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陳橋驛先生出生于浙江紹興，祖父陳質夫是清末舉人，孫伏園、陳建功都是他的學生。陳家藏書豐富，陳橋驛幼時即從祖父那里聽《水經注》的故事，而后幾十年專注酈學?！拔母铩睍r期，陳橋驛遭受批判，仍心心念念于他的《水經注》研究。

        陳橋驛在《我讀〈水經注〉的經歷》一文中即講述了這些故事。在此，編者節選部分文字，聊以紀念。本文原載《書林》1980年第三期，后收入《治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又見《水經注論叢》（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標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

緣起兒時，聽祖父講《水經注》的異聞故事       

        在我還是孩提的時候，每當夏夜納涼，最饒有趣味的事，就是聽祖父講故事，講了一個，再要一個，每晚都糾纏不休。我祖父是個老學究，酷愛孫子，真是有求必應。我不知道他哪里來這么多故事。有許多故事，是我長期不會忘記的。

        例如，他講到我家北面的一座小山，他說：越王勾踐殺死了有功勞的大夫文種，把他葬在這座山上，過了一年，那個同樣很有功勞而被吳王夫差殺死的伍子胥就來把他帶走，一同當了潮神。又如他講到我家南面的一座小山，他說：這座山原來在山東東武縣海中，忽然飛到這里，還有好幾百家壓在山底下呢。

        祖父的書房里堆滿了線裝書，但是每當我糾纏他講故事之時，我看他總是拿出一疊小本子的書翻閱一回，在我幼稚的腦袋里，至少已經懂得，他所講的那些娓娓動聽的故事，必然與這些小本子有關。因此，在他書房里的許多書本之中，對于這一疊小本子，我從小就懷著一種既尊敬又神秘的感覺。

        由于家庭的影響，我在小學三四年級的時候，就能讀一點文言文了，到這時才知道這一疊使我肅然起敬的小本子，原來是一部巾箱本的《水經注》。原來使我十分神秘的，這些書上竟然寫了我家附近的故事，到這時才知道，葬著文種的“重山”和從東武縣飛來的“怪山”，都不過是其中一篇《漸江水注》中的記載。

        年齒稍長以后，看到了任松如編的《水經注異聞錄》，從《水經注》抄出的諸如“重山”、“怪山”一類的異聞超過四百處，難怪我祖父只要翻動幾頁，就可以講出許多引人入勝的故事。不過當時我對這類異聞已經不感興趣，而開始十分喜愛此書中的豐富語言和生動文字。的確，自古以來，記載山川風景的文章車載斗量，但以語言的豐富和文字的生動而論，實在沒有超過《水經注》的。

“文革”浩劫：膽大包天，傾全家之力抄錄《水經注》筆記

        1966年以前，陳橋驛先生關于《水經注》的研究已經積累了幾千張卡片和十幾本筆記，“文革”中，它們都未能幸免于難。（編者注）

        但在這場幾乎斷送我們黨和國家的浩劫中，我的《水經注》研究也同樣不能幸免。我是這場災難一開始的所謂“橫掃一切”中的第一批受害人之一，在那張作為災難訊號的北京大學大字報披露后不到三天，大量大字報就像毒箭一樣地射滿了我的全身，這中間當然少不了對我研究《水經注》的攻擊。我在1964年發表的《水經注的地理學資料與地理學方法》一文中，曾經引用劉繼莊稱譽此書的“宇宙未有之奇書”一語，這話就成為我反對毛主席著作的極大罪證。接著就是掛牌、示眾、抄家……我的幾千張卡片，就在第一次抄家中被全部取走。

        這樣鬧了兩個月，接著來了“大串連”，以后，打擊的矛頭又轉向“走資派”。我除了白天勞動或在牛棚里寫“檢查”外，晚上可以回家。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再度振作精神，利用劫后幸存的《水經注》和其他書籍，特別是那十幾本多年心血的筆記，每天晚上仍然孜孜不倦地搞我的《水經注》研究。而且我又發現，我有一部未被抄走的巾箱本《合校水經注》，其大小剛剛可以套入當時人人必帶的那本“紅寶書”的塑料封面。一次套入兩冊，其厚薄也大致相當。我本來是個膽小的人，也不知是在什么力量的驅使下，居然“膽大包天”，天天隨帶這種偽裝的“紅寶書”，在牛棚里閱讀起來。盡管當時牛棚中只有系主任和我兩個“牛鬼”，監視也不很嚴，但這畢竟是十分冒險的行動，一旦被察覺，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1968年4月“清隊”開始以后，形勢又陡然緊張起來，我的妻子有鑒于幾千張的損失，就設法把十幾本筆記轉移到蕭山，但蕭山也同樣有林彪和“四人幫”爪牙，同樣有那些對學術、文化嫉惡如仇的人。盡管為我們保藏筆記的蕭山朋友行動迅速，——發現事情暴露，立刻把它們送回杭州。但蕭山的“造反派”隨即趕到，于1968年6月30日對我進行了聯合“提審”，勒令我交出罪證——《水經注》筆記。由我妻子出面推說放到了鄉下為由，總算展限五天。

        這五天之中，我們全家進行了一場冒險的奮斗。白天，我必須出去勞動改造。晚上，全家出動抄錄，在用黑布罩住的昏暗燈光下，盡最大努力，通宵達旦地要把幾十萬字的筆記留下一個底本。我的妻子和兩個女兒，對此當然能夠勝任。我的現在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數學的大兒子，當時還只有十四歲，對于我寫的行書，認起來實在相當困難，但是也堅持著邊問邊抄；我的現在正在亞利桑那大學研究天文學的小兒子，當時還只有十一歲，不能擔任抄寫工作，但也自告奮勇地熬著夜在屋前屋后放哨，以防突然襲擊。這樣，在我于五天后拿著這十幾本本子忍痛上交時，總算已經錄出了一個潦草不堪的底本。我隨即于1968年8月被關進晚上也不得回家的牛棚，我的妻子立即把這本底本送到永康縣友人處保藏，直到我于1969年底從牛棚出來以后，這個底本也從永康回到了杭州。雖然條件仍然艱苦，形勢也仍然險惡，但我畢竟又可悄悄地讀我愛讀的《水經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