搪瓷，曾經是中國人在上世紀80年代的日常生活記憶中揮不去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幾何時，家里的臉盆、牙缸、燈罩、飯碗都是搪瓷制品。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邁入21世紀之后，搪瓷制品像聽到了集結號一樣，“嗖”的一下全體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現如今，要找搪瓷制品，首先想到的就是各大城市爭相新建的那些文化創意園或商業街，不過里面兜售的搪瓷制品已經不是日用品了，而是一種象征集體記憶的文化符號。

作為文化符號的搪瓷商品

        說起搪瓷工藝，大部分人第一時間會與那些常用的日用品聯系起來，殊不知在1956年中國制定搪瓷制品標準之前，人們將搪瓷這種工藝稱為“琺瑯”。也就是說，所謂搪瓷，指的是金屬外面的那層類似“釉”一樣的東西，無論是金、銀、銅、鐵、鋼、瓷質的各種胎體，只要外層用這種“無機玻璃質材料”包裹，都可以叫做搪瓷。更重要的是，搪瓷早年間的叫法就是工藝品中常提到的那個琺瑯。名字一變，立刻高大上起來了。難怪古人說：名不正言不順。講搪瓷還得先從琺瑯開始。

阿拉伯人帶來的銅胎掐絲琺瑯

        有的書里說，琺瑯這種工藝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后來在隋唐時期傳入中國。不過，琺瑯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被后人所重視，應該是從元代開始的。元朝人有首詩《大食瓶》：“西南有大食，國自波斯傳。……素瓶一二尺，金碧燦相鮮。晶瑩龍宮獻，錯落鬼斧鐫。粟紋起點綴，花穟蟠蜿蜒”，說的就是阿拉伯人制作的掐絲琺瑯彩瓶。

        所謂掐絲琺瑯，就是用細而薄的金屬絲或者金屬片焊或者粘在胎體上，組成美麗的圖案，再像小時候玩的填圖游戲一樣，用各種顏色的琺瑯釉料把圖案填滿。之后再經過多次焙燒、磨光、鍍金形成最后的成品。

        在元代，蒙古人統治的地區橫跨歐亞大陸，他們在西征的過程中，每每使用大屠殺的手段，而得以幸免的只有一些工匠藝人。“惟匠得免”的政策也被堂而皇之地寫在元朝的典章制度中。在征服如今阿拉伯地區的大食國的時候，元朝軍隊收羅了很多善于制作掐絲琺瑯工藝的阿拉伯匠人，并把他們派到軍隊里服役。于是掐絲琺瑯彩的制作工藝就流傳到了中國。

        一種說法認為，跟隨蒙古軍隊在云南征戰的阿拉伯琺瑯匠人在當地收了徒弟，而云南徒弟學會了以后，跑到京城去討生活時才把這門手藝傳到了中原地區。不過元代的琺瑯工藝只是起始階段，琺瑯彩繪制技法并未普及，傳世作品也少。

元末掐絲琺瑯象耳爐

        真正為世人熟知的掐絲琺瑯彩藝術，當屬明代的景泰藍。明成祖的時候，“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將中外交流推向高潮，同時對我國的工藝美術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阿拉伯工匠直接來到中國，指導甚至參與了掐絲琺瑯器的制造。

        外國的師傅來了，技術當然比云南徒弟要好得多了。當時主流的做法是在銅制的胎體上制作琺瑯彩器皿。明代景泰年間，這種工藝在藝術手法、制作技術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高，宮廷內的御用監還有專門的作坊。因為是景泰年間，而且做出來的東西大多是以藍為底色的，于是用這種工藝制作出來的器皿就被叫做“景泰藍”。

        可是當時直接在瓷器上作畫的釉上彩工藝已經很發達了，為什么還要在銅器上采用掐絲琺瑯上釉的復雜工藝呢？那是因為釉上彩在燒制過程中，色彩容易暈散，不像掐絲琺瑯工藝可以保證顏色精確；同時銅器封釉具有金屬貴重、堅固的特點，又有類似瓷器晶瑩光滑適用于裝飾的特點，非常符合官家端莊大氣、雍容華貴的審美趨向。

        但是，由于景泰藍的釉料都是從西方進口的，價格昂貴，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經濟原因，銅胎掐絲琺瑯彩的燒制開始停歇，再加上傳統瓷器的著色技法提高，出現了萬歷時期的五彩瓷，以金屬為胎的琺瑯彩工藝品一度式微了。

歐洲人帶來了畫琺瑯

        琺瑯工藝在東方慢慢發展的同時，在西方也沒有停下腳步。15世紀中葉，歐洲發明了不用掐絲，而是直接在銅胚胎上燒一層不透明的琺瑯釉作底層，而后再用彩色釉料繪畫，入窯燒制的工藝，這被稱為畫琺瑯。

        15世紀末，法國中西部的里摩日（Limoges）是歐洲畫琺瑯之都。16-17世紀，那里已經可以生產出世界最精美的彩色琺瑯。當時的畫琺瑯，除了宗教題材之外，還有世俗的裝飾畫，特別是人物肖像畫，這些大多是當時的歐洲皇室和豪門私人定制的器物。比如畫琺瑯大師利莫贊最著名的作品就是1532年臨摹丟勒風格制作的《耶穌受難》組畫，他還遵照亨利二世國王的指示，制作了很多描繪他的情婦迪亞納各種姿勢和表情肖像的畫琺瑯作品。

十八世紀歐洲14K金嵌鉆石畫琺瑯懷表

        清朝統治中國以后，尤其是康熙皇帝收復了臺灣，廢除海禁，歐洲的金屬胎畫琺瑯作為重要的工藝品，跟隨使團、傳教士進入中國，被時人稱為“洋瓷”，這是琺瑯工藝第二次傳入中國。

        由于康熙皇帝喜歡先進的科學和技術，對歐洲文藝復興影響下的藝術也產生濃厚的興趣。特別是西方繪畫中的透視法、光影效果、體積感和質感、逼真寫實的色彩關系，都讓這位皇帝感到特別新鮮。歐洲傳來的畫琺瑯，一下就受到了皇帝的寵愛。他馬上下旨命令宮中的造辦處承做，并招攬了多位歐洲畫琺瑯的工匠來中國指導。

        在中外匠師的共同努力下，宮廷造辦處琺瑯作很快就熟練掌握了金屬胎畫琺瑯的燒制技術，并且還將這個技術移植到瓷器胎體上，于是產生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畫琺瑯工藝——瓷胎畫琺瑯，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琺瑯瓷”。不過，當時為了追求歐洲銅胎畫琺瑯的效果，在康熙朝的琺瑯彩外壁上大體是不封釉的，摸起來比較生澀。

康熙黃地琺瑯彩牡丹紋碗

        到了雍正年，皇帝對琺瑯彩的燒造更加關心，派怡親王（十三弟允祥）親自主持，琺瑯瓷的技術工藝和藝術水準達到了頂峰。一方面是開發了國產的色料，不僅擺脫了此前一直依賴外國進口的局面，甚至研發出了新的顏色。

        國產色料發明之前，工匠們必須謹慎使用，燒壞了一件東西都得被上司K得滿頭包，自然也就也不敢大膽試驗。有了國產的顏料，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工藝技術的革新，越來越多的宮廷書畫家參與琺瑯彩瓷器的制作，開始繪制大量的花鳥、竹石、山水等圖案，并在畫面空白處題以詩句，配有閑章，進一步推動了西方工藝技藝與中國傳統審美的結合。

        另一方面，當時景德鎮御廠已經燒造出“內外皆有釉”的白瓷胎，擺脫了原來歐式“銅質感”的感官印象，琺瑯瓷徹底變成了“中國瓷”。在雍正年，之所以琺瑯瓷攀上巔峰，還必須提到兩個非常重要的人，一個是年希堯（年羹堯的胞兄），一個是唐英。年希堯向意大利畫家郎世寧學習，寫了一本介紹透視法的書，叫做《視學》，對推動中國畫運用西方科學的透視原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唐英則是景德鎮的督陶官，在他的身體力行之下，景德鎮燒出了更加精美的瓷胎。

雍正琺瑯彩松竹梅橄欖瓶

        乾隆朝基本延續了前朝琺瑯瓷的燒造工藝，但卻慢慢走向衰落，最突出的表現就是琺瑯作的生產大為減少。究其原因，廣州粵海關承制的“廣琺瑯”充分發揮了作為當時唯一通商口岸的地域優勢，積極吸收西方工藝的先進成果，“與歐洲同步流行”，不僅技術精湛，而且歐式風格明顯，深受皇室貴族歡迎，反之宮廷琺瑯作的工匠整日埋頭揣測皇帝心思，集體創造力反而慢慢消亡了。

        其次，琺瑯瓷多半是皇室貴族收藏，沒有“出口創匯”，是一項“只出不進”的虧本買賣。乾隆后期經濟發展衰退，長期通貨膨脹，銅料緊張，琺瑯作預算緊缺，難以維系龐大的經費開支，所以到了乾隆末年，整個宮廷琺瑯作干脆關門歇業。

乾隆琺瑯彩玉壺春瓶

日本人刺激下中國搪瓷工業

        雖然琺瑯作為工藝品的階段告一段落，可是作為日用品的時代才剛剛開始。當中國人把畫琺瑯升級成琺瑯瓷，奉為藏品，西方人卻逐漸將琺瑯工藝轉為民用，這個對比不能不令人有些許唏噓。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展開，琺瑯制品被普及到西方市民家中，成為尋常的日用品。而后，伴隨著歐洲商品輸出，琺瑯制品第三次來到了中國。

        根據中國搪瓷協會網站所記載的大事記，光緒四年（1878年），奧地利第一次將搪瓷制品輸入我國，不過當時還不叫搪瓷。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趁歐戰之際，將大量的低質搪瓷制品傾銷我國，同時帶來了“搪瓷”這個從日語轉換過來的詞匯，從此，“琺瑯”和“搪瓷”雖然同屬一種工藝，卻被約定俗成地分配到不同的行業上，工藝品叫琺瑯，工業日用品叫做搪瓷。

        當時日本專門設立了6家工廠，生產專供中國地區的搪瓷制品，我國市場幾乎為日貨獨占。到了1915年，我國搪瓷制品的輸入以日本為主體（至1929年），每年輸入額占輸入總額的58%-84%之間。1916年，英國人麥克利（F?H?Mcfregor）在上海閘北顧家灣（現中山北路、恒業路附近）開設廣大工廠，這是洋人在中國創辦的最早的搪瓷廠，制造牌照、口杯、食籃、燈罩等搪瓷制品與日貨競爭，后因經營不善而告失敗。

        1917年，留奧學習美術琺瑯的中國留學生劉達三與嘉興商人姚慕蓮（他是辛亥后上海民營資本的代表人物之一，還于1915年辦過民營的自來水廠）合資在上海閘北創設中華美術琺瑯廠（中華制造琺瑯器皿公司），生產面盆和雜件等搪瓷制品。這是中國人自辦的上海首家搪瓷廠，但一年后，因經營虧損而改組。其后日本侵華，抵制日貨運動興起，對保護民族經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上海是中國搪瓷工業的發源地和集中地。

        到了1924年，我國搪瓷工廠遍地開花，洋商及華洋合資的搪瓷廠已全部停產，民族搪瓷工業終于形成。之后，中國搪瓷業興旺起來，不僅獨占中國市場，而且還多次參加各類世界展會，包括后來被叫做“世博會”的萬國博覽會。但好景不長，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后，許多民營工業或被炮火炸毀，或被強行征收，或因為貨源斷絕而停產，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短暫恢復。

搪瓷制品上的政治宣傳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因為搪瓷制品兼顧輕便耐用而且價格低廉的特點，國家大力發展搪瓷日用品工業，上海搪瓷工廠響應號召，到內地設廠，幫助全國搪瓷工業發展，形成了欣欣向榮的局面。

        因為搪瓷制品深入千家萬戶，是廣大群眾每天都能用到的東西，所以自然一些政治宣傳和口號也就不斷地在上面出現，讓這些搪瓷制品帶有非常明顯的時代印記。例如，1925年6月，“五卅”事件后，上海益豐搪瓷廠為了不忘國恥，自發特制了“五卅”紀念臉盆，在盆底噴印上“勿忘五卅”字樣，在盆邊噴有“一片冰心盟白水，滿腔熱血矢丹青”的愛國詞句。這應是政治宣傳最早在搪瓷制品上出現的例子了。

        和國民政府比起來，新中國對搪瓷制品上的政治宣傳更加重視，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各種不同的口號印在上面，從“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到“打倒一切帝反修”，別的不說，就連我們最熟知的印有牡丹花圖案的臉盆，當時也被叫做“勝利式”。

        一直以來，搪瓷制品可以說是供銷兩旺的，不僅在國內，甚至在國外都有大量的訂單。可是為什么進入新世紀之后，這些東西會突然間集體消失呢？

        這是因為一方面，隨著我國工業水平的不斷提高，價格低廉的瓷器、金屬等制品涌入，對搪瓷制品獨霸日用品市場的局面帶來了沖擊，而老牌搪瓷工廠也深陷困境，相互廝殺。更重要的是，搪瓷制品生產過程中的酸洗工藝，會使大量的重金屬廢水排入江河，對環境帶來極大的污染。

        琺瑯或者說搪瓷，在中國的發展一直伴隨著外國的影響和刺激。事到如今，我國的搪瓷業者除了制作一些不著調的面盆牙杯，放在旅游景區和文化創意園內供人“瞻仰”外，恐怕還得將眼光瞄向海外。因為外國搪瓷業已經將搪瓷工業用于有毒管道涂裝、建筑外墻等高新技術領域，看來我們還得需要一趟“西天取經”吧。

        

        參考文獻：

        姜浩峰：《搪瓷舊事》，《新民周刊》，2014年5月

        祝重壽：《關于中國銅胎掐絲琺瑯（景泰藍）的起源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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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芳：《盛極而衰——清乾隆朝瓷胎畫琺瑯欣賞》，《榮寶齋》，201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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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搪瓷工業協會：《上海搪瓷工業大事記》，中國搪瓷工業協會網站：http://www.eia-ch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