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朝腐敗，終生追責。

　　2月16日，浙江“首虎”斯鑫良在年關將至時應聲落馬，已退休2年的他被查處，讓反腐無“退休保險”有了新的注腳。

　　2月17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黨建周刊刊發文章，梳理、剖析“二線權力”腐敗問題。文章指出，一批退二線或退休干部因腐敗問題被查處，表明對“不在位”干部的監管不能放松。文章說，有的干部臨退休前“狠撈一把”，有的干部“退而不休”，利用“二線權力”大肆斂財，有的干部搞“腐敗期權”，退休后套現。全文如下：

警惕“二線權力”，腐敗風險尚在

有的利用“余威”斂財，有的將在職時“投資”套現

　　不少被查處的腐敗案件表明，有的干部手握實權，加之缺乏對權力的有效監督，易導致以權謀私貪腐行為的發生。然而另有一種現象同樣值得注意，一些干部退居二線后，在“有職輕權”甚至“有職無權”的情況下，利用“余威”大肆瘋狂斂財。

　　2013年11月，吉林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田學仁因犯受賄罪，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檢方指控，1995年至2011年間，田學仁利用職務便利，為企業在承攬業務、干部職務晉升等事項上謀取利益，先后收受錢款共計折合人民幣1919萬余元。翻看田學仁的履歷，可以發現，其早在2008年就卸任吉林省常務副省長職務，擔任“二線職務”吉林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其腐敗行為卻在退休后持續長達3年時間。

　　2014年6月，東莞市政法委原副書記高少鵬被判處有期徒刑7年6個月。2007年，高少鵬由東莞市政法委副書記改任調研員，一年后退休。然而，令人驚訝的是，他大量的腐敗行為就發生在其退居二線。高少鵬利用職權為東莞當地廢品收購商“搶地盤”，幫助該商人的親戚逃避刑事處罰，并在一些干部的職務晉升上“打招呼”。2007年4月至2012年6月，高少鵬共受賄225萬元。

　　同樣，今年2月6日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14年的廣東省國稅局原局長李永恒，被控受賄942萬元人民幣、65萬元港幣，其中近900萬元是在退居二線后不到一年時間內收受的。

　　透過這些案例可以發現，有干部在退居二線后，對人事、財務仍然指手畫腳。與此同時，對于退居二線的干部，客觀上監管會有一定放松，易導致干部思想懈怠，腐敗風險加劇。

　　“有些干部在退居二線后，膽子更大，且余威尚在，社會上有些人也熱衷于利用干部這種‘退而不休’的權力。”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淑真說，“還有的干部搞‘腐敗期權’，在職時的以權謀私行為，并不立刻生效，而是等退居二線或全退之后再兌現。”

　　周淑真表示，需要加大對退居二線干部的權力監管和反腐敗力度，將“退而不休”的權力關進籠子里。同時，也要讓干部明白無論是否退休，只要曾經違紀違法，就會被終生追責。

不在位絕非反腐“終止點”

退休不意味“平穩著陸”，干部要對自己行為終生負責

　　安徽省原副省長倪發科、四川省原副省長郭永祥、江西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陳安眾、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這幾名被查處的省部級官員都是退二線或退休后被查處的。

　　這一切表明，全面從嚴治黨將時間維度大大拉長，對于干部個人而言，對其廉政責任的追究將是終身的，不是反腐敗的“截點”。

　　“一定程度上，對于已退下來的干部腐敗行為的查處，是反腐的必然結果。”中央黨校教授辛鳴說，“當下的反腐敗重點查處的是現職干部，尤其是十八大后不收手、不收斂的。但是，查處腐敗存在‘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情況，會牽扯到一些退下來的干部，查處也是應當的。”

　　辛鳴認為，對退下來干部的查處也會推動對現職干部腐敗問題的發現。有些腐敗問題是有時間積累的，有些干部拉幫結派、搞小圈子，腐敗干部之間會有勾連，所以，查處退下來干部也可能發現一些現職干部的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查處的退下來的干部有一些人已退休多年，如山西省交通廳原廳長王曉林被查處時已經退休6年多，江蘇省委原常委、秘書長趙少麟，在退休8年后被立案調查，而2014年4月被通報查處的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原副局長譚麗群已退休11年。此外，有些已是古稀之年，周永康、徐才厚以及上海寶山區原區委書記姜燮富被查時均已過了70歲。

　　對此，周淑真認為：“只要觸犯黨紀國法，無論在職與否，無論退休多久，無論是否高齡，都要被追責。要讓干部明白，不管臨退還是全退，退休不是干部的安全期。”

　　專家表示，對已退休腐敗干部的查處，具有強烈警示和震懾作用，有利于進一步強化“不敢腐”的氛圍，同時增強群眾的反腐信心。

抓早抓小，治病救人

干部在退休后要加強監管，強化權力監督和行為規范

　　“如果組織上早提醒或早處理我兩年，我給國家造成的損失也不至于這么大，自己犯的錯誤也不至于這么嚴重。”這是倪發科被查處后的懺悔。實際上，組織并非沒有早提醒，而是時時刻刻在提醒，是有些人對提醒始終置若罔聞。但是，沒有“早處理”，確也暴露出對干部監督管理還有疏漏。

　　剖析退下來干部被查處的案件，可以發現其落馬不外乎三種原因：一種是在職時早就存在違紀違法行為，退休后“東窗事發”；一種是臨退休時思想觀念滑坡，晚節不保，如“59歲現象”；還有一種是退二線或退休后利用“余威”用不正當手段謀取私利。

　　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多次強調，對于腐敗預防和懲治兩手都要抓，對黨員、干部身上的問題要早發現、早提醒、早糾正、早查處，對苗頭性問題及時約談、函詢，加強誡勉談話工作，防止小問題演變成大問題。

　　抓早抓小，治病救人，需要功在平時。“以往確實有退休后就等于拿到‘免罪令牌’的客觀事實，導致有些干部在退休前放松了。”辛鳴說，“十八大以來查處的一批退休干部表明，只要在職一天，干部就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同時，黨委和紀委需要各自履行好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將對干部的監督管理貫徹始終，時刻警醒干部不要越線。”

　　對于干部退休后的行為，辛鳴認為，干部退居二線或全退后從事商業活動，難免會利用以前手中權力的延續影響力，會造成不公平競爭，擾亂市場經濟，因此必須嚴加規范。

　　其實，公務員法早就對干部退休行為作出規定。此外，2013年，中組部印發的《關于進一步規范黨政領導干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也明確規定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后3年內，不得到本人原任職務管轄的地區和業務范圍內的企業兼職（任職），也不得從事與原任職務管轄業務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干部只要一朝手握權力，就要一生敬畏權力。無論在職與否，都要筑牢心理防線。”周淑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