京工作。

        這年6月1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正式成立。郭沫若為學部主任，張稼夫為副主任，劉大年任學術秘書。6月5日，楊樹達看到報紙登載6月3日國務院令，中科院選出學部委員233人，其中社會科學部委員61人。楊氏認為，“如鄭振鐸、黎錦熙、呂叔湘皆與焉，大概取廣泛主義也。”值得注意的是，原南京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張元濟、柳詒徵、陳達、周鯁生、錢端升、顧頡剛等未能入選這個61人的名單。

        據劉大年回憶：“當時提出的人選標準主要有這么兩條：一條是政治的標準。社會科學的政治標準主要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另一條是學術標準，即在本學科中是否有成績。所謂成績就是看他的著作，以及群眾對他學術著作的評價。根據這個要求，來征求他們認為適合作學部委員的人選來。然后，黨組根據這些意見擬出名單。”

        楊樹達雖對這個名單持保留意見，但自己能入選學部委員，應該還是很高興的。入京工作一事，其實早在1953年10月29日就出現在他的日記里。11月6日他收到在京工作的侄子楊伯峻的來信，當天日記中寫道：“中央恐學術傳統中斷，故邀請歷史語言學者入京，從事研究，事由郭沫若主持。據峻所知，見邀者除余外，尚有陳寅恪、顧頡剛云。為學術計，此事至可喜，不關個人也。”等到12月17日，消息比較確定了：中國科學院將成立上古史研究所，郭沫若自兼所長，會請楊樹達等人入所從事研究。

        赴京工作，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找房子居住，但“科學院覓屋不易”，楊樹達似乎很猶豫：“余或當以科院名義留湘工作，如此亦佳”（1954.2.11）。不久，就看到科學院的公文，詢問楊的意見。“余云年老不能多受拘束，書籍頗多，房須容納家口六人，以預備令嫻女來京也”（2.26）。

        對于北上，楊樹達初聞欣然、繼則猶豫，而陳寅恪態度很堅決。從姚薇元的信中，楊樹達得知，“寅恪以多病辭不北行，舉陳垣自代。且謂寅老不滿意于科學院，謂解放數年，絕不重視史學，至此老成凋謝之際，乃臨時抱佛腳，已有接氣不上之象云云”（1954.3.28）。

        回到楊樹達的北京一行。尹達、馮友蘭、金岳霖都曾邀他留京工作，然而，“院既無適當之房見給，看幾處房屋，買屋亦難成就，決作歸計也”（1955.11.9）。而且，整理古籍等工作，“在北在南皆可作也”（11.21）。于是，楊樹達決心返回故里。

        數月后，72歲的積微翁駕鶴西去。

參考文獻：

        安德魯?戈登著，李朝津譯：《日本的起起落落》，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葛劍雄編：《譚其驤日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葛劍雄著：《悠悠長水：譚其驤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楊樹達著：《積微翁回憶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