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剛剛送走改革開放 40 周年，就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的大日子。總結梳理過去 70 年，尤其是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自身經濟發展的經驗，比較不同國家在經濟追趕過程中的正反經驗和教訓，進而研究探討中國的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對于我們走好新時代的中國發展道路、續寫經濟發展的輝煌，具有重要的意義。周建軍博士基于國際比較的系列研究，就是這樣的積極嘗試和努力。

建軍關于美國產業政策的研究論文刊登在我主編的《產業政策：總結、反思與展望》一書中，他也和我一起為《牛津中國創新手冊》合著過關于中國產業發展戰略和政策的論文，與我的很多觀點相同或相近。不少研究受到了經濟學界、產業界和有關部門的關注和好評。我很樂意向各界朋友推薦他這本新書《趕超的階梯》。從理論和實踐、國際和國內、歷史和經驗等多元視角，這本書為我們認識與踐行中國發展道路、理解世界經濟發展的多樣性、選擇適宜的改革方案和追趕路徑，做了深入的理論研究和政策討論， 為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參照。

首先，從踐行中國發展道路的角度，這本書研究論證了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在中國這樣的后發大國維持國防安全、獨立自主、追趕發達大國、實現民族復興中的重要作用，從正反兩個方面比較了中國這樣堅持自身發展道路的經濟體和那些遵循“華盛頓共識”的經濟體的發展和轉型路徑的差異，比較了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和財閥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體對于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提醒我們在經濟發展和轉型過程中要堅持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避免“壞的市場經濟”，增進了我們對于堅持從實際出發的改革方法論、平衡政府和市場作用、共同發展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的重要性的理解。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過去幾十年來取得的發展成就，絕非易事。“二戰”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只有中國在內的極少數經濟體實現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都在進行改革開放，但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陷入了“迷失的 20年”，尤其是蘇聯、東歐、拉美等受“華盛頓共識”影響的經濟體。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后，對于“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一攬子政策方案及不良影響，即使世界銀行行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等也提出了不少反思。

比較地看，中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發展和轉型道路，是多么重要，也是多么幸運。這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自主選擇的方法論，正是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重要差別，也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轉型成功的重要原因。基于在世界銀行的工作經歷及在不少發展中國家的考察調研，我對此有深刻的體會。歷史和事實也一再證明，發展中國家尚無依靠“西天取經”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用西方國家的理論也解釋不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其次，從認識和理解世界經濟多樣性的角度，這本書研究揭示了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鮮為人知的一面，為我們刻畫了一幅與眾不同的真實場景。流行觀點以為，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美國政府一定是哈耶克主張的“守夜人”政府。建軍的研究顯示，美國產業政策不僅不是“被動”的，而且是非常“主動”的；既有所謂通用性的產業政策，也有選擇性的產業政策；在過去 60 多年，美國聯邦政府累計投入 4 萬多億美元用于研究和開發，是美國產業政策積極作為的有力寫照。然而，政府提供的科研資金也僅能根據對國防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來配置， 政府對科研資金的配置也就決定了美國產業發展的方向。因此，比爾?蓋茨等企業家把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形容為“政府引領、企業創新”。

這正如斯蒂格利茨等建軍熟悉和引用的學者對于產業政策所指出和呼吁的那樣。在幾年前世界銀行的工作論文和我主編的《產業政策的革命》一書中，斯蒂格利茨、孟加和我就以“產業政策的復興”為題，為產業政策正名。而在當下的中美貿易摩擦中，“中國制造2025”等產業發展規劃被美方無理指責，必欲去之而后快，顯示出美國政府充分了解產業政策在一個國家的科技進步、產業發展中的重要性。

軟預算約束的研究，一度成為批評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甚至要求對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重要理由。建軍的研究顯示，軟預算約束和所有者掠奪問題，廣泛地存在于韓國財閥這樣的經濟體制中， 即使韓國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我的研究也認為，如果企業背負有“戰略性或社會性政策負擔”，沒有自生能力，都會有政策性虧損；不管國有或私有企業，政府都同樣需要對企業的政策性虧損負責而給予保護補貼。世界銀行、歐洲開發銀行以及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學家的實證研究也證明，在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歷了大規模私有化過后，政府給原國有企業的補貼不僅沒有減少， 有些補貼反而還有所增加，而國有企業的效率卻沒有提高，同時政府的稅收能力下降，導致了這些國家財政的惡化和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如上多個角度的研究，佐證了我們堅持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不能盲目接受私有化和政府作用最小化的教條。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民族復興的最后沖刺階段，更需要“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克服市場失靈，完善競爭性市場環境以調動企業家的積極性，發揮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同時，作為崛起的大國，在國防和經濟安全產業以及新興產業方面，擔負起政府所必須扮演的引領角色，在這個過程中產業政策和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一樣都需要發揮很大的作用， 這是追趕中的大國必要的制度選擇。

再次，從具體的改革方略和路徑的角度，這本書不僅提醒我們要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走自己的道路，也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之上，為我們勾勒出了中國國企改革和產業升級可借鑒的路線圖。比如， 新加坡“淡馬錫模式”，接受憲法和行政的多重監督，堅持國有獨資經營，以董事會授權為特色，但“淡馬錫模式”在財務投資者導向與中國國有企業的使命等方面也存在差異。員工持股的研究，提醒我們關注耐心資本和長遠激勵對于企業和員工積極性的影響，避免短期導向和急功近利。永久基金模式和社會分紅為解決資源型地區的包容性增長和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曙光。多年來，我也一直呼吁國有企業要根據政策性負擔存在與否，因企而異、分類改革，監督和管理好各類國有資產，造福全體人民，這樣才能避免蘇東式的國有企業改革悲劇。

就全球產業集中趨勢、半導體趕超和知識產權制度而言，建軍從中國作為后發國家的角度做了討論。他的研究強調，全球經濟日益呈現出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領銜的產業集中和壟斷的趨勢，值得后發國家仔細甄別、加以應對；為更好地實現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半導體產業在趕超過程中應避免資源的過度分散甚至低效；知識產權制度的設計應該在保護創新積極性的同時避免制度設計的漏洞，避免專利的尋租導向等；這些研究都很有參考價值。尤其是，就半導體等高技術產業而言，關系到經濟安全，我們在多年發展的基礎之上，已經具備了相應的比較優勢，正逐步進入產業鏈的相應環節，進而把自己能做好的產業部分做大做強。即使短期內不具備比較優勢，政府的產業政策也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這是美國、日本和韓國都曾經走過的道路、使用過的“階梯”。

過去幾十年來，在實現經濟追趕的道路上，中國沒有盲目追隨別人走過的道路，沒有簡單模仿別國的制度。走向未來的道路上， 我們仍然需要堅持自己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在理論上不斷總結經驗和教訓，做到理論創新和文化自信，以跟得上實踐的需要， 真正達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標。

這個意義上，我寄望建軍和新一代青年學人能以初生嬰兒的視角，既要了解現有的理論和別國的經驗，但也不戴現有理論和別國經驗的有色眼鏡，要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提煉中國自己的經驗教訓，在比較借鑒的基礎之上提出更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在理論和政策研究上做出更大的成績。我也希望社會各界能夠對青年學人的社會科學研究給予更多的關心和鼓勵，一起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添磚加瓦，一起為構建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理論不懈努力， 一起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本文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教授為《趕超的階梯》的推薦序，2019 年 9 月于朗潤園。部分觀點發表于《光明日報》理論版“新書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