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8日，金門戰斗逐漸平息，胡璉因率第12兵團馳援而聲名鵲起，甚至被人認為拯救了風雨飄搖的國民黨政權。而一個多月后的12月9日，又是胡璉率第235師在四川起義。這不是小說家編造的橋段或讓人腦洞大開的黑歷史，而是切切實實發生過的事情，因為這兩個胡璉——他們不是同一個人。

他們不是同一個人

        是的，國民黨軍隊中有兩個胡璉。一位是陜西華縣人，抗戰時血戰羅店、石牌，內戰時死守南麻，又在雙堆集九死一生，是黃埔四期生中最著名的將軍之一，日后官拜上將之尊。另一位是湖南澧縣人，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五期，他作為副師長和師長潘清洲一起率部起義后，便在歷史洪流中銷聲匿跡。

        

        這樣的事情雖然稍顯獵奇，但在國共兩軍中都不罕見。

        在1927年廣州暴動的史料中，有一封《給朱斌的信——關于廣州暴動的情形和脫險經過》格外引人注目，因為作者署名“陳賡”。信中談到自己擔任紅軍指揮部的副官，還曾督隊擊潰李福林部的進攻，在起義失敗后僥幸脫險，“一俟稍事休息，仍請選派工作，以便努力黨事，奮斗殺敵”，還多次提及“本校”、“非我同學”的字眼。乍一看，作者應該就是畢業于黃埔軍校第一期的陳賡大將，聯想到他參加南昌暴動后隨軍轉戰到潮汕，進入廣州暴動指揮部工作似乎順理成章。但他能參與1927年中共三大暴動中的其中兩次，實屬傳奇，仔細琢磨，卻全然不是一回事。

        寫信的陳賡說他“前在二十四師任連長職，二次北伐負傷，傷痊后去廣州，四軍任賡為該部副官”，葉挺的第24師雖然參加南昌暴動，但這位連長顯然在此前已經負傷離開。而據陳賡大將的自傳和回憶，南昌暴動時他在賀龍第20軍第3師當營長，在會昌戰斗中“負重傷，幾瀕于死”，之后“潮汕戰挫，歷盡艱險潛入上海，傷愈，即參加上海秘密工作”，并未到過廣州。

        顯然，兩次暴動各有一位陳賡。大將陳賡聲名赫赫且有自傳存世，對分清“兩個陳賡”很有幫助。關于廣州暴動的著作中，提及副官陳賡時，往往能注明“與陳賡大將同名”。但對其他相對冷門的同名歷史人物，就難免鬧出讓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西安事變后死難的蔣斌將軍便是其中一例。

        

        蔣斌是西安事變時“西北剿總”的交通處中將處長，之后在“二二事變”中被東北軍少壯派殺害。近年來，隨著對西安事變研究的深入，關于蔣斌的生平記敘也多了起來，這些著作往往如此描述他的一生：

        蔣斌，字乃時，福建長樂人，煙臺海軍學校駕駛班第二屆畢業后在海軍服務，官至“永績”艦艦長，因“一直贊同、支持孫中山革命主張……不滿受控于混戰中的軍閥統治”，而由海軍轉向陸軍，考入保定軍校第六期學習，并在軍校畢業后成為張學良的部下，為東北軍無線電事業的發展作出了特殊貢獻。

        這類記載為數眾多又繪聲繪色，初看并無不妥。但如果細究，特別是梳理學籍和任免記錄后，卻會驚訝地發現，這里的蔣斌其實是兩個人。一個在煙臺海校求學，長期在海軍服務；一個在保定軍校學習，之后在各派陸軍中沉浮。

        由于他倆同名，又同是福建閩侯人，當年就時常被混為一談。海軍的蔣斌曾向海軍部提交申請，改名“蔣彬”，但在陸軍的蔣斌遇害之后又改了回來。可惜，并沒有多少蔣斌傳記的作者注意到這位1946年退役后在上海安度晚年的老人。

        兩位蔣斌因重名“海陸一體”，還有兩位謝彬則因重名變成“文武全才”。其中文人謝彬是湖南衡陽人，曾任中華書局特約編輯、湖南大學教授，編寫過《國民政黨史》、《中國郵電航空史》、《新疆游記》等書；武夫謝彬是貴州銅仁人，曾任國軍第85師師長，圍剿紅軍時作戰失利被俘，被日后的開國上將賀炳炎揮刀砍了頭。不少紀實文學將兩者混為一談，將“文”謝彬的著作列于“武”謝彬名下，以佐證“謝彬是國民黨儒將”并借題發揮唏噓一番，用以填充字數。

        

重名也能涇渭分明

        有重名者被“合體”的實例，當然少不了反過來的情況。由紅軍“投敵叛變革命”的楊遇春，在一些工具書上便成為兩個人：一位是“歷任紅軍模范少先師師長、紅35師師長”的紅軍指戰員，另一位則是擔任廬山游擊指揮官和交通警察第3旅旅長的國民黨將領。

        其實，同名的軍政人物，哪怕活躍在同一時期，如果分屬陣營完全不同、活動地域距離較遠，還是能分得清清楚楚的。

        龍云，貴州錦屏人，曾任紅軍的團長和師長。1934年在與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負傷被俘，一年后遇害。劉英，江西瑞金人，曾任紅軍的師政委和軍團政委。抗日戰爭爆發后，任新四軍第1支隊參謀長、浙江臨時省委書記等職。1942年被國民黨軍隊逮捕后犧牲。

        

        而在國民黨陣營中的龍云，自不必多說，云南昭通人，滇軍首領。劉英，江西贛縣人，官至少將師長。這兩位“龍云”和“劉英”都是能夠分清楚的。只是不知道國軍的龍云和劉英閱覽報章，發現自己的名字赫然位于被“槍決”之列，會作何感想。

        同樣，當國軍的少將整編旅長李達（浙江新昌人）在瓦子街被解放軍宣布擊斃后，時任中原野戰軍參謀長的李達（陜西眉縣人，開國上將）看到己方戰報后又會有什么想法呢？這件事情，研究哲學的中共一大代表、武漢大學教授李達也許可以給他一點開悟吧。

        

        更有意思的是抗戰時期的“胡冠軍”，他們一個是沈陽籍的國軍少將師長，一個是上海籍的偽軍上校團長，重名也就罷了，偏偏彼此防區十分接近，經常發生戰斗。兩軍開打時，經常把部屬給弄迷糊，這到底是誰在打誰呢？不僅如此，就連友軍也糊涂，這“胡冠軍”到底是哪邊的？是真有偽軍呢，還是胡冠軍叛變了？更讓人想不明白的是，這兩位在此情況下竟然還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直堅持使用原名到最后。

        在北洋政府時代，有三位軍官都叫張作霖。其一是雄踞東北后來在皇姑屯被日軍陰謀炸死的東北王，其二在鄂軍做到少校副官，其三在保定軍校做到上尉連長。總算后兩位都不出名，要是成功上位的話，不知道日后的文史小清新們會給張學良編排出幾個爸爸。

改個名字不稀奇

        兩個重名的人碰到一起，在工作、生活上都會很不方便，總有一位需要改名。曾任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長的陳沂，原名佘萬能，參加中共后一直以筆名“陳毅”行事，真名反而沒有幾個人知道。抗戰中期他到山東擔任魯西日報社社長、中共山東分局宣傳部長，為了與新四軍代軍長陳毅區分開，便將名字改為陳沂，一直用到去世。但陳毅軍長本人不以為然，曾對陳沂說：“同名有什么不好？俄國不是有大托爾斯泰、小托爾斯泰嗎？咱們就不能有個大陳毅、小陳毅！”“沂”、“毅”雖然字形不同，但發音相近，黨內還是有不少人對他倆以“大小陳毅”相稱。

        

        這是因為與自己人重名而改名的，還有因為與敵人重名而改的。開國中將劉昌毅的原名是劉昌義，有一次戰斗后審問俘虜時，他問對方指揮官是誰，回答是“劉昌義”，未來的劉中將大怒，“我是劉昌義，他怎么叫劉昌義”，又聽說那位劉昌義竟然還當過漢奸，于是怒而改名為劉昌毅以示區別。

        

        早在北洋時期，軍人重名的現象十分嚴重，名列官方任免記錄的“張得勝”就有十多位，這些“張得勝”們如果沒能查到明確的生卒、籍貫、學歷，根本分不清彼此。再如廣東軍官黃金福被政府晉授陸軍步兵少校后，直隸軍官黃金福也得到同僚接連不斷的祝賀，由于兩人當時職務官階都差不多，直隸黃金福自己都將信將疑起來，后來才發現全是誤會。

        有鑒于此，國民政府定鼎南京、開始建設軍隊時，就著力改變這一現象。1934年6月頒布《陸軍軍官佐任官暫行條例施行細則》后，規定現役軍人不得重名。如果重名，則由資淺或職低者改名，以此方式來逐步杜絕烏龍現象。著名將領黃百韜、張雪中等人，都是重名之后奉命改名的實例。

        但是由于國民政府名下軍隊數量龐大，派系龐雜，管理上各行其是，難免會出現漏網之魚。比如中央軍有新編第6軍中將軍長李濤，晉綏軍則有中將高級參謀李濤。中央軍第87師有一任師長叫黃炎，但還有一位姓黃名炎者擔任獨立第6旅旅長。

        

        張作霖時代的東北陸軍第18師名不見經傳，但當代人翻閱該師軍官名單時一定不會感到陌生，因為這里有第74軍兩任軍長王耀武和張靈甫（后者還保留著張鐘麟的原名），也有敢于“亮劍”的李云龍，甚至還有“天王”劉德華和“非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筆者當年抄錄文獻至此，也不禁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