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最近出版的《戍衛一生——我們的紅色警衛生涯》是8341部隊兩位元老劉輝山和古遠興的子女們根據他們父親的著述整理而成的一部回憶錄，回憶他們從參加革命到新中國成立再到“文革”期間的警衛生涯。

        劉輝山和古遠興曾護衛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轉戰陜北，挺進北京。“文革”期間，他們繼續警衛受沖擊的軍委首長，并奉命執行特殊任務。他們雖然不是歷史的創造者，卻是站在重要歷史時刻門口的人。翻書黨獲得授權，摘錄其中有關林彪的片段，以及1972年國慶后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千人搶花事件。這次搶花事件讓周總理十分生氣，要求北京市公安局徹查。經過近兩個月的調查，北京市公安局也沒有追查出背后的政治背景和陰謀，沒有找出所謂的“階級敵人”。

差點跟上林彪去東北

        1945年10月，根據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央警備團吳烈團長、肖前政委奉命率第五、第六兩個連和部分干部先行去承德為中央的轉移做準備，后由于蔣介石撕毀停戰協議，這支部隊被調往東北，參加東北解放戰爭。其余的部隊組成一個團留守延安，由劉輝山任團長，張廷楨任政委，古遠興任參謀長，張耀祠任政治處主任，郭海瀛任供給處主任，擔負保衛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重任。

        轉戰陜北前夕，曾經發生了一個插曲，林彪想調劉輝山等到東北參加解放戰爭。對此，劉輝山回憶道：

        吳烈團長和肖前政委帶領警備團部分部隊到前方，我當團長沒有多久，東野林彪司令員到延安向中央匯報工作，臨走前他找到我，他對我講，東北的形勢發展很快，部隊多了沒有干部帶，想要我帶幾個人過去組織一個師。我和林彪以前就認識，我在紅一軍團的時候給林彪、聶榮臻當過警衛連連長，他知道我能打，也敢打，不怕傷亡。四野的人我也熟悉，大多是一軍團的人，所以他想調我帶些人過去。那個時候人員調動不像現在那么復雜，只要前方需要，頭一天人還在延安，第二天就上前線了，這樣的事情很多。

        林彪同我談完后，我找到張廷楨和古遠興，將林彪的話告訴他們，還問他們的意見，是去還是不去？古遠興首先表了態：“你決定，你說去我們同你一起走。”張廷楨說：“咱們過去可以，我沒有意見，但下面的干部就不要帶了，不要影響這里的工作。”我看他們兩個人同意去東北后，就將商量的結果告訴了林彪。林彪對我講：“好嘛，你們到東北后，組織一個師，你任師長、張任政委、古任參謀長。”他要我們準備準備就走，還要把家屬和孩子一起帶走，他又從他的警衛連里抽調人員，給我們每家配了三個警衛員，還有兩匹馬和一匹騾子。

        那時搬個家沒有現在這么復雜，只要準備一個馬褡子和兩個筐，將被褥裝進馬褡子里，再將馬褡子搭在騾子背上，一邊再搭一個筐，小孩子坐在里面，這個家就算搬走了。

        走的工作準備得差不多了，我們三個人一起來到社會部，向李克農部長辭行。我把林彪想調我們到東北的事情向李部長作了匯報，他聽后就急了，問：“定了嗎？”我說：“定了，他們將警衛人員和騾馬都已經配齊了，隨時可以出發。”李部長聽后，生氣地說：“前方需要你們，這里更需要你們嘛！你們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誰負責？你們不能走。”我一看情況不對，就不講話了。李部長平時對我們警備團很好，有什么困難他都會盡力幫助解決，所以我們在他面前也不拘束，什么話都敢講。古遠興看到僵在那里，就對李部長說：“吳烈同志和肖前同志走后，我們接替了他們，我們走了也會有人接替的。現在延安是大后方，我們現在也沒有什么事情，不如到前方去打打仗。”這下可把李克農惹火了，他瞪著老古大聲說：“你怎么就知道延安沒有事情，你了解現在的形勢嗎？你們都走了，中央和毛主席的警衛任務交給誰？”我看古遠興還想再和李克農爭下去，忙把他拉住，說：“我們不走啦，繼續留下來。”在回來的路上，古遠興還是想去東北，就說：“咱們走咱們的，不要管他。”我對他講：“你不要亂來，我們還是聽李部長的安排吧。”隨后我們把警衛員和騾馬退還給林彪，東北也沒有去成，還是留在警備團。

        誰知道沒有多久延安形勢確實發生了變化，蔣介石大舉進攻延安，也證實了李克農的判斷是正確的。我們三個人又跟著主席在陜北轉戰一年多。這段時間，是我一生中壓力最大的一段時間。在長征路上，在一軍團，大小戰斗我也經歷了，但這次面臨那么多敵人追趕，我們這點兒人既不能和敵人拼光了，還要保證中央和主席的安全不發生問題。在這期間，主席的一些決定和常人不一樣，他為了不過黃河有時和敵人相向而行，真是把人驚出一身冷汗。我們幾經艱險，才保證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也保證了中央和主席對全國戰場的指揮。

“九一三”前夜的人民大會堂

        1971年9月12日晚上，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他一會兒從福建廳出來到東大廳，過了一會兒又回去；后來他又出了大會堂，不長時間又從外面回到大會堂。到了夜里，總理又在東大廳召集會議。他的神情越來越嚴肅，氣氛也越來越緊張。

        由于總理召集中央政治局的首長開會，我在北大廳安排警衛工作。這時紀登奎同志從我身邊走過，突然他回過頭來問我：“情況怎么樣了？”我不知道他在問什么，就“嗯”了一句。

        他問：“到哪里了？”

        我說：“不清楚。”

        他問：“去哪個方向？”

        我又說：“不清楚。”

        就這樣，紀登奎不停地問，我是又嗯、又啊、又不清楚地答著。我們來到了東大廳，總理在里面的房間里。紀登奎站在那里，好像是在對自己講話，又好像是在對我講話，我又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只能說：“不清楚。”

        他可能以為我知道林彪出逃的事情，我說的“不清楚”，他誤會是不清楚飛機飛到哪里，去什么方向。而我說的“不清楚”，是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我們兩個人答非所問的時候，楊德中從里面走了過來，他看見我，就問：“老古，你怎么在這里？”

        我說：“是他帶我來的。”

        這時紀登奎才反應過來，非常警覺地問：“怎么樣？沒有問題吧？”

        楊德中說：“沒有問題，是位老同志。”

        我和楊德中出了東大廳，在門口我問他：“今天晚上怎么啦，人都那么緊緊張張的？”

        楊德中小聲說：“林彪坐飛機跑了。”

        我問：“跑哪里了？”

        楊德中說：“往北。”

        我說：“林彪要坐飛機出去，他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搞那么緊張干什么？”

        楊德中說：“他的飛機往北飛，已經飛出了國境。”

        他剛說完，我就愣在那里，感覺事情真的是非常嚴重。最后楊德中又說了一句：“不要亂講，注意紀律。”說完他急匆匆地走了。

        后來，毛主席也來到了大會堂，我們也和首長一樣，一晚上沒有休息。

        周總理在后來的幾天里，一直在大會堂處理“九一三”事件。

所謂天安門廣場搶花的事情

        所謂天安門廣場搶花的事情，發生在1972年10月30日早上。一群老太太在廣場上散步，看見一些工人在拉走國慶節期間花壇里的花。她們看見裝車的工人像裝垃圾一樣往車上裝花，就上前去問：“這些花你們是不是不要了？”答復：“是。”這些老太太就說：“你們不要了我們能不能挖走？”工人講：“可以，你們挖吧。”就這樣她們就開始挖花。

        這些老太太都住在附近，回家后，其他居民就問她們花是從哪里來的，她們說：“是天安門廣場上的花，人家不要了。”這下可就傳開了，老百姓拿著工具、推著小車，都到天安門廣場上來挖花，而且人越來越多，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這天上午，周總理剛參加完一個活動后，在回西大廳的路上，聽到幾個服務員在議論。當周總理聽到“不像話，也沒有人管”等言語時他停了下來，問她們發生了什么事情，服務員說：“很多群眾在廣場搶花呢！”

        周總理問：“也沒人管一管嗎？”

        服務員說：“是啊，也沒有人來管管。”

        周總理說：“怎么搞的沒有人管呢？去，把古遠興找來。”

        我來到周總理辦公室后，周總理問：“廣場上群眾在搶花，你知道不知道？”

        我說：“知道。”

        在這之前，早上在東門外執勤的戰士向值班室匯報了這件事，我派了一名干部穿便衣到廣場上去了解情況。派去的人回來講：從一些撿花的老太太那里了解到，那些是主辦單位不要的花，她們才挖走的。

        當我告訴周總理我知道后，他先是看著我，而后又問我：“你既然知道，為什么不派人去管一管啊？”

        我說：“廣場不是我們的防區呀。”

        總理問：“那是誰的防區？”

        我說：“是衛戍區他們管。”

        這里要講一下，北京的社會治安巡邏任務，剛一進城就是公安部隊負責，公安部隊撤消后，連部隊帶任務一起交給了衛戍區，所以天安門廣場上維護社會治安任務就是衛戍區負責。

        總理聽后，指示我：“你通知吳忠到我這里來。”

        我正要轉身準備去值班室給吳忠司令員打電話，總理把我叫住說：“你不要去你那里打了，就在我這里給他打電話吧。”我拿起總理桌上的“紅機子”，這是總參一號臺的直撥電話。

        話務員問道：“首長，您要哪里？”

        我說：“要衛戍區吳忠司令員。”

        等了一會兒，沒有接通吳忠辦公室，卻接通了衛戍區值班室，值班參謀報告說：“首長，我是衛戍區值班參謀，吳忠司令員下部隊了，不在機關。”

        我告訴總理：“吳司令不在他辦公室，下部隊去了。”

        總理說：“問他們哪位首長在？”

        我又問值班參謀：“你們哪位首長值班？”

        對方回答說是黃政委。周總理知道黃作珍在衛戍區后，說：“叫黃作珍來。”

        當我通知完衛戍區值班參謀后，離開了總理辦公室，來到大會堂北門一道門和二道門之間的大廳內，接黃作珍政委。

        我和黃政委是老相識了，由于我的愛人李綸和黃政委的愛人楊芳是延安時期的老戰友，所以黃政委在北京軍區當政治部副主任時我們就相互往來，有時也互相開個玩笑。

        我看見黃作珍來到大會堂北門時，不知是因為見總理緊張，還是因為趕時間從車道到大門這段臺階跑上來的原因，總之他臉紅紅的，都是汗。他手里拿著帽子，軍裝上衣的扣子也沒有系。我看到他這個樣子就迎了上去，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黃政委你怎么才到呀？總理催問了好幾次。”

        他一邊用手絹擦著臉上的汗，一邊問：“老古呀，總理有什么事情，這么急找我？”

        我忍著笑，故作認真的樣子說：“哎呀，總理找你有什么事情，我怎么知道啊。”

        黃作珍聽我這么一講更緊張了，手里拿著軍帽快步往前走。我在后面跟著說：“黃政委，你手里的帽子。”他把帽子剛戴好，我又告訴他：“還有你的衣服扣子沒系上。”

        一般接觸過總理的首長都知道，總理對著裝要求很嚴，如果不按要求著裝會受到總理的批評。黃作珍聽到我說的話后，他在總理辦公室門口系好了上衣的扣子，又整理了一下服裝后才進去。

        不大會兒工夫，黃作珍就從總理的辦公室走了出來。他出來時輕松的樣子和進去時判若兩人。我迎了上去，還沒有等我問，他就說：“你這個老古，像這樣的事情，你在電話里同我講一下就行了嘛，還非要總理找我。”

        我笑著說：“你這個黃政委，總理要見你，我哪能管得了嘛！”

        他說：“我進來的時候，你就告訴我嘛！”我聽后大笑了起來，黃作珍也笑了起來。

        他又說：“你這個老古，就是故意整我。”

        我又講：“你不是也整了我一次嗎？”

        他問：“哪一次？”

        我講：“有一次，李綸帶著小孩去你們家找楊芳。你看見她們就告訴我的小孩子：你爸爸丟了吧。李綸問你，你還不告訴她。她回到家里就打電話找我，找了一下午，也沒有找到我，最后把電話打到了警衛值班室，值班參謀又告訴我，說你們家里出事情了，你回去看一看吧。那段時間大會堂事情多，我很少回家，聽他這么一講，我趕快回家。我一進門李綸就問：‘你不是丟了嗎？’我問她，聽誰講的。她說是你告訴她的。我就告訴她，是黃政委在整我。我就把在清華大學被圍的事情告訴她。我同她講完后，又急急忙忙趕回大會堂。你說，你是不是在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