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1月27日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本周，歐洲多地都將陸續舉行各種紀念活動。當我們重新回顧歷史的時候，也需要思考，這一慘無人道的反人類罪行是怎么造成的，是制度之惡還是人性之惡？20世紀最偉大的女性知識分子漢娜·阿倫特在1960年代寫下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是關于奧斯維辛罪行審判的一份重要文獻，在這份文獻中，阿倫特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概念：“平庸之惡”。與此同時，她還寫下《審判奧斯維辛》一文，該文收入在《反抗“平庸之惡”》一書中，中文版由世紀文景出版。經出版社授權，澎湃新聞刊載此文，有刪節。        

        譴責“多數德國人民”對審判納粹戰犯缺乏熱情，卻不提阿登納時代的生活事實，這相當不公正。西德的各級政府都充斥著前納粹分子，這對誰都不是秘密。

        漢斯·格婁伯克（Hans Globke）——首先因為他對紐倫堡法的無恥評論、而后因為他成為阿登納的親密顧問而人人皆知——這個名字已成為一種事態的象征，這種事態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為嚴重地損害了聯邦共和國的聲譽和權威。這種事態的諸種事實——而不是官方聲明或公共媒體機構——已在現實的國家中制造了上述那種輿論氛圍。在這種環境下公共輿論這樣說，小魚被逮住了，而大魚卻仍然逍遙法外，這就不足為奇了。

        確實，根據納粹體制，法蘭克福的被告都只是“蝦米”：黨衛軍官員的最高級別是上尉——由下述三人把持，集中營指揮官海瑟的副官謬卡、海瑟的繼任者理查德·巴爾的副官赫克爾，以及前集中營長官豪夫曼。

        就法蘭克福的被告在德國社會中的地位來說，情況亦然。他們中的一半來自工人階層，讀完了八年小學，干的是體力活；而其他十個人中，只有五個人屬于中產階級——一個內科醫生、兩個牙醫和兩個商人（謬卡和卡普修）——而另外五個可以說是低等中產階級。而且，看來他們中的四個以前還被判過刑：謬卡是因為在1920年不能償還債務；博格是因為在1940年作為那罪惡的警察局的成員時，曾幫助別人墮胎；庇紹弗（Karl Bischoff，在審判的過程中死去）和莎茨博士，由于不為人知的原因，分別在1934年和1937年被納粹黨內開除。

        從各個方面來看，甚至就其犯罪記錄來說，這些人都是蝦米。至于審判，必須牢記，他們中沒有一個人自愿或者甚至有自愿的可能去承擔奧斯維辛中的職責。人們也不能要求他們為集中營中犯下的主要罪惡（用毒氣滅絕數百萬人）承擔根本責任；因為，正如被告所說，實施種族屠殺，確實出于“希特勒的不可違抗的命令”，并被那些身居高位、無須沾染其手的掌控政策問題的殺人犯精心組織。

        就聯邦共和國的公共生活狀況來說，小人物理論并非沒有優點。野蠻的卡杜克把它總結為：“關鍵并不在于我們做了什么，而在于把我們帶入不幸的那些人。他們多數仍逍遙法外。像格婁伯克。這讓人惱火?！币约八诹硪环N情況下說的話：“現在，人們要求我們對所有事情負責。難道最后的人就應該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嗎？”

        豪夫曼表達了同樣的論調，他在這次審判前兩年就因為達豪的兩起殺人案件被判刑（兩個終身勞役的判決）。據海斯說，豪夫曼“在集中營掌握真正的權力”，盡管根據豪夫曼自己的供認，他什么事情也沒有干，除了“修建供兒童玩的操場，上面備有給幼兒玩的沙盒”。豪夫曼吼道：“但那些高高在上的紳士們在哪兒？那些坐在辦公桌旁打電話的家伙們，他們才是罪犯?！?/p>

        而且，豪夫曼提到他們的名字———不是希特勒或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海德里希（Rienhard Heydrich）或艾希曼，而是奧斯維辛中的上級人物，海斯、奧梅爾（Aumeier，豪夫曼之前的負責官員）以及史華茨（Schwarz）。對他的追問，回答很簡單：他們都死了，而這對他的心態來說就意味著，他們已把［手下的］“小人物們”留在危難之中，也意味著，他們像懦夫一樣，通過被絞死或自殺而逃避了他們應負的責任。

        如果有誰認為，“大人物”太偉大所以能夠洗心革面，而“小人物”太渺小所以不能進行這種英雄式的內在更新，那么他只需讀讀這本書就可以明白其中的底細了。當然，有一些這樣的人——例如埃爾溫·舒爾茨（Erwin Schulz），這個東部前線黨衛軍機械化屠殺團的前領導，真誠而略帶悔恨地證實，那時他確實“不覺得”為了“阻止產生針對德國人民的復仇”而射殺婦女和小孩“是完全不正當的”，但在前往柏林并試圖改變那個命令之后，他自己請求免除這樣的職責，最后獲得了成功。

        但更典型的是律師埃米爾·芬堡（Emil Finnberg，他還是東方前線的后方法庭前長官），他仍舊贊許地引用希姆萊的話，并不無自豪地宣稱：“對我來說，元首的命令就是法律?！绷硪粋€例子是明斯特大學的教授和解剖學主任（他已被剝奪了學術頭銜），他毫無悔意地證實，他如何為被告科勒爾（Josef Klehr）挑選受害者，后者通過往這些受害者的心臟中注射苯酚來殺害他們。

        這位教授認為，那些兇手需要定量供給的集中營囚犯，這“在人性上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無疑也會同意他以前的“助手”的話，后者承認曾向囚犯注射并同時為這種事辯護：“用一般的德國話來說，這些囚犯不是病人，他們已經半死了?！保词惯@種可怕的論調也被表明是一種掩飾——實際是一個謊言——因為許多完全健康的孩子就是以這種方式被殺害的。）最后（但讀者能輕易地在這份審判記錄中發現更多的例證）是維爾姆·博格的律師，他在其最后發言中表達了“對‘嚴肅的人們（原文如此?。╆P于博格擺寫出的那些話’的驚訝，他的確把這種博格擺看作對待那些反抗的人們的惟一一種有效的身體勸說方式”。

        這就是被告及其律師的觀點。當他們“要把奧斯維辛變成其居住者的一個田園”的最初企圖已破滅，而且越來越多的證人和文件證明，他們不可能既在集中營中任職而又什么罪行都沒有犯下，什么罪行都沒有看到，完全不知道正在進行的事情（集中營長官巴爾的繼任者赫克爾不知道“任何有關毒氣室的事情”，直到很晚時才通過謠言得知），這時，他們告訴法庭他們為何“坐在這里”：第一，因為“證人是出于報復而作證的”（“為什么猶太人不能正派地說出真相呢？ 但他們顯然不想說出真相?！保?；第二，因為他們作為“士兵”，只執行命令而“不問是非”；第三，因為人們需要小人物做大人物的替罪羊（這就是他們今天為何“如此悲慘”的原因）。

        所有對納粹罪犯的戰后審判，從紐倫堡的戰犯審判到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審判和法蘭克福的奧斯維辛審判，都在確定罪責和犯罪行為的程度上受到法律和道德疑難的困擾。公共輿論和法律觀點從一開始就傾向于認為，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他們的主要工具是打字機、電話和電報機——要比那些實際操作滅絕機器、把毒球扔進毒氣室、操作殺害平民的機關槍或忙于焚燒那些成堆的尸體的人更有罪。

        在對阿道夫·艾希曼這個最能干的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的審判中，法庭宣布，“越是遠離那些親手操作殺人工具的人，就越是罪惡”。一個參加了耶路撒冷審判的人就更易于同意這個觀點。而從許多方面看都像是對耶路撒冷審判之必要補充的法蘭克福審判，會使許多人對他們曾經認為幾乎是明白無誤的東西產生懷疑。在這些審判中顯露出來的不僅是個人責任這個復雜的問題，而且是赤裸裸的犯罪行為；而且，那些賣命地服從罪惡命令的人，其面目仍然與罪惡為合法的制度中的那些人非常不同，后者與其說是在服從命令，毋寧說是在隨心所欲地對待他們的命定受害者。

        被告以他們原始的方式偶爾承認了這一點：“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輕易地簽署命令，要求不準再打囚犯”——但辯方的律師們如此辯護這個案件，仿佛他們也是在處理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或處理服從上級命令的“士兵”。這就是他們在陳述案件時撒下的彌天大謊。控方起訴了“對個人的謀殺和共謀”以及“對群體的謀殺和群體謀殺中的共謀”——就是說，起訴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罪行。 

        一個人在閱讀這份審判記錄時，必須牢記一點，即奧斯維辛是為了那種行政性屠殺而建立起來的，這種屠殺活動將要根據最嚴格的法律和規章來實施。這些法律和規章是由那些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制定下來的，而不管怎樣，看來他們要排除——可能他們就是打算要排除——所有個體的自發性。對數百萬人的滅絕被精確計劃，它就像一臺機器那樣運作：來自歐洲各地的囚徒；站臺上的篩選，以及接下來對其中健壯者的再篩選；分類（所有老人、小孩和帶小孩的母親要立即被毒氣毒死）；人體試驗；由“囚犯看守”、小頭目和操作滅絕設施并占據特殊位置的囚犯突擊隊構成的體系。看起來每件事都被預見到了，而且也是可預見的——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年復一年。

        然而，從官僚政治的算計中產生的東西卻恰好與可預見性相反，它是完全任意性的。用沃肯（Ttto Wolken）博士的話來說——他以前曾是一名集中營囚犯，現在是維也納的一名內科醫生，是第一個證人，也是最好的證人之一：所有的事情“幾乎天天都在改變，這依賴于主管的官員，依賴于點名的官員，依賴于一個區的官員，依賴于他們的情緒”——而事實表明，首先依賴于他們的情緒?！耙患商旌笸耆豢赡艿氖虑榻裉炀湍軌虬l生……一個同樣的工作細節，有可能致死，也有可能是一個相當令人滿意的事件?！?/p>

        因此，醫務長官有一天心情好，就萌發了為康復期病人建立一個專門區域的念頭；兩個月后，所有康復期病人又被集中送進了毒氣室。為掌控政策問題的兇手所忽視的是，人的因素。而使這種因素如此恐怖的恰恰是這個事實，即這些惡人絕非那種病理意義上的虐待狂（這一點可以通過他們在正常環境下的行為充分地被確證），況且他們也根本不是在此基礎上被選擇到他們可怕的崗位上的。他們來奧斯維辛或其他相似的集中營的原因只是在于，他們因為這種或那種原因不適合軍事任務。

        初讀這份審判記錄，人們很容易陷入各種籠統的概括，例如，一般的關于人類的邪惡本性、原罪、人類天生的“進攻性”等等的概括——以及具體關于德國的“國民性”的概括。要忽視如下這些并不常見的例子，那既容易又危險：有人告訴法庭，“一個‘人’多么偶然地來到集中營”，看了一眼就匆匆離開了，“不，這可不是我要待的地方”。

        與人們在審判前普遍持有的觀點相反，靠各種借口逃離集中營，這對黨衛軍成員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也就是說，除非有人太倒霉，撞到像埃米爾·芬堡這樣的人手里，這個家伙時至今日仍然認為，有些人連射殺婦女兒童的體能都沒有，對這種“罪行”判處“從監禁到處死”的各種懲罰，這是完全正確的。相對于待在集中營幫助那些囚犯，以及冒著那種被控告“幫助囚犯”的巨大危險，聲稱“膽小”顯然危險要小。

        因此，那些一年到頭待在那里并且不屬于那少數在這個過程中成為英雄的人，就代表了某種對人群中最壞的因素的自動篩選。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去研究任何有關這些事情中的百分比問題，但如果我們把虐待狂的這些公開行為看作由十分正常的人犯下的（在正常生活中他們絕不會在這些事情上與法律發生沖突），那么我們就要開始對那許多普通公民的夢想世界感到疑惑了，這些普通公民可能也并不缺少這樣的機會。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在奧斯維辛，每一個人都可以自主決定自己要做好人還是惡人”。但人們現在卻不敢再相信它了。（現今德國的正義法庭既不能給好人以正義也不能給惡人以正義，這不是很奇特嗎？）而這種自我決定決不依賴于自己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或德國人；它甚至也不依賴于自己是否是一名黨衛軍成員。因為在這種恐怖的中心，有一位奧伯沙爾菲赫·弗拉克（Oberscharführer Flacke），他曾建立了一個“和平孤島”，并且他不愿意相信，就像一名囚犯告訴他的，最終“我們都會被殺掉，沒有見證者可以被允許幸存下去”。對此他回答：“我希望我們中間會有足夠多的人去阻止那樣的結局?！?/p>

        就奧斯維辛中的人類因素來說，居第二位的肯定就是那種喜怒無常了。有什么會比情緒變化得更快、更頻繁？一個徹底屈服于情緒的人，他的人性中還能留下什么？處在不斷運來的、無論如何都注定要被處死的人的包圍之中，那些黨衛軍成員實際上能夠為所欲為。當然，這些不是像紐倫堡審判的被告那樣的“主要戰犯”。他們是那些“大”罪犯的寄生蟲。而當人們看到他們時就會懷疑，與他們今天控告的那些造成他們不幸的人相比，這些人是否更好。

        一方面，納粹通過他們的謊言把地球上的渣滓提升為人民的精華；另一方面，那些遵從納粹的“剛健”理想生活并且仍然以此為榮的人（確實是些“精明的家伙”），實際上就像果凍一樣軟弱。他們不斷變化的情緒看起來好像吞噬了所有實質的東西——即如下品質所顯現出來的清晰外表：個性、善或惡、柔和或粗魯、一個“理想主義的”白癡或玩世不恭的性變態。

        受到最嚴厲判決——死刑加上八年勞役——的貝德納雷克，有時會給孩子們分發香腸；在表演了他把囚徒踐踏致死的專長之后，他回到房間開始祈禱，因為他那時剛好處于那種心緒。把成千上萬人帶向死亡的那位醫務官，也會救起一位曾在他的母校學習并因此勾起他對青年時代回憶的婦女；可能有人會送鮮花和巧克力給一位分娩的婦女，盡管她第二天早上就會被毒氣毒死。

        被告漢斯·斯達克（Hans Stark）那時還很年輕，曾經挑選了兩名猶太人，命令小頭目去殺死他們，然后他又向這小頭目展示應該怎樣做；而為了作演示，他又殺了另外兩名猶太人。但另一次，他指著一座村莊對一名集中營囚犯沉思著說：“看，這個村莊建得多美。這里有這么多磚頭。當戰爭結束時，這些磚頭上將會刻上受害者的名字。也許所有這些磚頭都還不夠?！?/p>

        這當然是真的，即如果他當時剛好有那份心情，“幾乎沒有哪個黨衛軍成員不能聲稱自己救過某個人的命”；而多數幸存者——被篩選出來的勞動力大約幸存了1%——把他們的獲救歸功于這些“救助者”。死亡是奧斯維辛的最高統治者，但與死亡并列的是偶然——體現在死神的仆人變化著的情緒中最殘暴而任意的偶然性——偶然決定著囚犯的命數。     

        有一個知道自己將要死去的孩子，他在集中營囚室的墻上用自己的血寫道：“安德利斯·拉帕泡特——活到16歲。”有一個9歲的小孩，他知道自己懂“很多”，但“再也不能學習了”。

        被告博格發現一個小孩在吃蘋果，他抓住小孩的腿，把他的腦袋朝墻上猛摔，一個小時后，博格平靜地撿起那個蘋果吃起來。

        有一個黨衛軍成員的兒子到集中營探望他的父親。但小孩畢竟是小孩，而這個特別的地方的規則就是，小孩必須死。因此，他必須在自己孩子的脖子上戴上一個標記，“這樣他們才不會抓住他并把他投入毒氣室”。

        有一個囚犯，他負責抓牢那些要被“一絲不茍的醫生”科勒爾以苯酚注射的被挑選者。門打開了，他的父親走進來。當一切結束時：“我哭了，我還不得不親自把我父親抬出去?！钡诙?，科勒爾問那個囚犯，他為什么哭了，而且說，如果告訴他原因的話，“會讓他活著”。為什么那個囚犯不告訴他呢？難道說因為他害怕科勒爾？多大的誤會！可見科勒爾當時心情多么好。

        最后，有一位女證人，她因為在報紙上看到盧卡斯醫生的名字，就從邁阿密來到法蘭克福，她說：“這個殺害我母親和我全家的兇手引起了我的注意。”她講述了殺害是如何發生的。她于1944年5月從匈牙利到達奧斯維辛?！拔覒驯б粋€嬰兒。他們說母親可以和他們的孩子留下來，因此我母親把孩子給了我，并把我裝扮得看起來年齡大一些。（那位母親手里抱著第三個孩子。）

        當盧卡斯醫生看到我時，他可能意識到那個孩子不是我的。他把孩子從我那里奪走，把他推給我母親?！狈ㄔ厚R上知道了真相?！澳阋苍S是有勇氣救這位證人？”沉默一會兒之后，盧卡斯否認了一切。而那位顯然仍不知道奧斯維辛法則的婦女離開了法庭———這法則是，在那里，所有帶孩子的母親一到達就要被毒氣毒死。她在尋找殺害全家的兇手，卻不知道面前的人正是自己生命的拯救者。這就是當人決定要把世界顛倒過來時發生的事情。        

漢娜·阿倫特寫于196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