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的谷歌翻譯應用據說實現了實時翻譯，也許在不久的未來，巴別塔的魔咒就將被解除，語言將不再是人類交流的壁壘，人們也不必擔心因翻譯上的失誤發生困擾，甚至能改變歷史進程。

        在這一切美好的愿望成為現實之前，BBC文化頻道回顧了歷史上最嚴重的幾次翻譯失誤，包括19世紀天文學家在火星上發現智慧生命，還有美國總統在公開演說中的“挑逗”言論。

火星上有生命？

        當意大利天文學家喬范尼·夏帕雷利（Giovanni Virginio Schiaparelli ）在1877年開始測繪火星時，他一定沒有料想到自己在無意中觸發了科幻小說的新篇章。

        這位在米蘭布雷拉天文臺供職了40余年的科學家將火星上的明暗區域分別命名為“海洋”和“大陸”。1877年的火星大沖中，夏帕雷利觀察到一種特征Canali，在意大利語中意為“水道”，他指的是行星表面的天然面貌。不幸的是，在將其翻譯至英語的過程中這個詞被譯為“運河”，即人工開挖的結構，自此開啟了人們堅定火星上存在智慧生命體的信念。

        出于對“運河”存在的堅定信念，美國天文學家帕西瓦爾·羅威爾（ Percival Lowell）在1894至1895年間繪制了上百幅圖片。在接下來的20年間，他又出版了三本關于火星的書籍，還配以豐富的插圖證明這顆紅色行星上的確存在一群高智商的“工程師”，并實施了用于溝通水運的建設工程。

        羅威爾的理論還啟發了一系列科幻小說的誕生。

        在1897年開始連載的《地球爭霸戰》（The War of the Worlds）中，作者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Wells）描述了一群面臨生存危機的火星人進攻地球的故事，并就此開創了科幻小說新的子類型。埃德加·賴斯·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于1917年發表的科幻小說《火星公主》（ A Princess of Mars）同樣將主題對準岌岌可危的火星文明，小說對火星的描述還沿用了夏帕雷利對于這顆星球的一些命名。

        火星上的人工運河漸漸被證實只是語言錯譯和狂熱想象的產物，天文學家現在普遍認同火星表面并不存在任何運河。根據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的報告，“火星表面呈十字形交錯的線條只是人們慣于以圖形賦予視覺一種形式，這種圖形可能并不存在。比如當看見一堆模糊的暗點時，眼睛傾向于將他們連成直線。”        

        要說吸引觀眾的注意力，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是個中“高手”。1977年，在其任職美國總統期間，他訪問波蘭并發表演說，不過演說內容頗為聳動，堂堂美國總統竟公然表示對當時還是社會主義的波蘭有濃厚的“性”趣，至少，他的翻譯是這么說的。事實上，卡特的原意是他熱切希望了解波蘭人民對于“未來的渴求”。

        不過在那次演說中，卡特不止一次被這位翻譯官“坑”了，根據《時代》雜志的報道，他將總統一句簡單的“今早我離開美國”翻譯成了“我離開了美國，將永不再返！”甚至是一句稀疏平常的“我很高興能來到波蘭”在翻譯官的口中也變成“他很高興能抓住波蘭的私處”。

        在隨后的國宴祝酒時，不出所料，卡特另請了一位翻譯，但他的倒霉勁兒顯然還沒過。在說完第一句話后，他有意識地停頓一下等待翻譯，不過等來的卻是一片寂靜。他只好接著說下一句，還是寂靜。原來新的翻譯無法理解總統的英語，只好用緘默來應對。卡特的波蘭之行尚未結束，這位背運的美國總統已經成為許多坊間笑話的主人公了。        

        一個翻譯失誤，曾讓冷戰升級。1956年，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在位于莫斯科的波蘭駐俄領事館接見西方來使時的一句話，被錯譯成了“我們將埋葬你們！”隨即這句惡狠狠的言論出現在了各大雜志封面和報紙頭條，讓原本就不佳的蘇聯和西方的關系進一步跌入谷底。

        事實上,他這句話更準確的翻譯應是“當你被埋葬時,我們會在場 （We will dig you in）”。這句話在蘇聯很常用，赫魯曉夫的本意是“我們會比你們活得長久”。 他意指共產主義將從資本主義內部摧毀它，因而比資本主義更長久。

        他還援引了《共產黨宣言》中的一句話，“資產階級產生了自己的掘墓人。”這當然不是這位前蘇聯領導人發表過最平和無害的言論，但也絕非挑釁反共主義者的武力恫嚇，也無意激起美國人發起核攻擊的心思。但由于美國《時代》周刊的錯譯，美國人以為赫魯曉夫要用核彈埋葬他們。整整3年，他沒有澄清這句話。蘇聯咄咄逼人，發射衛星和洲際導彈，美國也大搞太空、導彈研究。

        1963年在南斯拉夫的一次演說中，赫魯曉夫才親自澄清了這一錯誤，但那已經是好幾年后的事情了：“過去因為‘我們將埋葬你們！’這句話讓我麻煩不斷。當然我們不會舉著鏟子將你們真的埋起來，你們的工人階級將會埋葬你們。”

外交辭令惹麻煩

        談判桌上的誤譯總是會引起麻煩。1830年巴黎與華盛頓的一次會談因為法語詞匯“demander”（法語中意為請求）而激化。

        一條送往白宮的信息是這樣開頭的：“le gouvernement fran?ais demande”（法國政府請求），而秘書在翻譯傳達后變為了“法國政府強烈要求”，美國總統以為法國提出了一系列強硬要求于是立即表示反對。直到這個誤會解除，談判才得以繼續。

        一些官方權威還被指責利用語言差異來為自己謀利。1840年英國王室與500位毛利部落族長簽訂了《懷唐伊條約》（The Treaty of Waitangi）。然而由于條約有英文和毛利文兩個文本，而且毛利文的版本并非英文版的準確翻譯，爭論隨之而來。在毛利人的一些抗議運動中經常會貼出“懷唐伊條約就是場騙局”的海報。

高瞻遠矚還是政治需要？

        有時誤解可能比誤譯更嚴重，因為一些常用詞語也許會因為需要而被選擇性地曲解。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期間，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曾以“言之過早”來回應總統提出的如何看待法國革命的影響，記者們認定兩位領袖在談論的是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法國大革命，并將周恩來的“智慧”言論視為中國式哲學具有長遠思維能力的絕佳例證。但其實，他倆在談論的是1968年在法國發生的學生暴動。

        美國資深外交家，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行的首席翻譯傅立民（Charles W Freeman）后來指出，這是“最容易澄清的誤解，卻從未得到糾正”。他說，“我不知道如何解釋對周恩來總理言論的誤讀，只能說這種誤讀能輕易地樹立起中國領導人比之西方領導人更加高瞻遠矚的形象。”

        “這是人們愿意聽到和相信的，所以它留存下來了。”

（本文編譯自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