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張廣達先生近年來持續(xù)關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漢學研究在中、日、俄、法、美等不同國家 的轉型特色，其中對法國方面就以沙畹為例進行了深入剖析。在張先生看來，沙畹的最大貢獻可以歸結于一點：他以親自的踐行為當代漢學確立了專業(yè)規(guī)范 （professional standards），與當代同儕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將漢學這一專業(yè)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discipline）引上了現(xiàn)代學術研究的軌道。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漢學不再僅僅是西方傳教士、外交家等業(yè)余者的嗜好了。

        1814 年法蘭西學院創(chuàng)設“漢語和韃靼-滿語語言與文學”講座，是法國現(xiàn)代漢學建立的標志性事件，迄今已逾兩百周年；剛剛到來的2015年，又恰逢沙畹誕辰一百五十周年。澎湃新聞因而邀請張廣達先生就沙畹及其所代表的法國現(xiàn)代漢學形成之初的諸多特征做些介紹。

        訪談分上下兩篇，以下為下篇。

        張廣達：說起沙畹譯注的《史記》的獨特之處，首先，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視為西方學界整理中國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謹嚴精審之作。沙畹之前，翻譯中國史部著作的不是完全無人，例如，當年在布拉格求學的August Pfizmaier（1808-1887）就翻譯過中國正史八十卷，其中包括譯自《史記》的二十四卷，刊于《維也納科學院學報》。但是，明確地意識到迻譯史籍并不是單純地或泛泛地從事語言轉換，而需要參照近代歷史編纂學的范式，使之成為一樁嚴肅認真的學術建樹工作，無疑，沙畹的譯注《史記》乃其發(fā)軔之始。我們從這部譯注中看到，沙畹在批判性地處理《史記》譯文和注釋過程中，既吸收中外學者的創(chuàng)見，也指出西方某些漢學家譯文的欠缺和術語的謬誤。沙畹生前譯完《史記》的抱負因聲譽日隆而受到外務干擾，僅得完成《史記》前四十七卷的譯注，刊為五冊。但是，這五冊《史記》譯注體現(xiàn)了沙畹治學的嚴肅認真，經(jīng)受住了時間考驗，從其刊出的1895-1905年到今天，贏得的盛贊和美譽從未間斷，甚至被西方學界推崇為一部不朽的杰作（a monumental masterpiece）。1999年刊行的《劍橋中國古代史》一書，魯惟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合撰導言，在評價西方翻譯中國儒家經(jīng)典著作的理雅各等人的貢獻之后寫到，十九世紀西方的譯事以沙畹譯注《史記》而告一完美的終結，直到二十世紀末，與這些大家的譯著相比，西方譯本還鮮有出其右者。魯惟一、夏含夷繼而贊揚沙畹帶動西方漢學步入新階段，沙畹的勞作堪稱近代西方漢學最早、最大的開創(chuàng)性業(yè)績。

        論及沙畹譯注《史記》的獨特之處，再有一點是，沙畹將西方歷史哲學的思辨運用于《史記》的譯注。我們不可忘記，沙畹在高師期間主修的是哲學，我們前面說過，他和同學安德勒合譯康德《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合寫長篇導言。同樣，沙畹也如法炮制，為他的《史記》法文譯注本撰寫了長達兩百四十九頁的緒論（prolemegomena）。這篇緒論分五章，前言之后的第一章講《史記》的作者，第二章講漢武帝時代，第三章分門別類論述《史記》的資料，第四章論方法與批判，第五章講《史記》的際遇（fortune），最后是結語。從這篇緒論來看，沙畹雖然轉入了中國歷史研究，但他并沒有忘懷研究任何形而下的學問，都不可以忽略探討其形而上學的本原。人們所說的歷史，實際上分為實態(tài)（actuality）與表述（presentation）兩個層面，前者是歷史本身或本原，即德文中的die Geschichte，后者是史學撰述，即德文中的die Historie，亦即人為的陳述或描述歷史事實的文本或著作。康德和十九世紀的一些歷史哲學家明確地界定了兩者的不同，也提示出兩者之間長期存在著語詞錯合與意義混淆。關于die Geschichte和die Historie的區(qū)別和混淆，今天已經(jīng)逐漸成為人們的常識，Reinhart Koselleck 就在他主編的八卷本《歷史基本概念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t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 1975）第二卷中，親自撰寫了長達一百二十四頁的Geschichte, Historie 條目，做了極其詳盡的論述。但早在十九世紀末，沙畹已然運用這一哲學的思辨，察覺出來《史記》收錄的一些記載存在著明顯矛盾，這一矛盾就是：“那些古老的文本使我們能夠回溯到并不十分遙遠的過去，但后世的作者卻大膽地據(jù)以設想著洪荒遠古”，乃至于一些傳說在《詩經(jīng)》等文本中都找不到蛛絲馬跡。沙畹積極評價《史記》，稱之為“一塊去偽存真的試金石”，稱贊“司馬遷幫助我們辨識了真?zhèn)危铎`活現(xiàn)的三皇和盤古，其實出自后世作者的臆想”。

        另外，沙畹譯注《史記》的再一獨特之處是對《史記》中的史料種類和文本范疇做了批判性區(qū)分。沙畹在緒論開篇就將《史記》定性為存在兩千年的一部中國史書。到了結語部分，沙畹再次強調，我們將《史記》的成書看作是一樁事實（un fait）。《史記》之所以成書這一事實，真正原因是由于司馬遷先把不同時代不同來源的諸多類型史料匯成一雜纂（un mélange），再如下分解和使用這些材料（ces matériaux）：（一）他將他本人的見解與同時代人和前人的看法區(qū)別開來；（二）他對不同性質材料作出分門別類區(qū)處條理，而后組合之成為整體，賦以具體形式（la forme）。沙畹在這里使用的材料、形式等術語，令人不禁聯(lián)想到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的事物顯現(xiàn)“四因說”中的質料因、形式因。司馬遷通過他如同三棱鏡般的頭腦，對史料就其內容先做精心的選擇取舍，再加上他本人的“聞見之知”，組成了一幅呈現(xiàn)既往歷史的精巧鑲嵌細工畫（une mosa?que habile）。司馬遷的鑲嵌細工畫誠然不可能呈現(xiàn)完全契合古代活生生的現(xiàn)實，但《史記》作為史書，向我們展現(xiàn)了中國古代歷史對象（objets）和現(xiàn)象（phénomènes）的日益復雜化和擴大化。

        中國傳統(tǒng)史學編纂史上，章學誠（1738-1801）著作的再發(fā)現(xiàn)雖然為時很晚，但他的“六經(jīng)皆史”說甚有影響。章學誠之外，參考沙畹為《史記》譯注所寫的緒論來考察中國歷代史學文獻的構成過程也頗富教益。

        

        澎湃新聞：您說沙畹選擇譯注《史記·封禪書》著手，非常高明，是一舉多得的做法，能具體談談嗎？

        張廣達：對。沙畹只活了五十二歲，卻在諸多領域取得了具有開山意義的成就，這確實和他“治學得法”有關。王國維根據(jù)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xù)考》，逐步形成“二重證據(jù)法”；無獨有偶，沙畹譯注《史記·封禪書》，為了驗證《封禪書》的記載，檢驗譯注《史記·封禪書》的精確性，親自前往泰山考察，追究文獻記載的相關的考古學印證，也在實踐著他的一種“二重證據(jù)法”。

        沙畹的這一趟田野之行，導致《泰山》（Le T'ai Chan）與《兩漢時期的中國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兩部著作的產(chǎn)出，其中涉及的很多實物或遺跡今已不存，唯靠沙畹的這兩部記錄而保留下來。不僅如此，第一次田野踏察的經(jīng)驗，導致沙畹決定日后再度游歷泰山，并進而擴大實地踏察華北，以便對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做進一步驗證。這一實踐經(jīng)驗帶來兩點主要收獲：其一，促使沙畹超越中國的傳統(tǒng)史料概念，不斷擴充研究中國歷史的資料范疇也因此日益成為沙畹治學的特色；其二，沙畹越來越重視運用社會學的概念，他關于泰山及其相關民間信仰、民俗文化的研究具備了現(xiàn)代學術的諸多特色，迄今意義仍然不減。他對漢代石刻的處理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武梁祠，后人追溯學術史，就必然要追到沙畹這里來。也正是因為譯注《史記·封禪書》和撰述《泰山》一書，他引而申之，幾度易稿，完成了關于自古以來中國祭祀諸般社神的論文。

        

        澎湃新聞：那么沙畹的社會學眼光和知識是如何形成的呢？

        張廣達：談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及沙畹所處時代的另一股學術風潮。十九世紀末年，在馬克思、尼采、韋伯、弗洛伊德等現(xiàn)代批判大師或懷疑大師的影響下，歐洲歷史學和人文學科也在發(fā)生深刻變化。從十九世紀后半期，歐洲開始逐漸懷疑理性，厭倦科學實證主義。史學生態(tài)也在向另外一個方面演變：法國第三共和國前期是正宗史學的一統(tǒng)天下，這時候法國史學和德國史學一樣，開始出現(xiàn)轉向。史學研究的模式由于內在理路的推移和外在多科學術的影響而醞釀著變異，比如在德國，最突出的，就是蘭普萊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對蘭克史學提出異議，要求對政治事件所以發(fā)生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種種起因加以探索，主張歷史學應該研究包括社會組織和精神文化的各個方面；在法國，則是貝爾（Henri Berr，1863-1954）提倡結合哲學、史學、科學三者的綜合史研究（synthèse historique），主張歷史學的研究應將人類的政治、經(jīng)濟、法律、文化、藝術等諸多方面的活動融為一體，以彌補側重政治的史學偏頗。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巴黎高師開始成為涂爾干的社會學大本營。涂爾干是猶太人，在法國學界，猶太人的影響很深遠，人物也多。涂爾干和他的外甥Marcel Mauss（1872-1950）一道，把社會學運用到了人類學、歷史語言學等人文學科研究當中。這要比十九世紀初孔德所代表的社會學更跨進了一步。也就是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社會學、人類學、歷史語言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開始相繼浸潤史學領域，處在形成體系過程之中的闡釋學（hermeneutics）的方法論原則也開始被用于詮釋歷史文本。這些都成為沙畹進入中國研究的后期的知識背景。當然，沙畹所留下的史學著作還不是后來所謂的總體史學（histoire totale），總體史學在沙畹研究中國的時候還沒有成形，卻已經(jīng)有了若干征兆。了解這一點，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再后來以強調結構、長時段、地理因素、不同時態(tài)等為特征的年鑒學派的出現(xiàn)。

        澎湃新聞：沙畹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出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這與他從事的《史記》譯注工作存在怎樣的關系？他回國后主要開展了哪些研究工作呢？

        張廣達：1893年，二十八歲的沙畹奉招回國，繼承德理文的教席，就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與他學術上的創(chuàng)新當然有很大關系。但是也要注意，候選人有八位之多，他的當選并非毫無困難，而且遴選過程中，沙畹本人并不在法國，多靠印度學家富歇（Alfred A. Foucher，1865-1952）為他大力奔走。這也從另一方面透露給我們一點信息：沙畹當時周圍的許多學者，在各自專業(yè)領域皆是高手，學侶間通過協(xié)作而揚長補短，互相激發(fā)，彼此提攜，于是能夠跨越隔行如隔山的學科障礙而取得突出成績。沙畹這次回國后，就在自己的摯友、印度學家列維（Sylvain Lévi, 1863-1935）的鼓舞下，開始了漢文佛教文獻的研究，兩人的合作密切無間，取得多項成果，皆堪稱典范。

        也就在沙畹任教法蘭西學院期間， 英籍匈牙利裔考古學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開始多次組隊進入新疆、甘肅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的地理測量、考古與文物調查活動。1900-1901年第一次考察中國丹丹烏里克、尼雅等地，獲得漢晉簡牘和唐代文書。斯坦因完成考古調查任務之后著手撰寫考察報告時，都分別邀請各領域最權威的專家協(xié)助他考釋各種文字的文書。斯坦因把1901年第一次探險所得漢文木簡與文書實物送到沙畹面前，請求沙畹協(xié)助考釋。沙畹考釋的成果刊在斯坦因《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一書中。

        斯坦因看中沙畹，拜托他來考釋流沙墜簡，而且非他莫屬，這毫不偶然。在當時的歐洲，沙畹是擔此重任的不二人選。斯坦因后來又交給沙畹他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的大約兩千枚左右敦煌木簡，附帶也把他的助手蔣孝琬所做的初步錄文給了沙畹。沙畹使用放大鏡一一檢閱了這批木簡，淘汰了其中沒有用處的大部分。當沙畹著手分類處理有字木簡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蔣師爺?shù)匿浳暮懿萋剩谑巧愁抵缓妹銥槠潆y，重新一一審視木簡。為了識別疑難字，沙畹一遍遍地檢查木簡，從中找出有類似疑難字的木簡，以資比對。但他依然非常清醒自己沒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徹底清理這批材料，于是他1912年便將自己的手校樣書寄給了專業(yè)能力更強的羅振玉、王國維。羅、王二人仔細研究沙畹書后，決定按簡文內容和文書性質分類，重排簡牘的順序，改編沙書的內容，形成1914年在京都出版的名著《流沙墜簡》，也算一段學術因緣。當然沙畹自己的整理也有出版，即1913年牛津出版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fā)現(xiàn)的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書。

        

        澎湃新聞：研究中古史的學者都非常熟悉沙畹那本著名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這本書似乎也著手于這段時間？有著怎樣的寫作背景呢？

        張廣達：是的。1897年，沙畹寫了《景教和哈喇和林遺址碑銘》（Le nestorianisme et l'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該碑發(fā)現(xiàn)于蒙古鄂爾渾（Orkhon）流域。沙畹指出碑文所言慕阇弟子可能是摩尼教徒或者景教徒，并從佛典中找到了佐證。正是這個見解啟發(fā)了德韋理亞（Gabriel Devéria），進而論證《九姓回鶻可汗碑》所記載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摩尼教傳入回鶻的歷史，進一步補充了沙畹的研究。

        當時，俄國探察者在和林發(fā)現(xiàn)九姓回鶻可汗碑的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突厥時期的《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俄國皇家科學院需要掌握更多的歷史背景，以考釋這些突厥、回鶻碑銘。這時俄國皇家科學院就找到了中國的沈曾植、法國的沙畹。沙畹不負所望，交出來的，就是這本《西突厥史料》，1903年由俄國科學院刊行。沙畹編纂這本書，由于兼?zhèn)湎ＥD拉丁古典訓練和漢學訓練，視野遼闊，取材完備；他還基于審音勘同的原則，比定地名、人名，考證典章、制度；特別是末章論述東亞、北亞和西亞拜占庭帝國的交涉往來，高瞻遠矚，歷來為世人所嘆服。

        

        澎湃新聞：沙畹回國工作一段時間后，又一次到過中國，他二進中國和當時的具體學術研究課題有什么聯(lián)系嗎？

        張廣達：有的。說到這里，我們就能看出沙畹不僅學術課題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他再次來華考察也是為明確目標而來。由于此前和列維合作處理佛教文獻，他此次除了注意搜集碑銘石刻、民俗資料之外，也關注與佛教有關的遺跡。1907年，沙畹經(jīng)西伯利亞前往中國東北，他先到遼寧考察了清帝先陵，然后去鴨綠江畔看了高句麗《好大王碑》。后從北京動身，自天津沿運河南下，行經(jīng)泰安、曲阜、開封、洛陽，再西行至西安、乾州，來到沙畹一生與之保持心神感應（empathy）的司馬遷故鄉(xiāng)韓城，而后取道龍門，北上太原、五臺山、大同云岡等地，考察了冀、魯、豫、陜、晉五省。

        沙畹在此次行程中收購大批圖書，拍攝大批照片，獲得刻石拓片數(shù)以千計，甚至在開封一家書鋪，一口氣買下全部方志。他也沿路拜訪和結識了許多文人、官吏以及西方傳教士，比如太原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蘇慧廉（William Ed. Southill，1861-1935）。沙畹回國后，法國駐北京使節(jié)特別為沙畹此行而向清政府表示謝忱，并具體地向許多地方官員指名道謝。

        值得一提的是，沙畹這次考察來到北京時，在北京城墻根，巧遇在巴黎從他受業(yè)的俄國學生阿理克。阿理克注意民俗學，當時在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搜集資料，如《九九消寒圖》、楊柳青年畫等，因此，兩人得以同行數(shù)月。從阿理克刊行的旅行筆記中，我們能看到不少有關此次考察過程中不見于沙畹自己記錄的細節(jié)。

        這次考察的直接結果就是沙畹的四卷本《華北考古紀行》，計文字兩卷，相應大型圖譜兩卷。沙畹的這部著作是空前的，有關佛教洞窟的攝影早于日本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的集大成之作，內容還更為豐富。武梁祠，嵩山三闕，孝堂山、鞏縣石窟，劉村、焦城村的石雕石刻、龍門、云岡等著名石窟的影像皆在其中，同時還盡可能收錄、翻譯了相關的碑文與題記。由于泰山、龍門、云岡等處遺跡迄今多有損毀，沙畹留下的這批照片和記錄對于研究這些遺跡將永遠具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澎湃新聞：伯希和這個時候似乎也在中國西北考察，這與師徒二人后來合作譯注摩尼教文書有關系嗎？

        張廣達：沒錯。1907-1908年，沙畹在華北考察的同時，他的學生伯希和正在探查西域和敦煌，師徒二人，一東一西，基本上同時結束考察工作。伯希和這次在敦煌藏經(jīng)洞經(jīng)過仔細翻檢取走大量重要文書，但一個大漏就是那件后來入藏京師圖書館的摩尼教文書（后編號為北字8470）。1910年，由羅振玉（1866-1940）刊布在《國學叢刊》第二號上，刊布時因為不能確定教義的性質而稱之為《波斯教殘經(jīng)》。這一消息馬上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他立即撂下手頭數(shù)千件敦煌文書原卷的編目工作，急忙找到老師沙畹，一起著手翻譯和注釋這一抄件，他們對這件文書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歐洲學者，如G. Flügel、H. Pognon、Fr. Cumont等開始刊布有關摩尼教的基本文獻，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摩尼教作了文獻準備，但是對摩尼教的東傳完全沒有概念。突然，敦煌和吐魯番有了嶄新發(fā)現(xiàn)，這為中外學者研究摩尼教東傳及其在中亞和唐代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意料不到的證據(jù)。當?shù)聡疾礻犜谕卖敺鹊孬@得的文書送回柏林，研究工作立即提上日程。1911年，沙畹與伯希和撰《中國發(fā)現(xiàn)的一部摩尼教經(jīng)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將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摩尼教《殘經(jīng)》譯為法文并附以大量注釋，不少注釋中附有R. Gauthiot關于伊朗語學的注釋。這部譯注，文字疏證和教義考釋并重，學術水準在當時是超一流的，即便今天也令人稱賞，后來他們又于1913年合作考證有關摩尼教流行中國的歷史文獻記載，詳細勾勒了摩尼教東傳和在中國的傳播過程。這是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等同時代的中國學者不可能做得出來的。

        

        澎湃新聞：到此我們基本上回顧了沙畹一生學術成就的幾個方面，他于一戰(zhàn)前不久就去世了，那么就您看來，如何看待沙畹在現(xiàn)代法國乃至歐洲漢學學術史中的意義呢？

        張廣達：沙畹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一戰(zhàn)過程中身心俱疲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高強度的工作，同時還收容照料來自比利時的難民，加以戰(zhàn)時營養(yǎng)不良，眷念作為空軍飛行員戰(zhàn)斗于前線的兒子，終于1918年1月離世。今天看來，沙畹留下的大量著述不僅僅具有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意義，同時也具有社會學意義。沙畹雖然沒有在中國進行今天意義上的社會學或人類學調查，但是他的關懷和經(jīng)驗使得他注意到了中國的學術傳統(tǒng)、社會現(xiàn)實、周邊諸多民族和國家，以及應用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廣闊前景，可以說，從沙畹開始，現(xiàn)代社會科學才真正參與到了漢學研究當中。最能代表這方面成就的，可參看沙畹撰寫的《中國文學的社會角色》（1893）、《光緒皇帝》（1900）、《拳民（義和拳）會社》（1900）、《洪武皇帝的圣訓》（1903）、《中國對美德的旌表》（1904）、《評范·熱奈普的著述〈過渡儀式〉》（1909）、《中國人的道德觀念》（1917）等文章，每一篇都值得細細審讀。

        在西方，已有一批學者從沙畹首開其先的科學研究角度，繼續(xù)其開創(chuàng)的譯注《史記》的事業(yè)。目前《史記》已經(jīng)有了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 1910-1995）與同事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兒子小越特金（А. Р. Вяткин）共同完成的俄文全譯本（全帙九冊，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2-2010）；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持的英文全譯本當亦將告成。踵事增華，越來越多的學者就《史記》撰寫博士論文和專題論文，有不少精彩的研究。

        

        澎湃新聞：如果最后做一總結，您認為沙畹促成法國現(xiàn)代漢學轉型的主要原因何在？相比較來說，中國當時人文學術研究有哪些不同之處呢？

        張廣達：原因當然就是我們一開始談到的時代背景和學術環(huán)境，沙畹在此因緣際會中扮演了繼往開來的角色，關于這一點，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里就說得很好，“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xù)先哲將墜之業(yè)，為其讬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qū)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沙畹所做的，正在于“開拓學術之區(qū)宇，補前修所未逮”。

        另外一點呢，我就想到《荀子·勸學篇》有句話，“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這在沙畹身上表現(xiàn)得非常明顯。假若他不到中國來，不和中國學者接觸，不踏察泰山，不尋訪河北、山東、河南、陜西、山西，不參拜洛陽、龍門、西安、司馬遷出生地韓城、太原、云岡等地，不注意歐洲各國探險家對中國各地的考察、記錄和研究，他不可能具有那么開闊的視野；假若他不懂得“善假于物”的道理，他就不會注意運用西方學科自身的傳統(tǒng)和長處，例如西方哲學的思維方法和社會學的概念工具，那么，無待贅言，他不會有后來的成就。這到今天依然給我們很多啟發(fā)。

        學術發(fā)展并不是因為有了新的開發(fā)而過去就落伍了。實際上，我們看到，沙畹既注意傳統(tǒng)有用的東西，又措意于新的史料，并按新范式將新史料與學術傳統(tǒng)相結合。其實，其他領域又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Edmund Burke（1729-1797）在《法國大革命的思考》（1790）一書中說：“一個不善于保守者，不可能有效的創(chuàng)新。”保守的前提是著眼于有效的創(chuàng)新，而非抱殘守缺，這才是智慧真諦。史學研究也是這樣，我們在沙畹身上看到開創(chuàng)的敏感，看到“舊學與新知”、“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之間的互相激勵與發(fā)明。

        反觀中國，我認為1893年12月5日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發(fā)表的就職講演，題為《中國文學的社會角色》，今天依然值得重視。他認為，中國獨有一種文學，或譯作文獻，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如此普及，得益于它的書寫載體——漢字，漢字不僅比各種方言有更大的延展性，而且在被賦予道德教化的影響力之后使人們的思想符號化，成為塑造思維的形式和模具。沙畹充分肯定中國文學或文獻在維護中國大一統(tǒng)局面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中國文學和文獻構成一種傳統(tǒng)，使得中國人在培育后代上過于強調背誦。過猶不及，過分強調博聞強記，必然忽視獨立的理性思維。人們應付的現(xiàn)實在改變，但人們的思維定勢則是墨守圣賢、君主和祖宗的教訓，遇到問題總是求諸“經(jīng)典”，而不是自己動腦筋、想辦法。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必須注意沙畹早年的哲學訓練，我們今天把哲學當成一門專門的學科，但事實上，哲學和數(shù)學一樣，是所有學科的基礎，意在培養(yǎng)一個人基本的邏輯思維，而不僅僅是普及知識。沙畹這篇演講發(fā)表近十年后，梁啟超發(fā)表了《新史學》，批判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弊病，兩者之間的同與異，值得我們去仔細體會。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