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逛書店，總能看到講堂錄、講稿、名師講義之類的書，華麗地躺在推薦位置。有些確為學者講稿，有些附以現場答問記錄，還有些把學生作業收錄在內。甚至，有些把發表過的文章或個人網文掐頭去尾，匯編成冊并冠以講義之名出版。這些“講義書”大多有一道絢麗無比的腰封，上列各路“大咖”亮閃閃的頭銜和推薦語，讓人頓感真乃巨著。據出版界朋友說，這是學術書做成暢銷書的不二法門。

　　或許因為暢銷，有的老師上一年課，就能出一本書，效率之高，令人嘆服。而僅這一成果，既做講稿，又寫論文，最后出版成講堂錄，可謂“龍蝦三吃”?？此屏餍械某霭娆F象背后，在一些學界前輩看來則有悖教研規律。教學、科研、著書，一魚兩吃都很為難，何況三吃。史學大師陳寅恪曾想花一年時間對《蒙古源流》一書的錯誤加以校注，卻有心無力，以其在清華大學任教的經驗來看，教書和著書不可兼得。正如他無奈地感慨，“此間功課鐘點雖少，然須與學生談話及閱改文卷等，仍無十分余暇及精神看書及作文?！苯虒W本事遠非你教他聽，甚至我教我出書那般簡單。

　　章太炎曾說，學問有“耳學”和“眼學”。前者大概是用耳朵聽來的學問，后者則是自己看書得到的學問。就近代大學制度而論，“期人速悟，而不尋其根柢，專重耳學，遺棄眼學，卒令學者所知，不能出于講義”。這話并非針對當下講義書熱賣現象而發，卻隔山打牛，一發而中。雖用眼睛讀講義書，但得到的大多是“耳學”，少了很多扎實厚重的硬知識。

　　當然，教和研并非對立的，本質上也是個互相促進的過程。講義之書亦有不少精品，不過，其精之處，往往不在其是否來自課堂講授內容的轉化，而是授業者以何種心態、何種研究方式、何種內容來完成一部書。更不乏有學者在教學中分享最新研究成果，如此一來，講義不是簡單的課堂實錄文字版，更是有誠意的學術結晶。以此來論，講義書對于傳播新知識、探究前沿問題大有裨益，畢竟多數人難常有親炙名師碩儒的機會。

　　事實上，確實有不少經典著述來自于學者多年講課之積累。但在坊間新出各類講義書中，這樣的佳作鳳毛麟角，往往是精益結成者少之、倉促而成者多之，前沿成果者少之、陳詞濫調者多之，修訂完善者少之、照搬照挪者多之。媒體也好，出版商也罷，豈能作為某些粗糙講義書的推廣之手？否則，“龍蝦三吃”無限泛濫，不僅會助長浮躁虛夸的學術風氣，連講義書原有的意義也會逐漸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