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疆有位牧民，與朋友到阿勒泰地區的青河縣“合伙探金”，結果撞了大運，一日“他像往常一樣在青河縣境內一處礦區轉悠，突然看到地面上裸露著一塊黃燦燦的東西”，撿回家才知道這是一塊極貴重的“狗頭金”，重量接近8公斤，是迄今為止在新疆發現的最大一塊“狗頭金”。

        但這位牧民且慢高興，因為有律師跳出來說，應該組織專家對金塊“進行鑒定，確定是否屬于天然礦產或文物；如果屬于礦產或文物，則需要上繳國家”。我知道，中國的《礦產資源法》與《文物保護法》確實規定“地表或者地下的礦產資源”與“境內地下、內水和領海中遺存的一切文物”歸國家所有。但牧民撿到的“狗頭金”基本上可以確定不屬于文物；那么它算不算“礦產資源”呢？我認為也不能算，因為“礦產資源”顯然指復數的礦藏，而非單個一塊石頭。

        還有一名“法理學學者”大約根據《民法通則》的條文，也認為這塊“狗頭金”當屬國家所有，“因為發現、得到于國家的土地之上，其所有權關系應當是明晰的，并非必然的誰發現就應當歸誰”。《民法通則》確實有這么一條規定：“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歸國家所有。接收單位應當對上繳的單位或者個人，給予表揚或者物質獎勵。”所謂“隱藏物”，即不易被發現、隱蔽的財物，將“狗頭金”納入“隱藏物”，大致是說得通的。然而，現行《民法通則》將無主物收歸國有的規定，是否符合現代國家通行的物權通例呢？又是否符合中國傳統的民法精神？ 

宋朝法律如何規定“埋藏物”的歸屬

        讓我們假設，如果宋朝人發現了一塊“狗頭金”，當時的法律又是如何劃定它的物權歸屬的呢？

        宋朝的文獻資料中不乏發現“狗頭金”的記錄，如周密的《齊東野語》記載說，北宋政和年間，“長沙、益陽山溪，流出生金數百斤，其間大者一塊至重四十九斤”。山溪流出“狗頭金”，被當時的地方官當成“祥瑞”，獻給朝廷。不過這塊“狗頭金”為何人發現，又如何到了官府手里，《齊東野語》并未交待清楚。不過，按照宋朝的立法，我們有理由相信，平民如果是在公地或自家田宅發現“狗頭金”，它毫無疑問將歸發現人所有，官府可以出資購買，但不得無償征收。

        今日《民法通則》中的所謂“埋藏物、隱藏物”，宋人稱之為“宿藏物”。《宋刑統》與《宋令》都非常明確、細致地劃分了“宿藏物”的物權歸屬。請允許我將相關法律條文抄錄下來——

        一、“諸官地內得宿藏物者，聽收”；

        二、“凡人于他人地內得宿藏物者，依令合與地主中分；若有隱而不送，計應合還主之分坐贓論減三等罪，止徒一年半”；

        三、“藏在地中，非可預見，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見住、見佃人為主，若作人（即發現人）及耕犁人得者，合與佃、住之主中分”；

        四、“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與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不合得分”；

        五、“得古器鍾鼎之類形制異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隱而不送者，即準所得之器坐贓論減三等”。

        這些條款見于《宋刑統》，《宋令》也有類似立法：“凡于官地得宿藏物者，皆入得人；于他人私地得，與地主中分之；若得古器形制異者，悉送官，酬直。”

        根據上面援引的法律條文及宋人的立法精神，我們可以確知，在宋代，一件被發現的“宿藏物”應當歸誰所有，將取決于這件“宿藏物”的所在地點，以及它是否屬于“古器鍾鼎之類”、“形制異于常”的珍稀文物。

        ——如果平民在自己的土地、住宅或者公共田宅中發現了“宿藏物”，那么“宿藏物”的物權將歸發現人所有；

        ——如果在他人的田宅發現“宿藏物”，則“宿藏物”的物權由發現人與業主均分，倘若發現人不歸還業主應得的那部分收益，則按盜竊罪減三等論罪，以發現人應交還業主的那部分收益計贓；

        ——如果在已經租賃出去的公地、官宅發現了“宿藏物”，則由發現人與承租人均分“宿藏物”；

        ——如果發現“宿藏物”的田宅乃承租自私人，由發現人與業主共同享有“宿藏物”所有權，承租人如果在發現“宿藏物”的過程中未出功力，將無權參與分配。

        ——如果發現的“宿藏物”是珍稀文物，則必須報官，當然官府不能無償征收這件“宿藏物”，而是要按“宿藏物”的估價掏錢購買，發現人如果“隱而不送”，同樣按盜竊罪減三等論罪，以發現人得到的“宿藏物”價值計贓。

        可以看出來，宋朝政府對于“宿藏物”物權歸屬的立法，采取了“先占取得”的原則，承認并保護發現人的物權，同時兼顧“宿藏物”所在地的業主的權利，政府不與民爭利，即使出于保護珍稀文物之目的，要求“得古器形制異者，悉送官”，政府也要向發現人支付價錢。        

在洛陽買房補交“掘錢”

        由于國家法律承認并保護“宿藏物”發現人的權利，宋朝洛陽形成了一個非常獨特的住宅交易慣例：“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凡未經挖掘的宅第，如果你想盤買下來，業主會要求你補償一筆“掘錢”。為什么？原來洛陽為前朝古都，居住者非富即貴，“地內多宿藏”，往往一挖就能挖出不知什么年代什么人埋下的財物。

        曾有一位姓張的宰相，“以數千緡買洛大第”，價錢都談好了，但賣家臨時又提出要加“掘錢”千余緡，否則房子就不賣了。張宰相對這宅第志在必得，只好同意多掏這筆“掘錢”。大家都認為張宰相太傻，被宰了，花了冤枉錢。誰知張宰相在翻修宅第時，真的從地下挖出一個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為花鳥異形，頂有緣字二十余，書法古怪，無人能讀”。打開石匣，里面有“狗頭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第之直”，“不差一錢”。換言之，張宰相白得了一套宅子。

        這一故事記錄在沈括的《夢溪筆談》。沈括記載此事，本意是想表達一種“數已前定”的宿命論。但我們不妨從社會史的視角來解讀這個故事：如果宋朝法律不承認發現人對于“宿藏物”的所有權，張宰相挖到的金子能合法地賣出去嗎？洛陽能形成“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的交易慣例嗎？顯然不可能。因為你挖到的財物如果悉數被政府收為國有，必不可能影響房產交易的價格。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宋朝關于“宿藏物”所有權的立法，繼承自唐朝法律，只是比唐朝立法更為詳盡。《唐律疏議》規定：“凡人于他人地內得宿藏物者，依令合與地主中分”；“得古器、鐘鼎之類，形制異于常者，依令送官酬直”。《唐令》亦規定：“諸官地內得宿藏物者，聽收；他人地內得者，與地主中分之；即古器形制異者，悉送官酬其值。”可見物權立法在中國其實源遠流長，許多人認為中華法系沒有民事立法傳統，顯然是偏見、成見。

        明王朝對“宿藏物”的物權立法，出現了退化，《大明律》規定：“若于官私地內掘得埋藏之物者，并聽收用。若有古器鐘鼎符印異常之物，限三十日送官，違者杖八十，其物入官。”法律不再區分“宿藏物”所在地的產權區別，一概將“宿藏物”歸發現人所有，顯得比較粗糙；而“古器鐘鼎符印異常之物”，則沒收入官，不再向發現人支付價錢。不過，明清法律對“宿藏物”物權歸屬的劃定，大體上還是遵循“先占取得”的古老慣例。        

“先占取得”原則的西方法律淵源

        當今絕大多數國家關于“無主物”所有權取得的民事立法，也都采用“先占取得”的原則，比如德國的《民法典》規定，“每一個自主占有人都可以先占無主動產”，“發現因長期埋藏而不能查明其所有權人的物，并因發現而占有該物時，其所有權的一半歸屬于發現人，另一半歸屬于寶藏埋藏所在地的物的所有權人”。這樣的法律條文與立法精神，跟我們前面引用的宋朝律法幾乎如出一轍。

        “先占取得”的物權原則，在西方也有著古老的法律淵源，古羅馬法就是這么規定的：“某人在自己的地方發現的財寶，被尊為神的阿德里亞奴斯遵循自然平衡，把它授予發現人。如果它是某人在圣地或安魂地偶然發現的，他作了同樣的規定。但如果它是某人在并非致力于這一業務，而是出于意外的情況下在他人的地方發現的，他將一半授予土地所有人。”

        古今中外的法律都對“宿藏物”歸屬權作出了類似的劃分，并不是偶然。從法理上來說，無主物所有權的“先占取得”原則，乃是對人的自然權利的承認。所謂無主物，我們視其為造物主給予人類的恩賜，人類獲得造物主的恩賜，自古便以“先占先有”為通則。

        中國現行的《民法通則》不承認無主物所有權的“先占取得”原則，將“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隱藏物”確定為“歸國家所有”，只是通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對“埋藏物、隱藏物”發現人的權利作出有限的保護：“公民、法人對于挖掘、發現的埋藏物、隱藏物，如果能夠證明屬其所有，而且根據現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歸其所有的，應當予以保護。”如果你證明不了你發現的“埋藏物、隱藏物”產權屬于自家，對不起，它只能上繳給國家。

        由于法律沒有明確認可無主物的“先占取得”原則，于是，當有人撿到價值不菲的“狗頭金”，或者挖出價值連城的烏木時，總是要引發“歸誰所有”的爭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