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是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風格。他越過國際慣例和外交官俱樂部的默契，訴諸輿論和群眾情緒。事實上，他將總體戰的原則引入了外交領域，將紳士的交涉變成了群眾的斗爭，對此后國際體系的崩潰負有極大責任。

        從拿破侖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大英帝國統治的世界秩序處于最佳競技狀態。威斯敏斯特不喜歡正規帝國及其統治成本，更愿意建立以私有財產和自由貿易為基礎的世界體系。皇家海軍只需要對極少數秩序破壞者實施重點打擊，就能廉價地保障文明和進步。新春秋時代的霸政體現封建遺風，霸主不是唯一和獨斷的。歐洲維持勢力均衡，英國獨霸海外。在此期間，挑戰者不斷涌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軍國主義和總體戰的恐怖撒向全世界，結束了歐洲的春秋時代。當歐洲導師似乎自身難保的時候，很難指望亞洲學徒持之以恒。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半心半意的追隨者相繼拋棄了立憲政體和國際協調的原則，迎接東亞的戰國時代。隨著民國法統和條約體系的瓦解，舊日的風云人物必須做出選擇。有些名士以節操自詡，像章太炎一樣自居“中華民國遺民”。識時務者則迅速搖身一變，協助新時代的弄潮兒破壞舊秩序。顧維鈞屬于后一種人，他的《外交演講集》就是識時務的證明。

        顧維鈞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屬于那種原本能夠融入西方的極少數精英，在中國的地位相當于波羅的海貴族在俄羅斯。如果他的祖國是愛沙尼亞式的邊緣小邦，他的努力早已將祖國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了。在這種情況下，后來的憲法制定者和外交家除了蕭規曹隨以外，基本上無事可做。然而作為內陸大國的外交家，他的工作注定不會有結果。這不是個人才能的問題，而是形勢比人強。他自己并不為此感到遺憾，因為他沒有執著地追求目標和堅定的原則性。世界變了，他也會隨波逐流。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1912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這時，奠定民國憲制的南北和談剛剛以妥協收場。老外交家唐紹儀組織舉國一致內閣，邀請顧維鈞回國。顧維鈞下車伊始，就出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如果民初的公府秘書長是小內閣總理，大總統英文秘書就是小外交總長了。袁世凱信任內廷，通常是超過信任閣臣的。顧維鈞本來很可能感于知遇之恩，變成袁世凱的私黨，然而私人關系改變了這一切。他娶了唐紹儀的女兒，就變成了唐紹儀的黨羽，而唐紹儀和袁世凱很快就鬧翻了。唐紹儀和袁世凱的沖突與其說是利益問題，不如說是預期錯位的心理問題。袁世凱覺得唐紹儀是北洋自己人，應該不分彼此。唐紹儀覺得自己是唯一能夠協調全國的人，請示大總統只是形式。雙方都覺得對方不僅跋扈，而且不可理喻。多年好友一旦反目，仇恨比原來的敵人更深。在以后的南北和談中，北洋系寧愿接受伍廷芳主持舉國一致內閣，也不愿意唐紹儀復職，因為伍廷芳一直是南方的人，無所謂背叛不背叛，唐紹儀卻是自己人，吃里扒外實在難以忍受。顧維鈞為人審慎，在回憶錄中沒有明言自己當時的立場；他的岳父和國民黨正在密謀反對袁世凱，而他自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忠于袁大總統。

        民國取代大清，主要意義就是抹去庚子之亂和《辛丑條約》造成的惡果，逐步恢復她在文明國家俱樂部內的正常地位。顧維鈞和北京的外交官團體都很清楚，日本已經先走了幾步，占據了有利地位。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構成遠東體系的第一個窗口期，確定了二十世紀初葉的東亞格局。基本格局具備亞穩態的性質，在下一次大動亂的窗口期來臨前，無法通過強度一般的沖擊打破。遠東體系取代了李鴻章時代的內亞體系，扮演世界體系在東亞的分支。日本在遠東體系內扮演大清的核心角色，將大清降低到類似蒙藏在內亞體系中的地位。庚子戰爭是一次演習，日本向歐洲列強證明自己的文明資格。英日同盟是優等生的獎品，大英帝國認證了日本的東亞盟主資格。日俄戰爭是一張委任狀，因為東亞盟主在當時的使命就是堵死俄國南下的道路。只要大英帝國繼續主宰世界，日本就會繼續擔任英國在遠東的代理人，條約體系就會安如磐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沒有行險僥幸的機會。她只能指望日本采取過火行動，激怒大多數列強。在《二十一條》的交涉中，這樣的機會似乎出現了。

        北京政府內外充滿了密謀團體和投機分子，誰都不知道當時的陰謀小道上到底發生了什么。后人只知道顧維鈞卷入了泄漏《二十一條》的活動，然而此事并不足以表明他在當時政治斗爭中的角色。各方都有可能泄漏談判內容。唐紹儀和國民黨可能希望密約泄漏，促使日本和袁世凱決裂，支持他們討袁。袁世凱也可能希望密約泄漏，促使列強反對日本。老謀深算的英使朱爾典深知中國人陽奉陰違的手腕和美國人理想主義的沖動，并非不可能不著痕跡地鼓勵中國人泄密，刺激美國人跳出來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其實是中國人和英國人都想做，卻都不愿意公開得罪日本人而不能做的事情，在顧維鈞泄密后不久果然就發生了。接下來的事情即使在彌漫魔幻色彩的東亞，也屬于荒腔走板的范圍。中國宣布接受《二十一條》的前四部分，美國急忙發表聲明：如果中日簽署有損于中國合法權益的條款，美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顧維鈞不久就奉命出使美國。顯然，北京的實力人物認為：他做的事情無論有沒有讓其他方面滿意，至少已經足以讓美國人高興。

        

        巴黎和會是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后的外交風格。這種風格與其說體現了他個人的性格，不如說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國家。他越過國際慣例和外交官俱樂部的默契，訴諸輿論和群眾情緒。事實上，他將總體戰的原則引入了外交領域，將紳士的交涉變成了群眾的斗爭，對此后國際體系的崩潰負有極大責任。根據契約和產權至上的十九世紀外交原則，他的要求純屬無理取鬧。中國沒有能力對德國太平洋艦隊構成任何威脅，后者只要高興就能夷平大沽口。英日聯軍殲滅了德國艦隊，否則后者可能會切斷智利硝石的海運線。日軍攻陷了青島，英國人的支持是象征性的。協約國在1915年承諾，戰后將青島和德屬太平洋各島劃歸日本。中國最后參戰時，并沒有取得協約國的任何承諾，而且也沒有任何值得一打的戰爭了。日本提供貸款，為中國訓練參戰軍。結果中國既沒有出兵，也沒有還錢。

        如果協約國是一家私人企業，中日兩國是企業的員工，太平洋戰爭是績效指標，青島是年終獎，那么董事會的裁決是沒有任何懸念的。十九世紀的外交俱樂部差不多就是奉行這種原則，日本就是從這家學校畢業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是日本的畢業證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加入董事會的最后考驗。在日本看來，威爾遜總統的世界大同和集體安全理論等于要求公司改組為施粥站，將按勞分配改為按需分配。歐洲列強其實也是這么以為的，但他們沒有列寧那種公然賴債的勇氣，不敢得罪美國債權人，至少在口頭上不敢反對。

        對于顧維鈞來說，這就足夠了。他抓住國民外交和民族自決的新學說，將外交家變成了宣傳干事，繞過他的西方和日本同儕，訴諸全世界國民和媒體。他的鼓動雖然成事不足，至少敗事有余。他沒能迫使日本交出青島，但至少已經將山東問題從鐵案弄成了懸案。這其實就是中國的勝利和日本的失敗，因為中國在1915年是連要求的資格都沒有的，而日本根本沒有談判的必要。我們不要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條約根本不存在監督問題。外交官要么不做承諾，否則就必須維持信用。十九世紀國家的契約精神如果跟一戰后的中華民國相同，債權人的艦隊就會打進門。埃及和摩洛哥之所以喪失主權，就是因為他們的君主喜歡借債不還。然而因為最大債權人美國反對，這種做法突然行不通了。幾百年來，債務人的地位第一次比債權人有利。

        威爾遜主義產生了一項長期后果，大概是威爾遜和顧維鈞都始料不及的。在二戰以后的國際交涉中，監督問題比談判內容更難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抵賴比守信更有利。顧維鈞的成功給中日兩國發出了錯誤信息，埋下了盧溝橋、珍珠港和板門店的伏筆。日本人讀到的信息是：西方背叛了游戲規則。無論日本如何努力，如何遵守規則，他們都不會允許日本加入董事會。日本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游戲規則。中國人讀到的信息是：公理戰勝的時代開始了。如果這些設想都沒有實現，那就說明威爾遜主義和殖民主義一樣虛偽。中國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游戲規則。這些解釋將日本驅向二戰，將中國驅向二戰和冷戰。

        

        蔣介石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績，就是將上述認知付諸實施。顧維鈞在北伐以后的主要成績，就是為蔣介石收拾殘局。革命外交的初衷就是不付代價地廢除條約體系，證明北洋政府的審慎是賣國和愚蠢的，證明北伐的合理性，結果卻付出了更加慘重的代價。章炳麟以中華民國遺民自居，拒絕承認黎元洪大總統以后的歷屆政府，稱孫文為魏忠賢，視北伐的成功為民國的滅亡，幸災樂禍地表示國民黨一定不會有好下場。因為建設和改革都需要時間，而國民黨已經沒有時間了。如果退守內地，恐怕再也沒有機會回來。汪精衛承認他的正確性，表示中國自強至少需要三十年時間，然而，他在這里陷入了國民黨人不可避免的自相矛盾。如果三十年的和平必不可少，那么打倒帝國主義的革命外交就是錯誤的，北洋政府的審慎根本不是賣國。北伐本身就是導致遠東勢力均衡體系瓦解的根源，取消了西方列強在亞洲大陸的條約權利，也就消除了列強干涉遠東事務的動機，將東亞留給蘇聯和日本逐鹿。國民政府破壞了條約體系，也就喪失了條約體系的保護。北洋政府之所以沒有遭到侵略，主要不是因為自己強大，而是因為列強的干涉和條約體系的保護。國民黨撕毀條約所得的利益，就像違背法院和警察意志而吞沒的贓物，隨時可以被其他違法者黑吃黑，因為后者知道警察不會保護他。

        顧維鈞在國聯和西方的游說活動大體上重演了巴黎和會的故事，產生了很大的輿論宣傳效果，在國內造成了零成本收回利權的幻想，結果最后完全落空。他的演講和文件清楚地表明，他在這段時間的工作重點根本不是對外。他積極迎合北伐以后的國族構建主張，打擊所有恢復民初五族憲法主體的企圖，實際上排除了以和平方式恢復條約體系的一切可能性。以他的才具，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他認為國民黨對北洋遺老不大信任，有必要表現盡可能堅定的立場。至于外交，無論怎樣都會失敗的。中日雙方都不愿意恢復條約體系，都想犧牲對方而獲得條約體系沒有給予的利益。列強不想為秩序破壞者火中取栗，蘇聯則迫切希望促成中日開戰。在這種情況下，任何外交手腕都沒有成功希望。只要失敗的責任不會落到自己頭上，他就滿意了。隨著抗戰的爆發和中蘇實質聯盟的形成，他的外交活動基本上喪失了意義。他完全清楚這樣一來，蘇聯就占據了有利地位，著手跟共產黨代表鄧發秘密接觸，但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他審慎地刪除了密談的記錄，卻忘記了留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檔案。他明顯像胡適、汪精衛、章太炎、宋慶齡、儲安平、羅隆基一樣，看清了抗戰會給蔣介石帶來怎樣的下場；同時也看清了胡適和汪精衛明白、儲安平和羅隆基卻不明白的事情，接近勝利者比接近失敗者更危險。

        汪精衛覺得和談可以成功，然而蔣介石并不像汪精衛想象的那樣蠢，他知道這樣的和平意味著東北的永久喪失。東北亞的經濟發展中心在東北，華北只是外圍原材料和勞動力基地。時間對蔣介石不利，隨著東北的迅速發展，東北的向心力沒有增加，華北的離心力反而增加。他只能在東北產生特殊共同體意識以前，抓住最后的機會窗口孤注一擲。他不能指望勝利，只能指望兩敗俱傷。兩敗俱傷就是蘇聯外交的勝利，漁翁得利的第三者繼承亞洲大陸。每個人都看清了形勢，得到了自己應該得到的，失去了自己不該奢望的。汪精衛這樣的性格，自然不愿意活到親眼看到結局來臨的時刻。然而顧維鈞不是汪精衛，并不在意國民黨本身的存亡。他最終決定留在蔣介石一方，只是因為其他的選擇對他個人都更危險。

        

        冷戰開始后，顧維鈞繼續為蔣介石政府從事對美交涉。然而，他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技術和通訊條約的進步大大削減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權。民主的簡單化傾向和冷戰的十字軍精神剝奪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響力，日益將他們降格為辦事人員。顧維鈞主要依靠長期積累的資歷和聲望，實際負責的工作已經沒有什么回旋余地，其實由一般業務人員經辦也沒有多大區別。他親身經歷了這種變化，早年的成功本身就是促成這種變化的力量之一；但他有足夠的明智和審慎，知道怎樣區分力所能及的事情和無法抗拒的事情。他很少做出錯誤的選擇，善于掌握必要的分寸，不僅限于外交方面，因而得以享受尊榮體面的晚年。他留下的回憶錄猶如他本人：絕少說錯什么，卻從沒有說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