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揭開了改革開放的大幕，中國由此踏上了高速發展的快車道。作為改革開放排頭兵、創新發展先行者，上海承載著非凡的使命，彰顯著特殊的擔當。那么“排頭兵、先行者”的定位是怎么來的？上海又是如何做的？請跟隨我們的鏡頭，一起來看看“排頭兵、先行者”的擔當之路。

第四集：“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變

主持人：現在，我們要辦理各種公共事務，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去社區事務受理中心。這一現象背后，其實蘊含了一場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從“單位人”到“社會人”的深刻社會轉型。

改革開放前，單位幾乎包攬了大部分社會職能。改革開放后，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單位體制漸趨弱化，社會事務重新分解并回歸社會，出現了許多政府行政職能無法涵蓋的新領域，以及行政化方式不適合處理的公共事務與社會需求。

彭勃（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改革開放以來，上海是全國最早探索社會組織專業化、法治化、社會化道路的地區之一。1996年在浦東建成的羅山市民會館，它由政府和基金會共同投資，由街道與社會組織合作并由該社會組織獨立管理。羅山市民會館的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委托管理模式，拉開了我國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的序幕。各類社會組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公共事務的治理體系中，逐漸形成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和合作共治格局。

主持人：城市發展“為了誰”，這是一個根本性問題。在社會主義中國，答案毫無疑問是：人民。成為全國民生發展的排頭兵和先行者，是上海當好“排頭兵、先行者”的題中應有之義。

曾經，上海有80萬個馬桶，80萬個煤球爐，公交車上每平方米能站12個人，一家5口擠在14平方米的房間。“大上海，小蝸居”成為當時上海市民居住情況的真實寫照。

任遠（復旦大學教授）：改革開放以來，上海的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進步，逐步恢復成為東亞具有領先地位的巨型城市，并且確定了繼續成長為卓越的全球城市的發展目標。從1978年到2015年，人均GDP從2500元（人民幣）左右，增加到10萬元（人民幣）左右，大約增長了40倍；6歲以上的人群平均受教育年數，約從7年增加到了11年；人均預期壽命從73歲增長到了83歲。由此可見，上海的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

主持人：隨著浦東新區的開放，上海對人才的需求量大幅提升。同時為了鼓勵外省市單位和個人或境外人士在滬購房，1994年2月上海推出“藍印戶口”政策。

任遠：上海自古以來就是移民城市，有著海納百川的城市精神。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大量人口遷移流動，上海也較早開始了戶籍政策改革。例如，在上世紀90年代實行的“藍印戶口”政策，就是我國戶籍制度較早的改革創新。上海也是我國最早開始實施居住證制度改革的地區。從2009年開始，上海實行戶籍新政，推動居住證落戶制度的改革。可以說上海的戶籍政策一直在進行著改革探索，其間也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具體特點有所波動。當前上海也在繼續推動著超大城市和城市群的戶籍制度和政策的改革與實踐。

主持人：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經濟的轉型和社會的轉軌，傳統的一級政府管理模式越來越難適應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如何通過開展城市管理體制改革，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上海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1996年，上海提出“兩級政府、三級管理”的城區管理體制，并率先探索“以塊為主、條塊結合”的社區新體制，進一步擴充街道人財事權，并率先建設社區事務受理服務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社區文化活動中心為核心的社區基本公共服務體系，積極推行標準化建設。

彭勃：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的轉變是一場影響深遠的變革。這意味著原先高度集中的管理權力開始分化與下放。由此帶來的一個深刻變化就是，城市基層從過去政府為主導的“管理”逐步轉變為共同參與的“治理”格局。

主持人：實踐證明，在民生領域的持續投入不僅沒有成為上海的負擔和壓力，還轉化成城市優勢和吸引力。同時上海在民生和社會治理領域的探索和創新，也為中國的城市治理現代化積累了經驗、提供了樣本。

（原題為《為什么是上海Ⅲ④｜“單位人”到“社會人”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