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一生的“極高而道中庸”！或曰：少不讀三國，老不讀水滸。又或曰：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其實這些都只是傳言。待到踏雪無痕時，六道輪回，天龍八部，各有其輕重。到那時，讀三國是三國，讀水滸是水滸，讀魯迅是魯迅，讀胡適是胡適。——高全喜（P24）        

        胡適之先生可愛，就是他沒有那副衛道的死樣子。但是他的為人處世，真是內圣外王地承繼了孔孟價值的最高標準。——唐德剛（P97）        

        青年讀胡適，多有感情層面的回憶，而心智上則無異于朝圣；中年讀胡適，知識上頗不以為然，甚至于感情上也多齟齬；老年讀胡適，始覺“極高明而道中庸”，多少糾結與頓挫，不過化為回首一笑，又有多少情懷盡在不言中！胡適先生真是高人——這個人七十年來游走于學術與政治，奔走于太平洋兩岸，在那樣嚴酷的條件下，做到極致了！——許章潤（P21）        

        我媽說哪需要那么多民主，只要我每天能買菜，你們下班回來能吃上飯就可以了。很多家庭都有一位這樣的母親，這個龐大群體的訴求是應該得到正視的。——陳明（P380）        

        胡適先生終身不見語言暴力，卻不減其犀利和鋒芒，這一條做得好，為讀書人樹立了榜樣。對于現世政治，均抱持深切懷疑，而以任事無怨，但任道有別，自相打理。——許章潤（P45）        

        今天中國情形未盡相同，但此努力似乎仍然需要。同時，避免刻下某些“公知”式的瞎嚷嚷，特別是那種絕無政治情懷的泄憤式語言暴力，在心氣、身段和姿態上，大家還是要取法適之先生。——許章潤（P48） 

        中國今天六百多座法學院教授的法理，尚未經過中國化的洗禮，粗厲地、不加反思地引用西式法理，尤其是程序上的一套，這在常識派自由主義眼中看來可能是正途，但在我看來多少有些囫圇吞棗，甚至走火入魔的味道。如何使這套法意概念與中國的世俗理性主義法律觀有機協調，進而形成中國文明和中國人世生活場域下的法制和法意，這是百年事業，更是今天要做的事情。——許章潤（P49）        

        如果說丁文江等人的“新獨裁”論更多是國難時節無可奈何的選擇，因而理論意義不大的話，那么胡適對“現代式獨裁”獨特解釋則包含著若干依然有效的問題，比如復雜社會中政府權力的擴張、技術專家的參政、民主的訓練等等。這就是說，在重溫古典自由理念的同時，我們依然需要正視民主在當代世界的種種“新形式”。——單世聯（P95）        

        按照中國傳統的“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的標準，胡適似乎沒有一條達標。他不像康有為和楊度那樣曾經預謀樞機，也不曾像熊十力那樣嘔心瀝血進行理論體系建構，更不曾像陶希圣或郭沫若那樣在毀譽參半的人生之外留下后人無法忽視的史學創新。——高全喜（P11）        

        從縱向看，胡適一生少年讀經史、中年主西化、晚年對傳統越來越同情；從橫向看，胡適支持打倒孔家店，卻試圖從墨家、道家尋找傳統的新象征，支持打倒孔家店，主要是反對裹足八股、禮教科舉，對孔子、孟子的思想相當肯定。——陳明（P125）        

        把胡適主張的“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畫等號，只能說是對胡適的誤解，和對“充分世界化”的誤解。胡適用“全盤西化”一詞，本意是“一心一意地現代化”，是希望以“全盤西化”作為手段來打掉傳統文化的惰性，最后期望仍可達到一種折中調和的結果，也就是他所希望的“再造文明”。——陳明（P126）        

        胡適說再造文明需要的是解決一個個問題而不是如宋儒那樣懸一個天理。——陳明（P127）        

        胡適終生處在緊張的“中國”辨認中，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是撕裂胡適的兩種力量，也是讓胡適在政權交替時期無法從容鎮定地決定自己的國家認同，不得不選擇軟性流亡的導因。——任劍濤（P129）        

        國家轉型有兩個涵義：一是國家的功能化轉型，二是國家的結構性轉型。前者解決的是一個國家的規模、范圍與職能的有效建設問題，后者解決的是一個國家的立憲民主制度的建構問題。——任劍濤（P130） 

        國家認同具有兩個指向，一是國家認同的民族文化指向，二是國家認同的政治結構指向。前者指向的是一個國家的故土認知、民族文化、傳統習俗和社會結構。后者指向的是國家的政治建構、政體形式和政治情形。就前者言，國家認同與一個人的故土眷戀相連；就后者論，國家認同與一個人的政治決斷有關。——任劍濤（P132）        

        歐洲十八世紀的個人主義造出了無數愛自由過于面包，愛真理過于生命的特立獨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胡適（P170）        

        政府是人造的一種工具，他的緣起，是為的大眾的公共的需要。那么適應于公共的需要的，便是好政府了。——胡適（P174）        

        國家認同。換成胡適的表述，就是如何收拾人心的問題。收拾人心，解讀起來就是促成公眾對國家的歸屬感和忠誠感，這正正就是一個國家認同的問題。立憲民主的政治實踐，才是收拾人心，保障國家認同的政治正道。——任劍濤（P177）        

        不必向歷史里求事例來替宗教辯護，也不必向歷史里去求事例來反對宗教。因為沒有一個大宗教在歷史上不曾立過大功，犯過大罪的。——胡適（P211）        

        民族國家之內凝聚國民的最為基本的粘合劑是共享政治認同，而天下體系之下最為基本的粘合劑則是對文明的向心力。——燕繼榮（P226）        

        現代國家必須完成三重任務，即國家統一，國家強大，國家合理有限。自由主義學說大體上屬于適應國家建構第三階段的理論，它是完成“國家要合理有限”這一歷史任務的有力工具。——燕繼榮（P243，244）

        在道理上，我們不難理解：當一個人沒有財產時，他為了生存就無法奢望能始終伸張自己的權利，甚至在個人權利受到侵犯時也未必有必要的經濟基礎去保護自己。當整個社會的多數都缺乏私有產權或者即使有也無法得到可靠保護時，個人權利被隨意侵犯就會成為常態，進而演進到侵蝕社會文化，使制度逐步轉向為集權、專制服務。——陳志武（P253）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胡適（P250）

        每逢政治比較安定的時候，儒家思想便占上風，道家思想就隨之衰微。反過來，到了社會衰微的時候，道家思想便一時盛行，而儒家思想就相形見絀。——蕭公權（P293）        

        作為一個“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中國人，胡適的魅力就在于，從日常生活的小處到家國天下的大事，都達到了新舊、古今之間折中通變的極致，真可謂今世之完人。——高全喜（P323）        

        任何一個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人，如果他的宗教、他的種族能夠活下來，他必然有從善、從和之類的仁義禮智信價值體系。各民族、宗教、文化在這些方面必須基本上一致，否則的話，這個民族、種族活下去的概率會很低。——陳志武（P324）        

        我不會無條件接受儒家的價值體系，作為一個科學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我絕不會接受儒家基于權利不平等、基于非自由選擇的社會秩序。——陳志武（P325）        

        當然說到最后，作為自由主義者，我最喜歡的社會結構是基于貨幣化和市場化的安排，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貨幣是沒有身份、沒有血緣信息、沒有社會地位信息的中性符號，不管你是做儒學研究的，是做經濟研究的，還是商人，一百塊錢人民幣就是一百塊錢人民幣，你拿到社會當中，基于雙方自由選擇，完成社會方方面面的資源配置，給人的自由空間是最大的，優于其他體系。——陳志武（P336）        

        反對帝制中國，也反對黨化中國。——任劍濤（P346）        

        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這一對“死對頭”，經過一個多世紀互相妖魔化對方的斗爭和較量，最終互相妥協，互相吸收對方的精華，走上了混合主義的道路。——燕繼榮（P355）        

        羅斯福新政是“給資本主義戴上一個社會主義的氧氣面罩”，而鄧小平改革則是“給社會主義裝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動機”。——燕繼榮（P355）        

        對于1962 年出生的學人來說，我們既是自由主義者，也是社會主義者。在追求自由價值，尊重個人選擇，主張開放競爭，反對權力壟斷方面，我們是自由主義者；在追求社會正義，關注弱勢群體，主張社會保障，反對無責任政府方面，我們又是社會主義者。——燕繼榮（P356）        

        對于中西制度的認識，我們始終停留在冷戰時代的思維，把西方認定為資本主義，把自己定義為社會主義。兩者之間的界限在后冷戰時代已經被打破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現在強調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軍對壘，在意識形態上就被拉回到冷戰狀態中去了。——許章潤（P362）        

        一般定見是戊戌維新失敗了，清末變法失敗了，辛亥革命失敗了，如何如何。此說之謬，在于只見局部和短程，未見全體和長程。唐先生說，在整個中國長程革命當中，上述諸端都可說勝利了，一種“階段性的勝利”。它們各以自己的階段性功德，疊加累積，造成了一個百年綿延的創制“新中國”的歷史進程。——許章潤（P364）        

        如果我們承認中國的復興遵循的是固有文化模式的話，那就得承認中國的復興是通過非自由的手段獲得的。——胡傳勝（P366）        

        “富強誠可貴，民主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是自由主義的信條；“民主誠可貴，自由價更高，若為富強故，二者皆可拋”，則是包括不少自由派在內的追求中國富強者的信條。——胡傳勝（P367）    

        強調法律的合法性和文化歷史的正當性之對應性互動，生動表明了適之先生其實期望調和新舊、折沖中西的用意，也是他個人徜徉于新舊中西之間的性情使然，更是百年中國原本就是一個兼具“古今中西”特性的時代之寫照。——許章潤（P373）        

        我們這一代人如果用力的話，不再是啟蒙一類的事情了，而是在學理上怎么把自由主義深化，在實踐上怎么見諸于體制落實。其間最為重要的，就是將自由主義理念轉變為立憲民主的體制肉身。——許章潤（P379）        

        如果要站在自由主義和憲政的立場來講中國的復興，我認為至少要過三關：第一關是經濟關，這一關的成就不少人都能接受，第二關是民主政治關，第三關就是民族統一關。等到這三關都過了，我認為所謂的民族復興才能算實現。——胡傳勝（P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