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否會對周邊小國推行帝國主義政策？這看上去像是提問政治學者的一個問題，關切的是未來的政治格局——對大部分國人而言，19世紀的中國積貧積弱，是日本和西方各帝國主義壓迫的對象，因此談論中國對外推行帝國主義，只能是假設性或是預測性的。但我們今天要談的，不是未來，而是有關晚清中國自己是否是一個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問題。

另一面相：中國作為“列強”之一

        19世紀后半期，許多西方國家在中國開辟租界，其公民享有以領事裁判權為標志的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管轄。在現在通行的近代史敘事體系中，這是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重要標志，也是中國遭受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鐵證。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國當時在朝鮮仁川、釜山等地也開辟了中國租界，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以及日本人一樣，在朝鮮享有治外法權。如果按照我們的解釋體系，朝鮮此時也是已經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了，而中國是“列強”之一。近年以來，有些美國學者據此明確提出晚清中國在朝鮮推行了“帝國主義”。

        按照這種說法，19世紀后期的中國雖然遭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但自身也是一個不同程度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對外壓迫朝鮮。這樣明確的提法，雖然出現在幾年前，但早在1960年代，便有歐美學者提出，中國自1882年出兵朝鮮之后，開始學習西方殖民地管理的一套方法，使得“朝貢體系讓位于強權政治”、“中朝宗主與藩屬的關系讓位于帝國主義政權與殖民地附屬國之間的關系”，諸如此類的結論，頗有影響。而很多的中國學者竟也信以為真，認為1882年后，惟有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地區霸權政治等等模式才能解讀一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的中朝關系史了。

        中國帝國主義的說法，首先十分有助于我們反思自身的歷史，因為中國近代歷史直到今天仍舊面臨著一個最基本的任務：史實重建。換言之，中國人認知近世的歷史，并不比別國人認識這段歷史有更多的優勢，恰恰相反，因為受到一系列自然與社會進化理論的影響，我們在解釋19世紀本國史的時候，很容易劍走偏鋒。別國學者指出了晚清中國可能的另一面相，那我們要考慮的是究竟是否如此。

        對史實的重建，不可能一朝一夕。而上述解釋路數，對當代中國的最大也是最直接的沖擊是，國內現行的以民族屈辱和救亡圖存為主線的近代史解釋體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系列的當代政治話語，面臨被根本解構的危險。

        回到最基本的史實問題上——晚清中國在朝鮮實行了“帝國主義”么？這里的關鍵，是弄清楚中國為何與朝鮮簽約，以及為何能夠在朝鮮獲得治外法權和租界，當然也要弄清楚朝鮮在華獲得了什么權利。

要求改革：朝鮮奏請變通中朝關系

        1882年春，就在李鴻章同美國代表薛斐爾商定朝美條約的內容之后，朝鮮國王派遣的魚允中和李祖淵兩名“問議官”抵達天津，將國王的幾個變通中朝舊制的要求傳遞給北洋大臣和北京朝廷。早在1880年，黃遵憲就在其《朝鮮策略》中提出了“于親中國則稍變舊章”的指導意見，國王此番要求變通舊制，就是對黃氏策略的具體實施。

        國王在正式咨文中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希望兩國允許商民在各自已開口岸往來貿易；二是希望能夠派使臣入駐北京。而在給署北洋大臣張樹聲的咨文中，國王詳細闡述了包括上述兩項要求在內的四個要求：第一，中朝兩國之間締結商約，允許商民往來貿易；第二，停止朝鮮咸鏡道與中國烏拉和寧古塔地方的互市，以杜絕俄國窺伺，將來這項邊境貿易如何舉行，可以在雙邊條約中加以規定；第三，朝鮮不再派遣使臣到北京，改由常駐北京的使臣收轉中國公文；第四，朝鮮駐京使臣的衣食住行均由朝鮮方面提供。這六項要求加起來，內容其實只有兩個：通商、駐使。

        這兩個要求，實際是要變更從明朝以來已經實行了幾百年的宗藩儀軌，特別是遣使常駐北京一項，帶有取締雙方使臣交聘往還的意味。朝鮮貢使向來受天朝優待，在京期間食宿均由中方提供，但明朝以降幾百年間均是“事竣回國，從無駐京之例”。若按照朝鮮此番的意思來辦，其駐京使臣自給自足，則其地位和實際上的作用，已然和各國駐京公使無異。于是這個看似變通朝貢禮儀的問題，也就成了直接打破雙邊固有體制的問題。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改革舊制，乃朝鮮國王在壬午兵變前主動提出，而不是北京在兵變后為了加強對朝鮮的控馭而改變策略。現在很多人從中國加強對朝控制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其實是犯了歷史時間混淆的基本錯誤。嗣后中朝的貿易章程的簽訂，的確是在兵變之后，但改革雙邊舊制的問題，早已在兵變之前就已經由朝鮮明確提出。

典禮所關：禮部的反響

        此事影響最大的是主掌朝貢禮儀的禮部。但該部認為，朝鮮國王所言時局之詭譎與該國之貧弱，句句屬實，所以對兩國是否在各自口岸通商并沒有表示意見，即便對“實與典禮有關”的駐使要求，也沒有表示反對，而是建議飭下廷臣、南北洋大臣以及懂洋務的邊疆大吏進行討論，“以昭慎重”。

        截止到1882年這個時候，中國已經漸次丟失了琉球、緬甸以及越南等朝貢國，昔日的宗藩世界內現在就剩下了朝鮮這一個與大清“龍興之地”接壤的外藩，此時朝鮮要求變通舊制，也是情勢使然。

        雖然禮部在正式公文中的態度十分靈活，但禮部侍郎寶廷很快陳奏了限制朝鮮變通要求的意見。寶廷認為，隨著時局變換，朝鮮已不再像以前那樣對中國順從了，日后如果漸臻富強，難保不夜郎自大，藐視中國。他認為，如果朝廷能一口拒絕朝鮮的要求，也就罷了；如果無從拒絕，那么要對朝鮮做出限制，以區別于其他國家。具體而言，在遣使方面，朝鮮事情不能改歸總理衙門管轄，而且朝鮮駐京使臣仍舊居住在貢使素來居住的四譯館，不準另建館舍。至于通商方面，他建議利用這個機會，“簡精兵數千，助其戍守要害，于庇護之中，寓控制之道”。這一從軍事上控制朝鮮的想法，實際上等于將朝鮮轉變為中國的保護國。

        寶廷的意見看來對朝廷發生了較大影響。北京以“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制”為由，駁回了朝鮮駐使京師的要求，指示嗣后與朝鮮貿易相關的事宜，由總理衙門核辦，而朝貢陳奏等事，繼續由禮部負責。同時，朝廷命署理北洋大臣張樹聲函商丁憂之中的李鴻章，商量與朝鮮訂立貿易章程的事宜。

簽約：中朝訂立貿易章程

        1882年5月，朝方代表魚允中在天津同中方代表周馥和馬建忠，就雙邊貿易章程一事展開談判。和之前與日本以及西方國家談判不同，此次雙方一開始就確立了一個宗旨：朝鮮系中國屬國，自主而非獨立。朝方對此深表贊同。這一點非常特別，既然別的國家都不愿意在雙邊條約中明文確定朝鮮是中國的屬國，那不妨就通過中朝之間的條約來昭告天下好了。

        這種大家庭內的章程談判到了9月份就完成了，名曰《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總計8條。在正文之前有一段前言，用李鴻章的話來說，這段前言是用來給雙方“正名定分”的：

        朝鮮久列藩封，典禮所關，一切均有定制，毋庸更議。惟現在各國既由水陸通商，自宜亟開海禁，令兩國商民一體互相貿易，共沾利益。其邊界互市之例，亦因時量為變通。惟此次所訂水陸貿易章程，系中國優待屬邦之意，不在各與國一體均沾之例。

        這個前言對中朝而言其實是有利有弊：在明確雙邊宗藩關系的同時，卻也限制了其在國際法上的地位，為日后別國以此來否定其國際法上的應有效力埋下了禍患。與此同時，這個文件乃是若干有關貿易的“章程”，即regulations，并非是常見的國與國之間的“條約”，即treaty，而且只簽署有中文的文本，沒有任何其他文字的文本，昭顯出其與眾不同卻也格格不入的特點。

        前言之后是8條細則，大體而言都是沿著宗藩之義來的。第一條規定中國北洋大臣派遣商務委員駐扎朝鮮通商口岸料理商務，朝鮮國王派商務委員駐扎天津并派員分駐各通商口岸料理在華商務。這條規定是空前的，意味著雙方從此可以派遣專員長期駐扎彼此之國，但這個專員的名號，絕對不能稱為“領事”，不然就成了兩個平行之國的交際了，所以只能用“商務委員”的頭銜。嗣后，中國派駐朝鮮的專員稱“理事”而不稱“領事”，都是同樣道理。

        第二條規定中國在朝鮮各通商口岸之商民，若遇有犯罪被告等事，歸中國商務委員審斷，而朝鮮在華商民遇有此等事件，悉由中國地方官審斷，然后報知朝鮮商務委員。這條規定，使得中國在朝鮮可享治外法權，具體而言就是中國商委委員裁判權，相當于西方在中國的領事裁判權。李鴻章等人認為，這一條款中有關朝鮮在華商民的訴訟處理方法，系遵循“會典舊制”，即清朝《大清會典》中的案例，所以“與各國約章辦法稍異”。這其實是在說，雖然朝鮮沒有對等地取得在中國的商務委員裁判權，但這是舊制使然，事屬正常。

        第四條是規定兩國商民貿易地范圍的，但開頭規定說：“兩國商民，前往彼此已開口岸貿易，如安分守法，準其租地、賃房、建屋。”這一內容，為兩年后中國通過《仁川口華商地界章程》在仁川獲得了構建租界的權利埋下了基礎。這一規定實系中國在朝鮮建立租界的法理依據。從李鴻章事后給光緒皇帝的奏報來看，在1882年的時候，中朝雙方關心的是第四條款中有關嚴禁兩國商人向彼此內地輸送貨物的內容，并非在糾纏“租地、賃房、建屋”這個對等條款。朝鮮嗣后并沒有像中國商民大批涌入朝鮮那樣涌入中國而導致在通商口岸居住地不敷使用的局面，所以從未在中國建立自己的租界。然而就1882年的貿易章程中的規定而言，朝鮮照樣享有在中國構建租界的權利。

        第七條是有關開辟海路郵驛問題的，但其中規定：“中國兵船往朝鮮海濱游弋，并駛泊各處港口，以資捍衛。”這一點，確有寶廷所謂的“簡精兵數千，助其戍守要害，于庇護之中，寓控制之道”的意思，倘若從國際法的主權角度來理解，無疑是對朝鮮主權的嚴重破壞，然而朝方代表并未反對中方如此規范，因為在當時的情景中，這是“上國”對“下國”的保護的體現。

        筆者上述的說法，究竟有否是作為一名中國學者來為本國歷史強行辯護的意思呢？恐怕很多人是要質疑的。這里就再多說兩句——雖然當時的時代背景在劇烈變化，但中朝兩國之間其實是沒有舶來的國際法可言的。也正因為如此，從西方國際政治學的角度來窺察此一時期的中朝關系，往往不得要領。如若不然，不惟中朝、中越的歷史，甚至自秦始皇一統六國以降的中國史，均可寫成一部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歷史。那就和我們中國自身的流變，相去甚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