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014年國際關系的重大破冰之舉是美國和古巴的和解，2015年的看點之一可能是中國和梵蒂岡教廷的關系。值得一提的是，天主教廷是美古和解的幕后操盤手。局外人或許看不明白，但其實梵蒂岡外交經驗豐富，堪稱外交政策延續性最長，外交理念最具有連貫性的主權國家?，F任教皇方濟各是歷史上第一位來自耶穌會的教皇，而耶穌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始作俑者，這對中國現階段的對外關系具有重大意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由于當時的特殊冷戰環境，中梵建交一直被擱置。近來，中梵雙方互動頻繁——去年教皇破例獲準飛越中國領空，并在空中向中國人民問候。此后，他拒絕在羅馬與達賴喇嘛見面。1月19日，方濟各再次飛過中國領空，并向習近平主席致電問候。中梵關系破冰之日，呼之欲出。

        中梵關系突破的意義遠不止于宗教領域，須知梵蒂岡是中西文化交流與和解的先驅和重要橋梁。早在400多年前，羅馬教廷的海外布道會就開始派遣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當時的歐洲,天主教會一分為二，教派和教俗之爭如火如荼，戰爭此起彼伏。梵蒂岡在歐洲的地盤大幅萎縮。為了擴大天主教的勢力范圍，教廷在全球各地開展大規模的傳教活動。在與當地人民的交流互動過程中，天主教傳教士對歐洲以外的文化第一次有了較為深刻的了解。

        應該說，當時的傳教士對異域文化還是保持了較為平和的態度，沒有19世紀以后的那種西方文化絕對優越的心理狀態。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文化贊嘆不已，甚至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大大優于當時的封建歐洲。但這樣的觀點為耶穌會的對手們所利用。他們擔心耶穌會在教廷的勢力太大，因此將攻擊目標鎖定在耶穌會提出的文化和解論（cultural accommodation)上，并由此引發所謂“中國禮儀之爭”（1645-1742）。

        當時，天主教內部就中國傳統儒家的禮儀是否與天主教義相悖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耶穌會認為并無矛盾，但反對派認為接受這種禮儀就是歪曲基督教精神。這場爭斗長達百年，牽扯三任教皇，數百傳教士，兩代滿清皇帝，和歐洲最著名的一批思想家，但最終以耶穌會失敗而告終。1715年的教皇敕令徹底否決了文化和解論?？滴趸实壅鹋嚅_始禁教，從此中西文化和解的進程中斷，代之而起的是根植于文化高下和種族優劣的西方中心論。

        到了19和20世紀，西方開始全面主導世界秩序，中西文化和解的大門徹底關閉。西學東漸成主導趨勢，而東學西漸則消聲匿跡。至于中國，自鴉片戰爭始，吃盡了西方中心論的苦頭，以致在民族復興成就顯著的今天，有些人“報復”心態日熾，東風壓倒西風的論調也不脛而走——殊不知這既非事實，更不值得追求。

        今天，我們對外關系的首要任務應是回到原點，重啟中西文化和解的進程，而非對抗。因而這里有必要重新審視“中國禮儀之爭”的歷史經驗。16-17世紀以耶穌會為代表的“和解論”基于兩個歷史條件： 第一，在歐洲啟蒙運動之前，西方優越論尚未根深蒂固以致成為思維定勢。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仍居世界前列。

        第二，生活在異域的人們還沒有因為膚色的因素被視為劣等族類。事實上，關于種族的所謂的“科學”理念出現在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之中，與之前的意大利文藝復興的人本主義是背道而馳的。值得一提的是，種族優劣論和三權分立的政治理念有相輔相成的關系?；蛘哒f，三權分立論基于種族優劣說，它的始作俑者孟德斯鳩本人就是種族優劣論的創立者之一。根據這個理論，只有高等民族才可能創造最佳的政治體制；劣等民族只能接受專制。換句話說，中國人的膚色是在18世紀后期才突然“變黃”的。在此之前，中國人被認為是“榮譽白種人”，后來越變越“黃”，直至19世紀末變成“黃禍”。

        近幾十年，中國經濟力量升騰，為民族復興奠定了基礎。但僅有基礎是不夠的，中國的復興需要國際社會對其治理方式和體制的認可，而能否同長期主導世界的西方世界達成文化和解則是其中的關鍵。對此，筆者并不樂觀。啟蒙運動以來，西方民主理論登峰造極，民主自由理念成為近乎宗教教條的意識形態信仰。而在西方執牛耳的美國本身就是歐洲啟蒙運動的產物，是捍衛啟蒙運動的最后一道防線。在這樣的現實里，中美在文化和意識形態上的互相理解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中國同西方國家達成“文化本無高下，制度各有千秋”的共識更甚蜀道之難。

        但以方濟各為教皇的羅馬教廷提供了一種和解的可能，或能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在當前國際關系的大環境下，作為西方代表之一的梵蒂岡重拾文化和解論，確實難能可貴。長期以來，教廷對啟蒙運動中出現的文化高下說和種族優劣論頗為反感，從今天的角度看是正確的。2001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利瑪竇神父來華傳教的紀念會上，就傳教士在華的某些不當行為向中國人民道歉。這是史無前列的舉動。其次，教廷在全球的利益是擴大天主教的影響力，注重所在國的社會安定。從歷史上看，梵蒂岡并不積極鼓勵地下教會，對顛覆別國政權不感興趣，這與受啟蒙運動熏陶的美國干預主義外交形成鮮明對比。

        總而言之，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文化軟實力方面的“赤字”問題就將越來越突出。而梵蒂岡在冷戰后的世界里的作用日益上升，我們應審時度勢，把握時機，借重中梵關系重啟21世紀的有關“中國禮儀”的討論，推動在文化無高下的平等地位上的中西和解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