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959年后的3年是中國空軍大擴展的幾年，但受到國家經濟和中蘇關系影響，幾千名躍躍欲試的飛行學員只能“停飛改學”。

        羊年春節，我受摯友及其家人之邀去他們家過春節。偶然中翻看了他們的家庭相冊，為摯友父親吳崇銀從軍生涯中所經歷的時代變遷和世事的無常，生出無數唏噓感嘆。

        因為最終，歷史必將是通過每個個體或激昂、或平淡的人生故事被銘記。

        今天，“我的父老鄉親”的主角是一位60年代的空軍老兵，來聽聽他的私家記憶。

        我是1941年生的，就在四川鄰水縣縣城邊邊上，因為是“崇”字輩，公公（爺爺）和讀了幾天書的老漢（父親）都是窮農民，挑鹽巴賣掙辛苦錢，覺得金銀好得很，所以就取了個“銀”字，于是我咩就叫吳崇銀了。

        這是我60年4月拍的，19歲了，在鄰水中學上初三。沒得法，這個年紀在那個年代上初中好正常哦，有書讀就安逸得很了。這張照片是為了紀念離開母校而拍的，花了一角錢的哦，那個時候雞蛋才一分幾厘錢一個。沒有吹風，頭發是自己用水抹了幾哈就這樣子了。

這是1960年2月，全國征義務兵，我們班5個同學應征后的留影（前排5人）。

        哎呀，照片上的班級都打錯了，應該是初60級四班。他們5個沒畢業就當兵了，從鄰水走路近200公里到重慶新兵集合。我們當時羨慕得很啊，好想也去當兵卻沒機會。

        但到了5月，全國又招飛，嚴格體檢、層層政治審查：因為這里地處華鎣山，解放前很多土匪，一不小心哪個親戚當過土匪就沒得搞了。

        說起來雙槍老太婆都是我們這里出的。

        這次招飛，整個鄰水縣只招了兩個空勤學員志愿兵，我是其中一個。我們比前面5個同學運氣要好，我被河北保定中國人民空軍空勤第二預備學校征收（以下簡稱二預校）。義務兵是服兵役，我們是軍官養成學員，算軍官編制。

        一家人高興得不得了，學校也為我們驕傲。但當時集合走得急爆爆的，居然照片都沒拍一張，遺憾得很啊！

這是1960年8月我入伍后第一張照片。

        照相館是二預校內的軍營服務社的，當時要出學校困難得很，即使是星期天出校也有3%-5%的比例控制，算下來一年出校也就一兩次。

        我領了三號軍服，藍色大沿帽、八一帽徽，黃綠色四個口袋的軍官上裝、藍色學員空白肩章、領章上有個小飛機、藍色軍褲、黑色牛皮軍官皮鞋。我還沒完全長開，又瘦，袖子長了點。

這是和鄰水一起來的戰友曾慶志（左），也是我初中同班同學，沒有分在一個中隊。這是61年5月下放到北京軍區陸軍69軍全國戰備值班部隊步兵團進行野戰訓練，同班長副班長的合影。

        當時軍隊規定空勤人員必須下放到陸軍部隊熟悉陸軍步兵團的作戰規律。

        1960年10月過后，經2個月入伍教育后，我們這批人先后下放到陸軍69軍28師83團步兵團1營1連（代號9456部隊）、69軍107師320團（代號9308部隊），以及廣州軍區陸軍42軍全國戰備值班部隊步兵團進行野戰訓練。

        這個時候的著裝，上衣以前是四個兜的空勤學員服改為陸軍兩個兜的綠色戰士服，但褲子和上裝領章卻是藍色空軍服。因此，穿軍服出部隊時總被民眾像猴子一樣圍觀。心頭既驕傲又覺得怪兮兮的。

        1959年后的三年是我國空軍大擴展的幾年，兩個預校加起來幾千人。但因為當時中蘇關系破裂，國家經濟困難，汽油和飛機極度缺乏，無法支撐大量空勤人員。

        1962 年8月，我們被告知不能轉到飛行學校。該批幾千學員經周總理批準“停飛改學”，也就是說我們這批空勤人員將改為地勤人員。于是，軍隊分配給59、60年入伍學員四個志愿：空軍通訊學校、空軍雷達學校、會計學校、英文偵聽（分散到很多學校接收）。61年入伍的學員只能學習英文偵聽。

        本有機會成為飛行員但現在再也不能上藍天了！心里那種失落簡直不擺了，不說了，哎……

這是1962年8月我到西安空軍通訊學校入學后與同學戰友的合影。

        由于還未選擇專業，服裝還是飛行學員服，領章還是飛鷹帶八一，而正式通訊學員服領章是一個地球儀。前排左一是59年的空勤9期學員耿萬如，1960年為建國大慶到北京參加天安門方隊閱兵訓練，但受到中蘇關系和國家困難影響，這一年閱兵儀式取消。

前一張是1962年入學選專業前的留影，后一張是1962年11月，過完國慶發的冬裝，我戴的棉帽可是跟雷鋒是一個造型的。通訊學員服裝領章也是一個地球儀了。

        我選擇了無線電專業。三年里學習了高等數學、物理、無線電原理、電工、內燃機等相關專業，畢業頒發中專文憑，到83年時，空軍政治部又下文，說我們實際應為大專文憑。

        當時二預校四個區隊有幾百人選擇去通訊學校，學習到65年5月畢業。

這是1965年5月通訊學校畢業后分配到昆明空軍通訊站前拍攝的。

        畢業后學員就被統一分配到各大軍區空軍部隊。我和另7個學員要求到前線，其中3人就被分配到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通訊站發射臺，5人到軍用機場和雷達站。

        那時全國發信臺只有5臺15千瓦的發射機，昆明軍區空軍指揮所大機房有2臺，主要用于總理以上國家領導專機通訊聯絡用。

        1965年6月，第二次亞非首腦會議將在阿爾及利亞舉行，周恩來專機在阿爾及利亞的上空還未降落，通訊臺獲知阿國前夜發生軍事政變，昆明指揮所及時通報總理專機此消息，專機及時返航埃及，避免了一場大的政治事故，因此指揮所受到中央嘉獎。

        期間還保證了劉少奇、宋慶齡、陳毅、喬光華、謝富治等專機飛行通訊的暢通和安全。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周恩來給昆明兩派造反派頭子下死命令絕不沖擊空軍指揮所，所以并未丟失一把槍一顆子彈。其間全年24小時不間斷保持軍事通訊絕對順暢。67年指揮所協助昆明空軍二炮在昆明上空擊落美國無人機。但“9.13事件”后，我所在部隊所謂的二梯隊還差點被冤枉成反革命部隊。那段時間心里真是極為憤懣和無力。

        越戰時，我們也是參戰部隊，空軍和陸軍成立了前線指揮所，控制了越南領空，讓他們沒一架戰機能起飛。

        當然，除了為國家領導服務，我們還為當地老百姓處理了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村民豬被偷，找到通訊臺求助，接待人員對村民說：你回去告訴大家，我們的雷達這個區域啥都能監測到，他把豬兒送回來就不追究了。淳樸的村民回去這么一說，第二天他家的后院樹旁就拴著他家丟失的那頭豬兒了。

本來可以上藍天，但后來只能做地勤，心頭那種遺憾一直存在，在和很多戰友的照片中，我們都愛指向天空……

        由于是見習學員身份畢業和分配到部隊，加上65年取消軍銜以及“文化大革命”動亂，我們幾個空軍養成學員一直沒明確軍銜，名義上享受干部待遇，穿四個口袋的軍官服，但經濟上未享受干部待遇，67年才定級公資為23級每月54元，以前每月一直拿26級26元。

1966年6月，我和四川大竹女娃子楊太英經人介紹認識了，但沒見面，一直書信往來達8個月才見第一面。

        認識一年多，手都沒牽一下哦！

        1967年部隊組織革命集體婚禮，我兩個到昆明市龍潭街注冊，拿了張薄薄的結婚證。這場兩對新人的集體婚禮，共花了28塊錢購置煙糖茶，在毛主席像下宣誓唱歌，唱的是“我愛祖國的藍天”后就搞成了。收到的彩禮：毛主席像章無數，毛主席像鏡框無數。太遺憾當時沒有拍攝結婚照哦。

二兒、大兒和老三

        在這之后的15年，我們聚少離多，生了三個娃兒，全是男娃兒。

        當時，老婆在縣醫院當總護士長，一個人帶三個娃兒，差不多一年來探一次親。

1974年探親，于昆明西山龍門拍攝（左） 1979年攜三兒探親，在軍隊駐地拍攝老婆一個人在老家的工作照，帶三個娃兒辛苦啊。這么多的同事，到底哪個是我夫人呢？1982年我從空軍部隊以營級退伍。

        為了娃兒教育和婆娘的工作，我回到鄰水縣，到五金公司當經理，85年調動到勞動局的勞動服務公司任經理（后改為就業局）。 86年成立社會保險處，當主任。87年改為社保局，當局長。

        當時社保局為勞動局的二級局，屬于新部門毫無經驗和油水，沒人愿來搞這個工作。

        那時候找企業交社保，哦呀，一些直接關門不見，有說上廁所閃人的，還有不理不睬裝看不見的。

        一句話，在地方做點事真是比在部隊艱難多了。

2000年9月，我光榮退休。2006年和老婆補拍了結婚照，算是彌補當年婚禮沒拍照的一個遺憾吧。        過年了，特別想念戰友，但很多也聯系不上。戰友年輕時的照片都還在，現在也都是老果果（老年人）了。在此給他們拜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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