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彼得·蓋伊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1923年，蓋伊生于柏林一個猶太人家庭。為逃避納粹迫害，他們一家在1939年逃離德國，歷經坎坷于1941年才抵達美國。1947年和1951年，彼得·蓋伊在哥倫比亞大學先后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自1948年起，他在哥大先后就任政治學和歷史學教席，1969年轉至耶魯大學，1993年退休。彼得·蓋伊是一個高產的學者，發表專著20多部，尤以歐洲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著稱于世。

        《啟蒙時代》是彼得·蓋伊凝聚前半生的人生經驗和學術觀照的心血之作。蓋伊的啟蒙運動研究，不單純是出于學術志趣，更有深層的精神關切與追求。據他自述，他的父親就是啟蒙思想的服膺者，他從小受到父親的無神論和世界主義思想的熏陶，納粹的種族迫害更使他堅定了世界主義的信念。在哥大期間，他潛心于啟蒙運動研究，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著，最終推出了兩卷本的《啟蒙時代》。

        要更好地理解彼得·蓋伊這部《啟蒙時代》的學術意義和價值，有必要把該書放回到啟蒙運動學術史的脈絡里。

        眾所周知，啟蒙運動是自我命名的。牛頓在力學和光學領域的突破性成就不僅成為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源泉，而且也提供了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隱喻：光明。啟蒙哲人使用光的隱喻，呼喚光明，傳播光明，用光明來驅逐黑暗。“啟蒙”一詞在法文和英文里都源于“光”，法文是lumière的復數lumières，英文是 light的動名詞enlightenment。啟蒙運動由此得名。自我命名也是自我理解和自我闡釋的。光或光明代表智慧、開明、理性、自由，最重要的是批判思維，與之相對的黑暗則是愚昧、守舊、盲從、專制和宗教偏執。18世紀中葉，達朗貝爾為《百科全書》撰寫的緒論既是啟蒙運動的一份綱領性文獻，也可以說是一份啟蒙運動的中期報告。達朗貝爾寫道：“這部全書有兩個目的：既名為百科全書，就須將人類系統的知識及其他有關知識一并論述；既是科學藝術各方面的全書，自應將科學藝術的理論與實踐、原則與細則俱備。”

        當然，如同《百科全書》本身的命運一樣，啟蒙運動始終伴隨著爭議，不時遭受責難、壓制乃至迫害。18世紀80年代，啟蒙運動已接近勝利的尾聲，樂觀的情緒漸成主流。歐洲君主普遍以“開明”自居，許多參與或標榜啟蒙的學者也進入榮耀的學術殿堂。此時，德國《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啟蒙（運動）”展開了一場討論。康德在一篇著名短文中給啟蒙運動下了一個最著名的定義：“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要敢于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的座右銘。”康德還斷言：我們生活在一個啟蒙的時代，但不是一個已經啟蒙的時代。

        康德振聾發聵的立論既是對啟蒙運動的總結，也成為啟蒙運動研究的肇端。很顯然，如何回答什么是啟蒙的問題，既關涉事實界定，也突顯出不同的歷史意蘊和價值取向。康德以降的200多年來，對啟蒙運動的研究和評價漲落起伏，始終是各個時代重大思想論爭中的焦點之一，并且呈現出顯著的時代特征。

        大體上看，啟蒙哲人的身后毀譽和啟蒙運動的歷史評價主要圍繞三個主題展開。

        首先是法國大革命。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相繼發生，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兩者之間存在一種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啟蒙運動與法國大革命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法國大革命不僅引發了思想界的大分裂，也促成了啟蒙運動的結束，把啟蒙運動變成了一個大問號。盡管不乏以啟蒙之子自居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是革命恐怖也引發了巨大的驚懼。啟蒙哲人，要么某些人要么全體，被視為造成流血的罪魁禍首，受到追究和抨擊。早在1790年，保守主義之父愛德蒙·伯克就抨擊法國大革命淪為了一場大災難，詬病啟蒙哲人將自由作為孤立的形而上學抽象，消弭了個人價值抉擇和傳統所蘊含的經驗智慧。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里也認為，啟蒙是一種否定一切的絕對觀念，在可怕的現存社會狀況中有其正當依據和批判功勞，但就實踐結果而言，則與恐怖有直接相關性。隨后興起的浪漫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浪潮更是一度把啟蒙運動湮沒在忘川里。

        其次是極權主義。進入20世紀，啟蒙運動研究逐漸升溫，對啟蒙的評價再次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分化。第一部系統深入的研究專著是德國猶太裔學者恩斯特·卡西勒的《啟蒙哲學》。關于這部經典著作的評價，可以參見彼得·蓋伊在本書文獻綜述中的論述。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啟蒙哲學》的價值不僅僅在學術層面。正如彼得·蓋伊在《啟蒙哲學》新版前言中指出的，該書發表于1932年，正值法西斯主義猖狂崛起之時，這就使得該書具有了特定的時代色彩和價值。卡西勒重申了康德的論斷，從而有力地捍衛了啟蒙理想，即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同類作品還有法國學者保羅·阿扎爾的《18世紀的歐洲思想：從孟德斯鳩到萊辛》（1946年）等。

        同樣是試圖從思想上回應極權主義，一些西方學者對啟蒙運動做出了相反的解讀。就在《啟蒙哲學》出版的同一年，美國歷史學會主席卡爾·貝克爾發表《18世紀哲學家的天城》，認為啟蒙運動不過是用理性的烏托邦取代宗教的烏托邦，這種烏托邦的轉型在當代仍在重演。流亡到美國的法蘭克福研究所堅持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1944年）中把法西斯主義歸因于資本主義文明的倒退，進而追溯到啟蒙的異化、蛻變和局限。二戰結束后，極權主義的話題在冷戰背景下進一步發酵。耶路撒冷大學教授、波蘭猶太裔學者塔爾蒙的《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1952年）曾轟動一時。該書把民主分為自由/經驗型民主和極權/救世型民主這兩種類型，把一些啟蒙思想家尤其是盧梭視為極權主/救世型民主的思想來源。

        第三個主題是現代性。在冷戰背景下，現代化理論興起，現代化成為西方宏大歷史敘事的主線。在西方歷史教科書的標準敘事中，啟蒙運動被描述為西方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階段，或者說，啟蒙運動是西方現代民主政治創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種現代化啟蒙運動論的主要倡導者就是本書作者彼得·蓋伊。

        蓋伊坦承，《啟蒙時代》承繼了卡西勒的《啟蒙哲學》的基本精神。不過，卡西勒的《啟蒙哲學》囿于哲學史或觀念史的傳統，蓋伊則試圖把啟蒙運動置于更宏大的西方思想史和社會史背景之中。《啟蒙時代》由《啟蒙時代（上）：現代異教的興起》（1966年）和《啟蒙時代（下）：自由的科學》（1969年）兩卷構成，全書按照辯證的三個主題展開論證，即：對古代的追慕（正題）、與基督教的矛盾（反題）以及現代性的追求（合題）。針對貝克爾、塔爾蒙等人對啟蒙運動的貶抑，蓋伊明確把啟蒙運動與當時學術界熱議的“現代性”正面聯系起來。他認為啟蒙哲人發揚光大了古代的理性、批判精神，提出和闡釋了豐富的新思想，對現代性的核心價值觀、現代人文社會科學乃至現代自由民主政治均有篳路藍縷之功。

        蓋伊為寫作《啟蒙時代》，剔抉爬梳了大量啟蒙哲人的經典文本和研究文獻，可以說為現代化啟蒙運動敘事提供了比較堅實的學術基礎。盡管有年輕氣盛的挑戰者（如羅伯特·達恩頓）譏諷其沒有使用檔案，稱之為讀書筆記的匯編，但是這部著作氣勢恢弘、視野闊大，征引廣博，述論融通，很自然地得到學界的贊賞。第一卷出版后，旋即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

        蓋伊的《啟蒙時代》對于推動新一波啟蒙運動研究熱潮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該書受到贊賞和追捧，成為后來研究者登堂入室的指南。同時，該書也引起很大的爭議，甚至成為攻擊的靶子。

        大致說來，批評主要來自兩個層面。第一個是社會哲學層面。蓋伊的《啟蒙時代》把啟蒙哲人解釋成宗教的敵人，引起了保守派的憤慨，因此被列入“20世紀50部最糟書籍”之一。與此同時，隨著后現代主義和女性主義的興起，現代性受到盤詰，現代化的宏大敘事受到質疑，啟蒙運動則首當其沖。當然，后者的批評不僅是針對蓋伊的，甚至不是以蓋伊為主要論戰對手。但是，爭論的焦點是現代性和現代化，蓋伊的啟蒙運動觀也必定受到波及。

        第二個層面是歷史研究層面。蓋伊的研究方法和許多結論都受到挑戰。譬如，蓋伊把啟蒙運動視為一個整體，把啟蒙哲人歸為一個家族。這種整體論不能說服強調啟蒙運動存在深刻分歧乃至分裂的學者。此外，那種強調在不同國度里啟蒙運動的民族特色的傾向也漸成氣候，從國別角度研究啟蒙運動的成果不斷涌現。再如，蓋伊局限于經典文獻和研究文獻的研究思路也受到質疑，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以及社會史、書籍史的大步進展使啟蒙運動的畫面幾乎煥然一新。最后，蓋伊認為，啟蒙哲人（如伏爾泰）在政治上是非常激進的，啟蒙思想是美國革命乃至法國大革命的先導。這是他最受人詬病的兩個結論。學界普遍認為，伏爾泰等啟蒙哲人在政治上是溫和的，并不支持民主政治。至于啟蒙與革命的關系，則需要尋找其中的聯系環節，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美國學者達恩頓等人做了破解的努力，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回顧過去的半個世紀，啟蒙運動研究領域新作迭出，蓋伊的《啟蒙時代》的經典地位也在爭議中得到確立。蓋伊的學術成就獲得美國和歐洲學界的廣泛尊重；蓋伊的啟蒙運動研究及其核心觀點，即現代化啟蒙運動論，作為一家之言，目前依然具有重要影響。

        評論者通常稱贊蓋伊的《啟蒙時代》學識厚重，見解睿智，而且文字生動，雅俗共賞，極具可讀性。在譯者看來，該書還有一個重要的優點，那就是，蓋伊是以啟蒙的精神來論述啟蒙運動。蓋伊雖然推崇啟蒙運動，但沒有神話啟蒙哲人。重要的不是曝光啟蒙哲人的私生活，而是用批判的眼光審視原生態的文獻，把啟蒙哲人的著作當作歷史語境中不斷摸索試探的話語，而不是現代神諭。就算是“讀書筆記”吧，我們看到，蓋伊旁征博引，夾敘夾議，點評爭辯，有一種與啟蒙哲人平等對話的味道。可以想見，讀者加入這樣的對話，收獲的不會僅僅是知識。

        （本文為《啟蒙時代》一書譯序，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