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斯維特蘭娜·科日羅娃教授是哈薩克斯坦資深國際問題學者，政治學博士，現任阿斯塔納國際學術綜合體中國和中亞研究中心主任，哈薩克斯坦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成員、美國國際研究協會成員。科日羅娃教授曾擔任哈薩克斯坦古米廖夫歐亞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軍事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行政學院教授，曾獲哈薩克斯坦獨立20周年總統榮譽證書、哈薩克斯坦人民大會勛章、2016年科學發展功勛等獎項。科日羅娃教授擁有豐富的教學科研經歷，曾主持參與多項俄羅斯、美國、英國、波蘭等國的國際科研項目，在國際期刊雜志上發表多篇術文章，參與編寫多部學術著作和教材，主要關注哈薩克斯坦和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哈關系、地區安全和移民等問題。

科日羅娃教授

2021年4月27日，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施越助理教授邀請科日羅娃教授進行了線上講座，講座主要圍繞當代哈薩克斯坦的中國研究學術脈絡展開。科日羅娃教授將哈薩克斯坦這一學術領域的起源追溯到18世紀沙俄的東方學傳統，并敘述這一傳統在當代哈薩克斯坦學界的現狀。科日羅娃教授作為這一傳統的傳承者，為哈薩克斯坦學界培養了一批中國研究的人才。從本次講座中，我們可以管窺沙俄東方學傳統在19世紀至21世紀初的延續和發展，也可以洞悉哈薩克斯坦當下國別和區域研究所處的情境。

今天的講座將主要圍繞沙俄和蘇聯的中國學發展這一主題展開。因為這對于當代哈薩克斯坦學界來說意義重大，是當代哈薩克斯坦中國研究的主要學術傳統。

俄羅斯東正教駐京傳教團（1715-1956年）的研究活動奠定了俄羅斯漢學（синология/Sinology）和中國研究（китаеведение/China Studies）發展的基礎。傳教團在中俄關系的建立與維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它為俄羅斯培養了第一批漢學家，是當時中國問題研究的中心。傳教團的任務為研究滿、漢語言，以及中國的歷史、文化和宗教。傳教團的世俗成員包括一些高校和神學院的青年學生。他們廣泛研究中國的醫藥、數學、文學、儒學、歷史、地理、統計數據和律法。駐京傳教團培養了諸如比丘林（Н. Я. Бичурин, 1777-1853）、科瓦列夫斯基（О. М. Ковалевский, 1800-1878)、卡法羅夫（П. И. Кафаров, 1817-1878）、瓦西里耶夫（也譯作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等第一批著名的漢學家。他們的學術遺產在后蘇聯空間各國的漢學發展中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比如，東正教第九批赴華傳教團領隊、修士大司祭乙阿欽特（比丘林）的譯注《北京志》，成為隨后歐洲學界編寫的北京城指南的奠基之作。比丘林也對中國地理著作《大清一統志》做了粗略翻譯。比丘林是俄國東正教傳教團歷史上成就斐然的第九批傳教團的領隊（1808-1820年）。他與學生一同在世界漢學研究中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筆。比丘林的著作涉及中國與相鄰地區的地理、歷史和文學，他是出版關于中國的百科全書和漢語字典的第一人。比丘林的貢獻還在于，他開始翻譯了有關中亞各民族的漢語文獻。長久以來，中國的翰林收集了諸多有價值的資料，積累了許多關于鄰近民族的信息。我們對自己土地和歷史的了解，很多都來源于比丘林的翻譯作品。例如，《古代中亞各民族歷史資料集》無論從所用文獻的數量上，還是從歷史問題的覆蓋范圍及中文文本翻譯的完整性來看都是比丘林最宏大的一部著作。比丘林創立了漢語教學法，該教學法于1730年在俄羅斯第一所中國問題研究學校付諸使用。這所學校位于恰克圖，起初規模很小，后來發展成為一所專門學校。

比丘林

1837年喀山大學成立了中國教研室。由比丘林和同為傳教士的卡法羅夫（П. И. Кафаров，1817-1878，亦根據其教名譯巴拉第）編纂的兩卷本中俄字典已經完成，即《漢俄合璧韻編》（1888年續完）。這部字典也用于教學。后續又出版了四卷本的大字典以及孔孟經典的譯本。著名學者波波夫（П. С. Попов, 1842-1913）同樣出自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團，他的作品《中國刑法史略：古代至十世紀下半期》（1880年）至今已翻譯為多種歐洲語言，被認為是中國研究的經典之作。

至1837年，喀山大學漢語教研室共有50名畢業生。1855年該教研室轉移至圣彼得堡。王西里（В. П.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是喀山大學最為著名的一位畢業生，他是圣彼得堡大學中國教研室主任。他的著作包括一些中國文集、中國文學和儒家學說的翻譯作品等。圣彼得堡歷史檔案館如今還珍藏著瓦西里耶夫為學生制定的教學計劃和課程大綱，其中包括中國歷史、斷代史、地理、經濟和文學。這種經典的教學法，在蘇聯時期和當代各國的中國問題研究的教學中一直廣為沿用。瓦西里耶夫也著手制定歷史、語言和文學的教學法，為沙俄時期的中國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

阿列克謝耶夫（В. М.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是同樣知名的漢學家，也是俄羅斯最早翻譯司馬遷和蒲松齡作品的學者。他也以收藏中國錢幣著稱。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保存著他收集的系列藏品，此外他還十分鐘愛中國的年畫。起初他想圍繞這些方面來撰寫自己的學術論文，但后來從事的是中國哲學的研究，也正是他奠定了中國精神文化研究的基礎。當代俄羅斯的中國問題研究中較為著名的作品有馬利亞溫（В. В. Малявин, 1950-）的《中國文明》，科布澤夫（А. И. Кобзев，1953-）與他人合編的多卷本《中國精神文化》等。

在革命和戰爭年代，俄羅斯的中國學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20世紀60年代，斯卡奇科夫（П. Е. Скачков, 1892-1964）出版了著作《中國研究書目索引》。這部作品至今都具有極高的價值。作者收集了自17世紀至20世紀初所有被翻譯的作品，同時收集的還有作者的生平和著作的相關信息。這對于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來說極具價值。斯卡奇科夫的這部著作已多次再版，它也是我進入中國問題研究領域的第一本閱讀書目。

齊赫文斯基

蘇聯及俄羅斯的中國研究領袖人物是齊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 1918-2018）。齊赫文斯基從事孫中山相關的研究。他于20世紀40年代在蘇聯駐北京總領事館工作，并出席了1949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開國大典，后又組織毛澤東主席訪蘇。齊赫文斯基留下很多關于這些事件的回憶錄。回國后，齊赫文斯基曾擔任俄羅斯外交部外交學院院長，中俄友好協會名譽主席等。他關于中國改革、辛亥革命、康有為、周恩來和近代史的著作被視為中國研究最珍貴的資料來源之一。他的另一著作《俄中關系：資料與文獻》也多次再版，深受歡迎，書中詳細收錄了領事報告、往來信函、翻譯文件等史料。這一著作在蘇聯時期被視為是最優秀的作品之一，哈薩克斯坦學者在當代的研究中依然會使用它。

季塔連科（М. Л. Титаренко, 1934-2016）曾任俄羅斯科學院遠東所所長30年。他于1961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哲學系，是學校里的第一位來自蘇聯學生。他的《中國精神文化大典》、對墨子作品的譯介，以及關于中國文明和改革的著作都多次再版，享有盛名。

接下來，我必須提到我在莫斯科攻讀副博士期間的蘇聯科學院東方學所所長賈丕才（М. С. Капица, 1921-1995，或譯為卡皮查）。他于1950-1952年間擔任蘇聯駐中國大使館一等秘書。他的著作多與蘇中關系相關。在我讀書時，我們通過他的《中國：兩個十年，兩位政客》（1969）、《中國：三個十年，三位政客》（1979）來了解中國的六七十年代。遺憾的是，這些著作在當下多少有些被遺忘了。我本人于1988年進入哈薩克共和國科學院工作，當時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中亞語言文化。次年赴莫斯科，到蘇聯科學院東方學所進修。賈丕才所長在接見我的時候，認為我很適合研究中國歷史，就勸說我進入東方學所的中國研究室攻讀副博士，以清代中俄關系為研究方向。我就這樣與中國結緣，在賈丕才所長的引導下，逐漸成長為中國歷史和當代中國問題研究者。

米亞斯尼科夫（В. С. Мясников,1931-）如今已經90歲。他的《清帝國與俄國》出版于1985年，是我們的教材用書。他最為重要的著作，成為俄羅斯的中國學瑰寶的是《17－20世紀邊界交涉史》這一專著。米亞斯尼科夫從蘇聯時期就著手編纂、收集資料，這本專著于1995年出版后多次再版。該書對哈薩克斯坦也十分珍貴，其中收集的檔案文獻、材料涉及到我國的歷史邊界。

當我開始研究新疆時，最先接觸到的著作之一就是蘇聯學者別爾格爾院士（Я. М. Бергер, 1929-2016）的作品。他是蘇聯最早研究新疆的學者之一，副博士答辯論文為《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經濟地理特征》（1962）。他是地理學的副博士，但后來的研究也涉及到新疆的歷史和農業。當下哈薩克斯坦學者會利用他的所有研究。

當我們談論蘇聯的中國研究時，十分值得注意的一個細節是，當時出版的政治、文化和經濟相關的研究多為內容多、篇幅長的大型專著。哈薩克斯坦學界主要基于俄羅斯學者的著述進行研究。當代俄羅斯中國研究的新一代學者產出了許多有意義的學術成果。由于時間關系，下面我將僅介紹哈薩克斯坦學界引用較多的學者。波爾加科夫（В. Я. Портяков, 1947-）早在蘇聯時期就開始研究中國的經濟。他是期刊《遠東問題》（?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的主編。他著有一篇關于俄羅斯中國研究的回顧文章。當代俄羅斯有很多學者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研究方向也很多元，學界出現了一些新的趨勢。出版了許多重大著作，如齊赫文斯基主持編寫的10卷本的《中國通史》。

在哈薩克斯坦，盧佳寧（С. Г. Лузянин, 1956-）有關普京外交政策與“轉向東方”的研究，有關能源合作、上海合作組織的文章，沃斯克列先斯基（А. 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1960-）的《俄羅斯與中國：雙邊關系的理論與歷史》都十分著名。此外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所現任所長馬斯洛夫（А. А. Маслов, 1964-）對中國人行為的潛規則進行了觀察。他是第一個在中國少林寺學習的歐洲人（畢業于1996年）。他近日發表的《中國在心理上永遠不會當第二的國家》一文十分有趣。在描寫中國向數字化轉型過程時，他提到中國一直以來都有收集文獻檔案的傳統，對積累信息充滿熱情。因而，在中國最先掀起信息革命也正是情理之中。哈薩克斯坦學者也常引用塔夫羅夫斯基（Ю. В. Тавровский, 1949-）的作品，如《新千年的中國、俄羅斯和他們的鄰居》。他在哈國深受歡迎與尊重。2015至2017年間，他從連云港出發行游歷至霍爾果斯，從絲綢之路的起點一直到霍爾果斯口岸的哈薩克斯坦部分。

加布耶夫（А. Т. Габуев）的學術成果很有趣，且知識性強。他的最新文章《中國仍是唯一在結構上與中亞經濟互補的大型經濟體》中對哈薩克斯坦也有所涉及。卡申（В. Б. Кашин, 1973-）的文章涉及中國發展的各個方面，包括科學、航天事業的發展等。這對我們來說十分重要，因為當代中國研究主要往往聚焦政治與國際關系，我們更想了解中國的軍事戰略、建設、技術等發展到了什么水平，然而這些信息通常較難獲得。卡申正是是涵蓋這一廣闊研究領域的學者之一。接下來，不能不提及杰尼索夫（И. Е. Денисов），與上述學者的研究領域不同，他主要研究中美關系，特朗普政府，以及習近平總書記的外交政策。在最新的著作中，他也嘗試觸及中亞研究。中亞毗鄰中國，同時也在發展與美國的關系。對于我們而言，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時刻，因此我們對這類作品很感興趣。

為什么我要向你們談及這些作品？因為正如我已指出，這些是我國學者引用最多的研究成果。而我國的中國研究隊伍還未成型，并沒有太多嚴謹的學術研究。蘇聯時期，漢語教學的機構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赤塔、塔什干和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五座城市。許多哈薩克斯坦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在塔什干大學的東方系學習。

哈薩克斯坦最著名的漢學家是哈菲佐娃（К. Ш. Хафизова, 1939-）。她曾在塔什干學習。其著作涉及哈中關系的現狀、領土劃界等問題。但她的主要從事歷史研究和漢文文獻的翻譯。她撰寫的著作《清帝國與哈薩克汗國》不久前再版。她對漢文文獻進行了翻譯，部分研究是基于我的老師、哈薩克共和國科學院維吾爾研究所鄰國關系室負責人莫伊謝耶夫（В. И. Моисеев）收集的檔案史料。

哈薩克斯坦科學院

哈薩克斯坦在蘇聯時期設有維吾爾研究所，我曾在那里工作過。研究所創建于80年代，是一家專門從事中國新疆歷史和經濟發展的封閉式研究機構。我在那里研究過清代新疆的歷史。研究所里還有伊朗語文學學者、突厥語文學學者。但不幸的是，隨著蘇聯的解體，該研究所被改組為哈薩克斯坦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一個研究室，轉而開始以語言文學研究為主，此前的學術傳承自此斷裂。

如今，哈薩克斯坦的中國研究僅在高校教育的框架內發展，而非在科學院的體系內。在大學中，有一些與孔子或者當代中國相關的答辯論文，但并沒有關于中國歷史或雙邊關系的系統性研究。除了瑟羅耶什金（К. Л. Сыроежкин, 1956-）的作品外，著實沒有能夠對中國作出廣泛深入分析的成果。阿迪勒·考克諾夫（А. С. Каукенов）的著作也常見諸報端。他的研究涉及雙邊關系的現狀以及哈中關系中存在的問題。安東·布加延科（А. Бугаенко）關于中國政治、經濟領域的作品也值得一讀。

當下哈薩克斯坦有一些年輕人正在嘗試學習開展相關研究。但問題在于我們沒有一個可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的研究中心。年輕人來找到我們這里追求學術研究生涯，但是薪水很低，而且沒有發展的機會。于是很多人轉而下海經商。科學正在喪失自己的地位，這是非常可悲的。現在我們有很多掌握漢語的人，但是完全不知道有關中國的基本學術著作。他們不了解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地理，這就是問題所在。當然，我們正在嘗試推行一些教育項目。但不幸的是，這些項目并不是總能成功，但這依然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我國關于中國的信息非常零碎且不準確。盡管目前哈薩克斯坦在華留學生的規模達到14000人，學者們也會去中國參加會議，但這只占全國人口很小的比例。總體來說，民眾對于我們的鄰國中國只有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因此，發展哈薩克斯坦的中國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并且應當在國家層面作出決策。

當我在哈薩克斯坦國防部下屬的軍事戰略中心工作時，我們對中國的區域及軍事政策做了研究。俄羅斯學者彼得羅夫斯基（В. Е. Петровский）也參與了相關課題。但這些成果并沒有成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我主要研究中國西北地區的相關情況，這是一個狹窄的研究領域。我希望更多的學者進入這一領域，更多涉及中國歷史、經濟和文化的著作問世。有時我們的研究成果，并不總與現有歷史事實、歷史文件、資料來源等相一致，這成為了學者們的一個難題。很難去說服、去論證事件的真實情況如何。因此，對哈薩克斯坦及其他獨聯體國家來說，發展中國研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但是我們希望，新一代的學者將漸漸嶄露頭角，我們也可以發展出自己的學術研究。現在有很多哈薩克語授課的學生在歷史學、國際關系學專業學習。我們計劃為他們開設一門通俗有趣，并且具有知識性的中國歷史課程。因為學生們對當代中國已經足夠了解，但是關于歷史的知識還存在很多空缺，如草原和中華帝國之間關系的歷史等。當然，我們知道中國的中亞研究已經取得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成果，期望有朝一日哈薩克斯坦的中國研究也能開創這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