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一百年，我作為校友代表上臺發言，最不擅長這種場合講話，老老實實寫了個發言上去念，結果引起的第一陣掌聲，是因為下面這段話：

        今天這個日子非常適合懷舊，我不由地想起當年的一件往事。那時候，因為參與一份非法出版的地下刊物，有關部門認真追究起來，一時間上綱上線，問題變得相當嚴重。當時的支部書記朱家維老師奉命跟我談話，我忘不了他的笑容，他的態度就是奉命，就是敷衍，就是不當回事，就是不得不走過場。

        凡事必須要經過比較才能琢磨出味道，我們那一伙年輕人中，只有我是南大的，其他的人，有的在別的大學讀書，有的在機關，還有的是社會青年，他們感受到的壓力都比我大，大得多。因此，如果說南京大學始終充滿自由寬松的氣氛，這個略有些夸張，也不現實，但是與其他地方相比，與別的學校對照，我們的中文系確實寬松。我記得葉子銘老師就說過，中文系最看不起喜歡整人和打小報告的人，這就是我們的系風，這就是中文系的好傳統。

        這段話會引起的熱烈掌聲始料未及，會后幾位校友發表感慨，都覺得這話聽上去親切，都為自己的母校感到驕傲。但是也有學長跟我私下嘀咕，說其實誰誰曾告過密，誰誰曾整過人。我不愿就這話題延伸下去，只能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什么地方都有左中右，不過和社會上相比，和其他工作單位對照，我們母校確實要好，要好得多。

        曾將這發言稿寄給一些報社，好幾家報紙不愿意刊登，說敏感。敏感這詞十分曖昧，可以成為一個說不清道不白的借口。有家報紙編輯很聰明，“非法出版的地下刊物”改成“非正式出版物”，文章就順利地發表了。

        好在還有微博和微信，報紙副刊尺度太嚴，網上不在乎，一句不刪一字不改，想怎么轉怎么轉。今天年輕人對“非法出版”幾個字不陌生，想不明白的是“地下刊物”。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地下刊物都叫民間刊物，說民間刊物就很容易理解，它不是正式出版，是油印的，非官方的，沒有稿費。當時似乎流行這樣的民刊，各大學都有，只要有中文系，一定會有個以學生會名義辦的刊物，水平不敢恭維，自從有了民國，學生會總難免一種準官方嘴臉。

        《人間》不是校刊，是當時南京一批年輕人創辦，不想用志同道合這四個字，因為對我來說，只是覺得好玩和有意思。雖然是文學刊物，人員卻五花八門，不寫文章的遠比寫文章的多。有許多畫畫的，差不多占了總人數一半，經常聚會，在一起什么都談。有一次還請了個彈吉他的朋友過來，說是彈得非常好，來了以后，不彈吉他，大談人生。

        外地朋友常會莫名其妙地冒出來，作家馬原就是那時候認識的，老朋友在一起敘舊，居然相識三十多年。作家鄭義路過南京，他剛發表了小說《楓》，風頭正勁，我們在朋友家見面，聊什么也記不清楚。還有寫《傷痕》的當紅作家盧新華，帶著幾位同學過來宣講，在青春文學院搞對話，聚集了很多文學青年，我聽了幾句就走了，幾位《人間》同仁留下來搗蛋，據說弄得人家很下不了臺。

        《人間》作為一份民間刊物，影響和名聲遠沒有北京的《今天》大，只是性質有點相似。我們這份刊物上曾經有過一幅畫家劉丹的插圖，上半張是如來的臉，下半張是如來的手，寓意很簡單，大家都想做一個跟頭十萬八千里的孫悟空，但是能耐再大，也不可能翻出如來的手掌。

        民間文學刊物的宗旨很簡單，能發表一些我們認為不錯的文字。目的都在文學上，我對政治談不上任何興趣，內心深處非常鄙視，因為過去的那些年，政治對文學傷害實在太大。我必須承認，自己能有今天，與當年和朋友們一起辦這份文學刊物有關，如果沒有那時候的聚會，沒有那時候的想怎么寫就怎么寫，沒有那時候的刻鋼板和油印，我很可能根本不會走上文學之路。

        《人間》的被查禁，也是個說不清楚的事。突然就非法了，公安就介入了，作為一名在校大學生，我被組織找去談話，放了一個錄音機在面前。記得當時很反感，說有這玩意在面前，什么也不會說，什么也不想說，支部書記朱老師就說好吧，我們關掉錄音機。最后關沒關也記不清了，反正那個氣氛只是走過場，只是問一問完事，你說不說不重要。印象中，很快就聊起天來，說的事和《人間》毫不相干。

        關于《人間》我不愿意用到追查和迫害那些詞，畢竟不是“文革”，不是五七年“反右”。我的父親就是因為要辦一份叫《探求者》的雜志，被打成右派，歷史如果簡單重復，《人間》的所謂問題要比《探求者》嚴重得多，很慶幸生活在八十年代，很慶幸是南京大學的學生，事實上，我甚至都沒有感到太大壓力。當然，大家的遭遇并不一樣，我的朋友就沒那么幸運，有人被上綱上線，有人影響到了畢業分配，為什么呢，因為到處都有喜歡整人的人，整人的風氣始終存在，借刀殺人的人始終存在。

        一九五七年“反右”，有人成為右派，有人沒成為右派，顯然很多因素，有大背景，也有小環境，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會與人為善，都會把槍口抬高一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