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湘軍為主力的清軍戰勝了太平天國。太平天國從最高領袖到骨干官兵多為廣西人，以地域論，湘桂似為敵國，然而，卻有不少湖南人參加了太平軍，為建都天京，抵抗清軍，做了不小的貢獻。譬如地道攻城，不論太平軍攻破南京，還是湘軍克復天京，都有湖南郴州人的功勞。郴州在清代已是著名礦區，有很多地道與爆破專家，太平軍從廣西入湖南，克郴州，就讓很多礦工加入隊伍。這些人在未來攻克武昌、南京諸名城時，開掘地道，填埋炸藥，測算時間，布置引線，對于攻城的勝負，具有決定性作用。而湘軍最終以地道轟塌天京城墻，工兵也幾乎都是郴州人。

        據忠王李秀成被俘后的供狀，太平軍攻陷南京，并沒有在此定都的計劃，而是想“分軍鎮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為業”。當天王洪秀全與東王楊秀清在座船上討論北伐，被一位“老年湖南水手”聽到，他“大聲揚言”，說不能去河南，因為“（黃）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河南雖是中州之地，足備穩險，其實不及江南”。今日既得南京，“有長江之險，又有舟只萬千，又何必往河南”。而且，從古以來，“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髙池深，民富足余，尚不立都，爾而往河南何也？”秀清一聽，覺得很有道理，當時他是太平天國的實際控制人，遂訂下建都南京之計。

        這位建議定都天京的水手是湖南人，而初期太平軍水師的統帥也是湖南人。唐正才，湖南道州人，原是漕運糧船里的水手。咸豐二年冬，太平軍從南方一路殺過湖南，已克岳州，擬攻武昌，正需要熟悉水戰的人才，正才遂以專家身份參加革命，被東王封為典水匠，職同將軍。當時太平軍先克漢陽，進攻武昌，江漢風波險阻，幸得正才指揮水手在長江搭建浮橋，橫渡大軍，才能順利拿下武昌。

        而自正才入職，組織船舶，訓練水手，太平軍始立水營。明年正月，揮師下江南，“全軍戰斗員和非戰斗員以及老人兒童共計五十萬人，輜重無數，正才把這一個龐大隊伍的運輸工作迅速做好，艨艟萬艘，帆幟如云，沿江直下，二月，就攻克南京。論功行賞，擢職同指揮。五月，封恩賞丞相。九月，升殿左五指揮”（羅爾綱《太平天國史》本傳）。

        正才在天京的官邸，位于“下關大王廟旁査鹽卡內”，“出入乘輿，早晚奏樂”。據見過他的人描述，正才“約四十余歲，面黑有須，齒微露，外粗內詐，頗能籠絡人心，各船水手船戶多愿依附”。按，以“外粗內詐”四字，形容當日主動參與太平軍的人，真是生動而深刻。太平天國固屬“叛逆”，而又不尊孔子，因此，即有“甘心從逆”的讀書人，亦不得其門而入，只能讓沒讀過書（“粗”）而富有才能不甘淪落（“詐”）的人進入隊伍，橫下心賭一把富貴。像正才這樣的人并不少，譬如，其時有湖南安化人李汝昭，偷偷寫了部《鏡山野史》，說大清國“可恨者，君明臣不良，官貪民不安”，“上下相蒙，理數應亂”，“故一時變取（起）”，“并出一班英偉文武全才，輔佐太平王，積草儲糧，招軍養馬，收聚天下勇眾，如蜂蟻從王”。評其文筆，也是一個“粗”字，然而敢對造反點贊，其“詐”可知。

        正才的副手，水營木一正將軍許斌升，也是湖南人，原是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二人管理水營，制造兵艦，既能圓滿完成東王的命令，又能體恤下屬的苦衷。譬如，正才曾外調至蕪湖，督運木簰至天京，“為城中首逆營造房屋”，可想而知必能討好領袖。而東王命將“下關江口內船戶水手等約有千余人”俱行造冊登記，正才卻隱匿大半，使實在不適合參戰的人“不致調撥”，稍減征戍之苦。以此治軍，上下相孚，戰斗力自然大增。所以有曾經“陷賊”的士人向清廷建議，“如將唐逆先行擒獲，賊之水營不難立破矣”（滌浮道人《金陵雜記》）。

        天京城里還有一位湖南人，多方設法，庇護平民，令人感動。據謝介鶴《金陵癸甲紀事略》，湖南人周才大任巡查，“性不好殺，見老而無依者輒憐之。請于老長毛賊，議立牌尾館。殘廢使守館，老病使掃街道拾字紙，亦不打仗。于是佯病入牌尾館者又七八千人”。按，所謂牌尾，大概指十六歲以下與五十歲以上男子，及殘病不能服兵役的人。入館后，并由天國“逐日發米谷，每人約三四兩”，可算是亂世里勉強安身的處所。不過，后來“周才大為賊首帶赴安徽，此館又難安身”。可見此館之設，并非天國正規制度，幾乎全賴才大的一片善心。才大又為女性難民設立掩埋館，“為女館中抬埋死尸，先葬于城內”，后來也“可以抬尸出城”，“隨又令館中婦女自抬，遂有婦女藉抬尸逃竄。此端一開，婦女得生甚眾”。以此，雖然寫字還要稱他“周逆”，記事卻要說才大所設諸館，“皆城中難民難逃出城者不得已藉此藏身之計也”，顯然是褒揚了。

        而進入天國體制的湖南人，大致充任如下職位。如繡錦館，“兩湖賊有知畫者，為偽繡錦。為之畫旗畫傘畫轎衣，各賊首巢穴門扇墻壁，無一不畫，登高上壁，勉為設色，筆墨遭難矣”。如諸王簿書，“系寫賊文者”。如諸王典輿，“名為抬轎，亦可挑抬做工，賊目皆兩廣兩湖”。如丞相檢點指揮屬下的“偽職書使，兩湖人謂之頭子”。如典天牢，如監斬衙，“皆廣西兩湖殘忍之賊為之”。又，監造船舶，如監造金龍船總制，監造戰船總制，這些職位幾乎全是“湖廣人為之”。而在天國建立之初，也有不甘被擄的湖南人，發動叛亂，“反戈殺賊”，不幸在鐵匠館密謀的時候，“立書歃血”，兼又痛飲，甚至于喝得太嗨，為東王發覺，“執其書，按名悉殺之”。

        據時人統計，在天京的湖南人，咸豐三四年間，男性最多時過萬，最少時有三千人，女性先有四百人，后來不滿三百人。除了江蘇人與湖北人，天京城中人數最多的群體就是湖南人。這只是在京坐館的統計，在外為天國征戰的人數也不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