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的納粹生意：《西線無戰事》為何慘遭剪刀手？

        2014年9月的《美國歷史集刊》介紹了本?厄蘭德(Ben Urwand)的著作《合作：好萊塢與希特勒間的契約》(The Collaboration: Hollywood’s Pact with Hitler)。

        本?厄蘭德是哈佛學會(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的青年學者，他在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探討了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20世紀3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制片廠和納粹德國之間的合作關系。

        作者利用美、德兩國檔案得出結論，認為好萊塢電影制片廠的代表們經常為德國駐美國洛杉磯的領事格奧爾格?蓋斯林(Georg Gyssling)檢查劇本和篩選電影，以此來開拓德國市場、謀取利潤。但凡被格奧爾格判定為對德國有所冒犯的鏡頭，電影廠的負責人都將其剪輯掉，以換取進入德國市場的許可和票房。這個長達十年之久的合作，在厄蘭德看來，是好萊塢“利益至上的原則”的體現，與其說是合作，更是一場與納粹的生意。

        第一部引起納粹不滿的電影是環球電影制片廠的《西線無戰事》(1930)。這部電影改編自德國作家雷馬克的同名小說，講述的是馬恩河戰役前后，一群德國少年兵對戰爭態度由興奮、憧憬到反感的過程。影片原本通過了德國委員會的批準，但它在德國上映時，納粹暴徒發生騷亂，這部電影也隨即被撤下。在環球影業公司的總裁卡爾?拉姆勒(Carl Laemmle)默許下，影片被重新剪輯。在厄蘭德看來，這次默許為接下來的合作開了先例。

        當納粹政府堅持要求電影廠解雇他們在德國的猶太員工、刪去電影中的猶太角色時，除華納兄弟以外的其他電影制片廠，都選擇了順從。

        不過，厄蘭德的研究也受到了質疑。其中一個問題是：好萊塢的電影公司愿意從他們的電影中刪去冒犯納粹的元素，能否視為20世紀30年代正常的商業合作？研究證明，好萊塢曾屈從于天主教道德聯盟(Catholic Legion of Decency)、州政府審查委員會等機構，以求得影片上映的許可。畢竟在上世界30年代的美國，電影并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影片刪節或許只是各大電影公司求存之道。

人像攝影這件事，竟然能威脅殖民政權？

        

        2014年11月出版的美國《亞洲研究雜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73, Issue 04)刊載了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亞洲語言與文學系教授Joseph R. Allen的論文《描繪紳士：臺灣日治時期的人像攝影》(Picturing Gentlemen: Japanese Portrait Photography in Colonial Taiwan)。

        文章研究了日治時期的臺灣人像攝影，從三個方面分析了殖民地時期的臺灣攝影業:當時世界范圍內攝影技術、臺灣的意識形態、殖民地廣泛存在的殖民模擬現象。為此，作者選取了當時相冊和商業目錄中使用的人物照片、政治經濟領域知名人士的肖像綜合考察。綜合以上幾個方面，作者考察了以往殖民地意識研究中忽略的一個方面，即后殖民主義研究中關注的殖民模擬問題。

        1899年夏日里的某一天，一群男子聚集在臺北市中心總督官邸前的草坪上玩槌球。槌球和其他許多殖民文化元素一樣，剛剛在臺灣島興起。當地攝影師有田春香也在此之列，在幾個街區外的北門街上，有他的攝影工作室。這天他隨身攜帶的是剛從廣島買回的手持柯達相機，有田春香為兒玉源太郎拍攝了照片。

        這與兒玉源太郎以往照片中的形象大相徑庭。過去他拍照時總是身著滿是勛章的軍裝，表情極其嚴肅。這張照片由專業攝影師拍攝，著名印刷廠印制，顯然是受到了當時全球流行的快照的影響，拍照姿勢和笑容都像極了后來柯達宣揚的“幸福時刻”。

        盡管在臺灣的日治時期，殖民者與臺灣民眾在現實生活中的差別顯而易見，但在視覺方面，至少在公共場合人像攝影中，一種與舊殖民地不同的模仿正悄然興起，它被稱為“第三類”模仿。被殖民統治的臺灣人與日本殖民者，都接受了“第三類”形象作為榜樣：青年男子身著西裝，刮凈胡須拍攝照片。盡管有模仿，但臺灣人不會就此變成日本人，也不會比日本殖民者更像西方人。但就模仿西方而言，臺灣人與日本殖民者可以是平等的。

        盡管殖民身份的劃分還有賴于其他因素，諸如人名、語言等，但人物攝影與文學、書法一樣，制造視覺上的模糊性，繼而模糊殖民地與殖民宗主國間的文化差異，而文化差異正是殖民統治的根基。

        作者指出，在后殖民時期的皇民化運動中，殖民政府施行過模糊殖民地與宗主國文化差異的政策，如推廣日語、日本宗教、用日文名取代中文名等。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語言教授霍米?巴巴(Homi Bhabha)認為，殖民地的模仿是種“第一時間的相似繼而產生威脅”，對此，作者理解為對殖民政權顛覆性的威脅，最終產生于模仿所產生的差異中，這差異的本意“并非”要挑戰殖民政權的權威性。

        以臺灣的公共肖像為例，這種威脅性似乎來自于另外一個地方。在與宗主國同時模仿“第三方”的過程中，被殖民統治的臺灣人也能夠宣傳他們和統治者有平等的地位。只不過，這種結果并非臺灣、更不是日本的本意。

20世紀美國的書籍審查：天主教的話語權

        美國戴頓大學副教授烏娜?卡德根(Una M. Cadegan)，廣泛收集作家、評論家留下的一手資料，完成了這本20世紀美國天主教文學的著作。本書在一開始就指出，天主教會在文學、藝術方面有其獨特的審美，究其根源，可歸結為興起于19世紀末的新托馬斯主義的影響。天主教作家在作品中，試圖通過平息各種現代主義帶來的沖動，來對抗現代主義，最終達到升華讀者靈魂的目的。

        作者在隨后的兩個章節里，總結了天主教標準中“合格”的現代文學形式，自然過渡到20世紀美國的書籍審查這一話題。上世紀中葉，書籍審查的權力一度掌握在教會手中，這種專斷獨裁讓不聽令于教會的文人們一度很是悲觀，與之產生強烈對比的是天主教作家不顧他人指責的我行我素。

        凡事都是兩面的，令人感到諷刺的是，這種意在抑制的審查制度，卻常促使圖書大賣。一旦某本書被列入到禁書名單，作者又拒絕修改來迎合審查委員會的要求，反倒會讓他聲名大振。這種審查從書籍出版延伸到電影出版界，活躍于20世紀30-60年代的天主教“道德聯盟”(Legion of Decency)，是天主教染指電影業最為聲名狼藉的代表。

        最后，烏娜從美國《國家》雜志編輯保羅?布蘭沙德(Paul Blanshard)的觀點入手，指出，在20世紀50年代的這場審查運動中，天主教通過對抗、利用現代語言，來測試自身的影響力。最終成為掌握話語權的精英組織。

學科前沿：當歷史學與生物學相遇

        學科對話與交流無疑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大趨勢。最新一期《美國歷史評論》的圓桌討論主題就是歷史學與生物學的對話。

        此次討論的文章重點關注了人類生物學在環境史、醫療史方面帶給歷史學的啟發。以神經學為例，該學科的最新研究從科學上證實了歷史學家的直覺，即文化、階級和偏見會給人精神上的沖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感知世界的方式不同，其間差距之大，致使人在面對不同沖擊時，腦部的反應大不相同。對于職業會影響人的骨骼、肌肉和健康這一結論我們并不陌生，然而，職業的影響不止這些，它還在某種程度上塑造了人的外形，對大腦中的神經系統產生影響。當一個人遭遇到不公對待時，通常他內心會產生某種消極情緒，這一過程轉移了大腦大部分的注意力。結果是他難以繼續完成復雜的工作。

        圓桌討論的第一組文章是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約翰?布魯克（John Brooke）、社會與行為科學教授克拉克?拉爾森(Clark Larsen)和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埃德蒙?羅素(Edmund Russell)的文章。他們在論文中探究了當人類面對與自己共生的物種和天敵時，為適應新的歷史環境，身體和意識的變化，這種變化有些是長期的，有些則時間較短。

        第二組三篇文章分別來自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社會學教授魯道夫?羅斯(Randolph Roth)、俄克拉荷馬大學教授凱爾?哈珀(Kyle Harper)、斯坦福大學歷史學教授沃爾特?沙伊德爾(Walter Scheidel)。他們在文章中指出，生物學可以幫助歷史學家解讀一些人類歷史上由來已久的現象——暴力、家庭、道德禁忌等。同時，歷史學家也可以讓生物學家注意到，復雜的人類行為、人類心理、生理上的變化，與歷史環境間的相互作用。

        最后一組文章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歷史學教授林恩?亨特(Lynn Hunt)、圣母大學歷史學副教授茱莉亞?托馬斯(Julia Adeney Thomas)提議以更廣闊的視角關注歷史學與生物學之間的合作研究，例如在這個過程中存在的破壞性的影響。此外，他們還特別建議歷史學家和生物學家，應該重新思考人類本性的自我和能動性這兩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