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徐珂纂輯的《清朝野史大觀》錄有一則故事，乾隆四十六年某僧人上書皇六子永瑢，自詡有神術，清高宗以其妖言惑眾，乃命將之投入虎城，試與虎斗，僧人徒手搏虎，虎亦咆哮撲咬，至日暮之時，人、虎疲憊臥地，不能相傷。其事本出傳言，不足據信。不過宮廷養畜在帝制時期非常常見。明清宮苑之中，既豢養有虎、豹等猛獸，亦有用于狩獵的犬、馬，以及鹿、羊等用于祭祀乃至食用的動物。本文即以虎、豹、犬為例，考察明清宮廷生活的一個側面。

        

        明朝皇室對珍禽異獸極有興致，在禁中專設牲口房，由提督太監一名、僉書若干名管理。皇帝最為珍視、亦最具象征意義的是域外進貢的物種，一方面固由于中土鮮見，另方面則可以藉此宣示國家聲威遠布、天下賓服。永樂中，西域進獻獅子，朝臣感嘆猛獸“帖然馴伏”，乃作詩頌揚“圣德之遐彰”（《金文靖集》卷6、《泊庵集》卷1）。此外數量占大宗的則是豹與虎，牲口房下另設有豹房與虎城。豹獵本盛行于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后經粟特人的中介而逐漸傳入中土，唐朝時在貴族中蔚然成風，張廣達先生對此已有精彩的分析。

        最近有學者對明朝宮廷內的獵豹與豹獵進行了細致的考察，指出獵豹的來源甚廣，不僅包括向寧夏、榆林、奴兒干都司等邊地征收，更多的則來自與中亞和南亞的朝貢貿易，特別是東察合臺汗國、帖木兒帝國乃至在今伊朗的忽都謨斯與在今也門的阿丹。域外傳入的物種主要是價格昂貴的獵豹與金錢豹，宣德朝以后受到國力的限制，宮廷養豹逐漸偏重征收自境內的土豹（猞猁），價格低廉且易于馴養。明成祖、宣宗、武宗三帝皆曾用豹狩獵，內廷中還有“養獅豹回回”專司馴養。（參看馬順平：《豹與明代宮廷》，《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虎在明朝宮廷中的淵源稍早于豹。太祖定都南京時期，于玄武門外設有虎圈，禁軍訓練捕虎（《高青丘集》卷9）。遷都北京后，西苑、南海子成為宮廷豢養禽獸的主要場所。西苑內金鰲玉蝀西北有虎城，臨近內廷演劇之所玉熙宮，大抵在今西安門內一帶，其樣式“全如邊外墩堡”，以高墻環繞，觀者在城墻之上，墻南側有鐵門、鐵柵欄?；⒊侵饕┗适页蓡T游賞，生性喜好游樂的明武宗時常至此，王世貞《正德宮詞》有云：“窄衫盤鳳稱身裁，玉靶雕弓月樣開。紅粉別依回鶻隊，君王新自虎城來。”

        皇帝亦樂于觀看虎與其他動物的搏斗。天順時，某國貢馬一匹，號稱可以搏虎，英宗令置虎城中，虎果然不勝而死。（《堯山堂外紀》卷87）另有稗史載，宣德時有內監自西藏得一黑驢，“能一日千里、又能斗虎”，宣宗乃命自虎城取雌虎與斗，一蹄而斃，又斗雄虎，三蹄而斃（《虎苑》卷下）。其事雖不可盡信，但由此可見皇帝觀虎的常用方式。

        除皇室成員外，大臣乃至一般士子都可前來觀虎，在明人的文集、筆記中可以找到不少記載。萬歷末年，沈德符應考順天鄉試，暇時與戚友游西苑虎城，見有雌雄虎各二只，“昂首上視，如訴饑狀”，好事者或以雞、犬投喂，“雞無知，初尚啄其目，虎一噓氣，羽毛盡墮；狗初投下，即已悸而僵，任其糜啜而已”（《萬歷野獲編》卷24）。崇禎二年（1629）三月初四日，詹事府右庶子姚希孟散朝后與同僚至虎城。明思宗因財政短絀，對內廷養虎殊無好感，曾慨嘆“民脂民膏，養此何用”，萬歷時每日投喂肉十余斤之定額，至此恐已削減無存，姚氏所見之虎“腹不得果，殊無咆哮之威”，即使同行者以雞投喂，亦僅“稍逞其威”而已，姚氏不禁嘆其“可憐”（《循滄集》卷2）。

        明朝內廷豢養禽獸數目之龐大，可謂絕無僅有。孝宗即位之初，雖有裁汰放生之令，但正是在弘治朝，內廷養畜規模達到頂峰，共有二萬九千四百余只，且“各有職秩、有品科，如虎之將軍、象之指揮”（《留青日札》卷31），隨之而來的靡費問題困擾明中后期的每個皇帝，縮減養獸規模甚至成為皇帝宣示節儉的重要途徑，如明世宗曾命將武宗所養釋放大半。但養畜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糾葛，特別是牲口房的內監，對之多加阻撓，嘉靖七年，面對世宗減省開支的改革，內管監太監竟以“祖宗建制至今百余十年，非今日之設”為由，請世宗收回成命，“軫念舊制，庶不負祖宗成規”（《殊域周咨錄》卷10）。直至明朝覆亡，此弊仍未得到真正解決，即使如明思宗一度決心殺虎，也限于重重阻力，終未能落實。

        

        相較于明朝在內廷養畜上的鋪張，清朝則顯得頗為節制，清初高士奇評述道“本朝不此是尚，但給飲啄而已”（《金鰲退食筆記》卷上），這不單純是文人頌圣之語。清朝不僅在畜養的物種上較明朝大為減少，有效減省用度，而且建立了一套精密化的制度進行管理與約束。

        16世紀以后，隨著帖木兒帝國的覆滅和察合臺汗國的分裂，中亞傳入的獵豹日漸減少。萬歷末沈德符游覽西苑時，尚見有豢養獵豹數十只，但十余年后姚希孟再去時已不復見。清朝建立后，豹在宮苑中逐漸消失，京城內外的宮苑中很少豢養過獵豹或土豹，曾流行于元、明宮廷的豹獵更未被清朝皇帝繼承。京郊雖有土豹出沒，清朝不曾主動捕獲畜養，如偶然捕獲，則交虎城飼養，亦未如明朝之專設豹房。道光四年（1824）二月，宛平縣民焦成與步軍校舒德在盧溝橋西北王家村一帶發現兩只豹子，生擒其一，步軍統領衙門接報后重賞二人；同年十一月，外委張銳又在戒臺寺西下坡捕獲活豹一只，均交虎城收養。

        不過，清朝皇室對精致的豹皮服飾的興趣似乎遠遠大于對豹的興趣。根據清朝的服飾制度，武職三品的冬季坐墊、二等以下侍衛禮服的端罩、鹵簿校尉的冬冠都必須用豹皮制成，這些皮貨主要來自內務府商人在恰克圖與俄商的貿易，唐努烏梁海、吉林亦有少數進貢，在京師的皮毛市場上，優質的黑豹皮售價可至每張15兩，是一般豹皮價格的十倍。

        養虎的傳統在清朝宮廷仍然延續，虎城由西華門內遷移到了京西北的暢春園內永寧寺以西。由于暢春園是更具私密性的皇家苑囿，官員很少有機會進入游觀，虎城逐漸淡出外朝的視野?；⒊怯蓛葎崭芾?，有長工三名、服役人一名負責養虎，平時即居住在虎城南墻外房舍。

        與明朝相同，清朝宮廷養虎的目的之一是為便于皇帝觀看猛獸搏斗。據王士禛回憶，康熙中，圣祖曾駕臨南苑，觀虎象相斗，虎竟為象所斃，不過或許是由于內廷事關隱秘，類似的事情極少見于記載，更無在場者的直接敘述。

        養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升八旗士兵的勇氣與斗志。騎射是滿洲人立國的根基，清帝常常通過親自射虎來表現勇武、號召八旗滿洲效法。白晉已觀察到圣祖喜歡狩獵老虎，還特別設立了虎槍營，在上三旗中選擇精兵六百，圍獵中刺虎多者有賞賜，而被虎所傷斃者亦照軍營殉難、受傷之例賜恤。高宗曾于東巡、秋圍時數度射虎，且命郎世寧繪制了《射虎圖》，北京故宮尚藏有鐫刻有御制《射虎行》的馬鞭，當是高宗射獵時所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春，宣宗自盛京拜謁祖陵歸來，駐蹕南苑，特射虎一只“以示武也”（《佳夢軒叢著?括談》卷下）?；实勰显窙鳅椗_檢閱八旗營伍時，例有殺虎之典。先期自虎城取虎運至南苑，俟皇帝駕臨，乃打開籠門，但虎因習慣于囚系，往往伏臥不出，隨駕侍衛乃以火槍擊之，并牽犬吠于籠側，虎被激而躍出，在一旁待命的虎槍兵競相驅逐，圍而刺殺之。

        宮廷養虎的總數尚不可確知?；⒊窃谄涠κr期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有大虎兩只、中等虎一只、幼虎兩只，較之明朝，已大為減少。內務府還制定了嚴格的投喂規定，按虎的年齡、體型，分為大虎、半大虎、小虎及虎崽，每日喂肉5斤至2斤不等。所需肉食，最初是由內務府按每斤3分8厘折價，交該管苑副自行采買喂養，但后來考慮到“難免多領少喂之弊”，遂改為內部解決。內務府慶豐司養有大量牛、羊、鹿，以供祭祀或食用，其中倒斃者乃交虎城喂虎，如逢天熱變質或不敷使用， 再于本歸內廷匠役食用的“齒老殘傷、喂養不肥”的羊只中取用。肉食每月一發，由該管苑副與六品苑丞、內務府郎中共同秤驗認領，以杜冒濫之弊（《奏銷檔》310-024）。

        對內務府相關負責官員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確保老虎不會逃出?；⒊请m有磚石圍墻，并有鐵幪防護，但老虎仍有逃遁之虞，特別是嘉慶以后，防護措施年久失修，隱患重重。嘉慶五年（1800）十月二十日，有一虎撞開鐵門、躍至屋頂，內務府郎中七十（注：此為人名，滿人有以數字命名的習慣，一般是出生時家中長輩的年齡）聞報立即率人包圍虎城，將虎逼回，該管苑副瑪木丕等人因失于防范被交部議處（《奏銷檔》滿文203-001）。嘉慶二十五年（1820）五月二十六日夜，有一虎撞破鐵幪及其上所擋的杉槁木排，內務府大臣次日前往查看，此次則不如二十年前之幸運，雖然出動大量人員，但老虎最終并未找回，苑副善榮被革職，郎中祝麟也因“原有統轄之責、未能預防”被交部議處（《奏銷檔》500-132）。

        除老虎之外，清朝宮苑中較為重要的動物還有獵犬。由于清朝不用豹獵，狩獵時主要的助手即是獵犬。清初在東華門內長街設有狗房，作為內廷養狗之所，有屋十九間，后遷至東安門內長房。狗房性質較為特殊，其內部結構不載于官書。筆者推測應有兩套平行的管理系統，其一是侍衛處及八旗，狗房以侍衛管理，其下有拜唐阿（baitangga，即執事人），均以大臣子弟充任；其二是內務府，有狗房首領太監兩名（八品）、太監十名。檔案中所見的“外狗房”和“內狗房”當即對應這兩套系統，但其權責如何劃分尚不清楚。犬只的喂養，內務府同樣有詳細規定，成年犬系“每日喂熟羊腸十兩，半生老白米飯”，狗崽減半；內狗房之犬在內廷由太監喂養，外狗房之犬則交拜唐阿（滿語，無品級職差人）領回各家，由慶豐司折價給予銀兩買肉喂養（《內務府奏案》05-0023-009）。

        內廷養犬的總數亦難以推測，僅知乾隆三年（1738）時外狗房有犬百余只。其來源主要是內地、外藩或外國的進貢。現藏臺北故宮的郎世寧所繪《十駿犬圖》可以提供一個觀察的側面，該圖描繪了高宗最為鐘愛的十條獵犬，并各自注明來源，其中3只來自漠南蒙古科爾沁部、1只來自準噶爾汗國、1只來自西藏，其余則由朝臣貢納。在乾隆朝滅亡準噶爾汗國、平定回部以前，中亞犬種在京師相當名貴，內廷是否畜養不得而知，王士禛曾在慈仁寺集市中遇到販賣波斯犬者，索價至五十金。至乾隆中后期，清朝逐漸與中亞各國建立了密切的貿易聯系，乾隆二十五年（1760），浩罕伯克額爾德尼進貢獵犬兩只，巴達克山伯克蘇勒坦沙亦貢犬若干只，從此帕米爾以西諸國亦成為乾隆朝內廷養犬的一個重要來源。

        皇帝本人是否會飼養寵物狗？由于文獻缺失，這一問題無法完全解答。1667年，德國耶穌會學者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的名著《中國圖說》出版，插圖中有一幅“中國韃靼帝國君主”畫像，右下角還畫上了皇帝的寵物狗。不過基歇爾本人并未來過中國，插圖多是基于在華傳教士的描述發揮而成，未必即是寫實。

        現有的史料只能說明清世宗對此頗為熱衷，甚至在萬機之暇，仍要留心于狗衣、狗籠的制作。雍正五年（1727）正月十二日，世宗命內監王太平向內務府造辦處傳旨：“給造化狗做紡絲軟里虎套頭一件，再給百福狗做紡絲軟里麒麟套頭一件。”造辦處做好進呈后，世宗覺樣式不佳，命在麒麟套頭上添作眼睛、舌頭，在虎套頭上添作耳朵，三日后又追加旨意：“原先做的麒麟套頭太小，亦甚硬，爾等再將棉花軟襯套頭做一份，要收小些，記此?！保ā肚鍖m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第2冊，761頁）三月初四日又命內監傳諭作直徑二尺二寸的圓狗籠一個，且要求四周要留下通氣口。

        遺憾的是，沒有材料說明世宗的寵物是何品種。清初澳門洋商中流行有“矮而小、毛若獅子”的所謂“番狗”（松獅？），雍正年間廣東官員常常向宮廷進貢“洋狗”，那么這種“番狗”是否有可能被貢納進京，成為世宗眷顧的寵物？希望檔案文獻與圖像史料的進一步開掘可以為回答此問題提供新的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