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2年間，中非貿易翻了25倍，2009年，中國一躍成為非洲的第一大貿易伙伴。2004年至2009年，中國企業的對非投資在短短五年間增長了超過300%，投資區域遍布非洲大地的83%，高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平均覆蓋率的71%。

        2014年上半年，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訪非期間提出，到2020年，中非貿易規模要達到4000億美元，中方對非直接投資存量將向1000億美元邁進。

        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也在新年伊始之際將首訪之行對準了非洲，這片曾被經濟學人譽為“沒有希望的大陸”已然間默默成長為一顆冉冉之星。

        究竟這片土地對中國企業來說有哪些投資價值，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如何，如何更好地走出國門走進非洲？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就此專訪了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大中華區執行總監、非洲業務負責人王宇，他曾為諸多中國企業、中國政府機構、非洲政府機構提供咨詢服務。

中國在非洲投資轉向非礦業

        澎湃新聞：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推動“走出去”，主要內容以基建為主。現在還是這樣嗎？

        王宇：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主要還是以工程承包、項目援建為主，近幾年才出現逐漸向投資模式的轉移。

        當前的投資方向主要以油氣、礦業為主，但近期也開始出現向非礦業的基礎設施如水泥、電力的轉移趨勢。投資方式也更加多元，從BOO(建設-擁有-經營Build-Own-Operate)、BOT（擴展-運營-轉讓Build-Operate-Transfer）到PPP(公共私營合作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模式。

        澎湃新聞： 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企業投資方向從油氣、礦業向水泥、電力的轉移？在時間節點上有什么特殊性？

        王宇：大致2000年開始，中國企業開始投資礦產外的資源，最大原因是中國企業的產能過剩。

        此外，從傳統因素上講，非洲國家和當地企業的自主資金有限，希望中國企業帶入設備和技術，并非以招投標形式進行純粹的采購。

        而2000年后，開始出現中國企業自己當股東，消化設備的現象。這一趨勢在今年年初愈發明顯。一些國內著名電力制造企業在去年年初還將自身定位于“設備生產型”的企業，希望有人采購設備，而在今年年初便迅速成立了相應的投資公司。這必將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

        澎湃新聞：這種改變趨勢與非洲的相關政策有何關系？

        王宇：非洲投資政策一直變化不大，只是投資環境變得更加友好、透明，而中國企業也逐漸認可了這一投資環境。

        2010年，我向很多國有企業、工程承包企業都談到，未來的投資將從簡單的設備生產商，變為設備承包商，再變成設備投資商。經過四年的發展，很多企業開始認可這一理念，中國企業也越來越成熟，開始從簡單的包工頭，變成了愿意做投資判斷的人。

非洲鐵路投資的經濟回報不如航空

        澎湃新聞：中國企業目前在非洲的基建投資前景怎樣？

        王宇：基建的投資前景很廣泛。第一、目前比較成型的是電力系統。從風險評估、投資評估、收益評估上來說是比較有吸引力的，也是中國企業的強項。電力行業也將是未來投資的主要趨勢。

        第二、收費公路。這個的情況較為復雜，也會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隨著PPP合作模式為中非雙方逐漸熟悉，將成為未來企業合作的主體模式，并延伸到港口、機場建設領域。但目前的中國企業在資金操作和法律上對PPP也不夠了解，需要了解商務談判、懂得當地風俗習慣，又具備良好語言交流能力的人，這種突破很難。

        澎湃新聞：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去年5月在非洲訪問時提出建設“三大網絡”，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區域航空網絡。傳統上，中國也有“要致富，先修路”的歷史傳統，你認為哪些國家會成為這一戰略發展的優先選擇？

        王宇：“要致富，先修路”的這一觀點是正確的，我認為公路是很好的決策，但鐵路要分國別而言。

        首先，人流量和在鐵路建設過程中涉及的大型材料調配很符合中國國情，但非洲與中國的情況不同。中國人口集中于幾大城市，但在鐵路沿途分布很多中型城市，一條鐵路的建設可以帶動許多周邊城市的發展。

        非洲的特點與中國不同，城鎮與城鎮間多為河谷、森林、大山，沿途居民點不多，從經濟效益上來說，修鐵路，得不償失，而且還破壞了當地的環境。

        另一個方面，在非洲，只有當鐵路形成跨國網絡后才能發揮相應效應。但非洲的都是小國家，國與國間洽談鐵路建設難度太大。

        客運鐵路實際算政府的公益項目，除非當地國家具有礦產資源，比如莫桑比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焦煤礦，需要運輸出去，加蓬的鐵礦也無法運出，在這種特殊項目下，配套的鐵路建設才會起到相應效果。

        總體來說，鐵路屬于公益性項目，很難賺錢。非洲并沒有幾個超過2000萬人口的城市，建設高鐵可能有虧本風險。

        航空網絡是未來的發展趨勢，非常適合非洲的發展。投資成本低廉，維護相對簡單，是非洲最具前景，投資回報最優的運輸工具，但中國航空業在這一領域還不具備較強的競爭力。

中國企業更愿意投資短期項目

        澎湃新聞：據你觀察，中國現在走出去的企業，自主性如何？

        王宇：嚴格來說，過去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確是國家的走出去，而非企業的走出去，如今企業愿意用自有資金承擔一定風險，這才是真正的企業行為。

        為什么說曾經是一種國家行為呢？非洲國家從中國、世界銀行、亞行獲取低息貸款。在這一框架是，這些國家用了中國貸款，就需要用中國設備，而做什么項目由這些國家自行決定，中國企業只負責提供設備。因此，從大的層面上說，這些企業是不需要承擔項目風險的。嚴格意義上來說，這并不是企業走出去。但現在，中國企業開始自己承擔投資風險和投資收益。

        澎湃新聞：在國際市場上，中國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誰競爭力更強？在項目選擇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有何差別？

        王宇：總的來說，同外資企業相比，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相對較弱。

        國有企業的優勢在于資金雄厚，但由于體制原因造成的弊端也很明顯。首先，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不愿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如果一個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是10%，風險為幾乎為零；另一項目的投資回報率是30%，但有一定的風險，國企會選擇前者。其次，國企的領導任期制導致投資選擇存在問題。因為有的項目雖然投資收益高，但是投資時間長，無法在一個任期內完成。第三，國企的決策比較慢。

        因此，即便是好項目，國有企業投的也未必是最具有潛力的項目。最好的項目往往被歐美國家率先搶走。

        民營企業決策雖然快，但除了諸如華為等少數優秀的民營企業外，一般民營企業承擔風險的能力較弱。其次，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高。國有企業可以利用國開行貸款，而民營企業多靠自有資金，融資渠道成本較高。

        在這種情況下，民營企業多選擇短平快的短期項目，以至于涉及面非常有限，無法觸及最好的項目。

        例如，非洲的水泥需求非常大。標準的水泥廠從建設到收回成本大約要3年，投資回報率的確很高，可是回報周期很長。此時，民營企業常常會選擇上在中國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設備，使用9個月收回投資，再運轉9個月盈利。這種短期打游擊的心態，導致企業的競爭力永遠無法提高。

        而國有企業的體制、決策以及考核制度，根本不會進入這種短期項目，競爭力無從談起。

        澎湃新聞：中國企業這種短平快的擇標方式，是否給當地社會的發展帶來一定問題？

        王宇：總體來說，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做得較好。但中國國企通常是在硬件上做很多功課，例如新建學校、垃圾處理站。而西方企業通過系統性地操作，例如社區建設和公益活動，由此塑造的企業形象，雖然花錢不多，但在當地民眾的心里往往起到了更好的結果。

        目前，民營企業在社會責任上做得不好，甚至起到了反面效果。很多民企法律意識淡薄，再加上非洲法律制度不健全，將許多行賄受賄的不好行為帶到了非洲。另外，用工也存在問題。

中國企業海外利益保護機制尚不健全

        澎湃新聞：中國企業的海外利益一直受到廣泛關注，如何維護戰亂地區中國企業的海外利益與安全？

        王宇：首先，風險防范機制非常重要，無論國家、企業都需要這樣的機制。其次，在投資前，就應該對這樣的風險有所判斷。最后，在風險發生時，要依靠機制避免進一步惡化。

        我曾經在一家美資石油公司工作，這家企業在包括伊拉克、利比亞在內的100多個國家都設有辦事處。這家公司擁有一套完整的避險機制，兩伊戰爭期時，我們能在戰爭發生的12小時前完成最后作業，隨后撤出。

        “9·11”時，我負責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的撤離總指揮，而在撤離前，總部便會通知接下來可能接到的各種警報，每個問題的解決方案是什么，甚至還做了演習。但目前中國還未有這種機制。

        作為咨詢公司，我們通常不建議企業在5-10年中可能出現風險的地區進行投資。

南部非洲投資環境更透明

        澎湃新聞：你認為非洲最具投資潛力的區域在哪？

        王宇：毫無疑問是南部非洲。南部非洲的政局相對穩定，這些區域也有較多的自然資源，例如莫桑比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焦煤礦、天然氣儲量已位居世界前十。此外，這些地區的人口多，較為年輕，南部非洲國家間的關系也很好，形成了南部非洲共同體，非常利于跨國間的投資。

        澎湃新聞：近些年來南部非洲的投資環境也發生了一定變化。例如，作為石油天然氣的重要輸出國，莫桑比克引進了競爭法；南非、博茨瓦納、贊比亞也出臺了針對中國企業的反壟斷調查，你認為這些政策的出臺對中國企業有什么影響？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變化？

        王宇：這些變化，反過來說也意味著這些國家投資環境的改善，暗箱操作的減少。例如，這次莫桑比克石油第六輪的招標過程，在經過議會審批后，招標法的法律文本便不再發生改變，隨后，通過國家石油公司在倫敦向全球企業發布招標，一視同仁。

        澎湃新聞：投資環境的透明性度增加，對中國企業來說是好事還是壞事？

        王宇：機制、決策問題主要導致了中國企業難以積累競爭力，但在公平透明的情況下，反而更有利于中國企業的提高。

        這種公開招標，有時會更利于中國企業。對產能過剩的企業來說，中國的設備、人工、服務都很便宜。一個西方的海外工程師，月工資要4~6千美元，而中國的即便1.5萬人民幣的月薪也會吸引很多人參與。通過這種公開競爭，中國可以發揮設備優勢、勞工成本優勢、以及融資優勢。另外，公開招標的透明性也有利于我們對公開風險的判斷。

        澎湃新聞：非洲的人口紅利將帶動未來哪些行業的發展？

        王宇：非洲的年輕勞動力占比很高，尤其通過互聯網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人可以通過這種便捷渠道了解世界，包括中國的微信也已成為了“全球通”。

        一旦這些人口的消費能力得到釋放，對快消品、現代城市服務業、金融行業都有非常大的促進。過去的四五年中，南部非洲的房地產市場出現成倍增長，如同中國90年代末的欣欣向榮。目前，美國幾大著名的風投公司都已在南部非洲設立了辦事處，著眼于快消行業的調研。這種情況曾在2002年前后出現在中國，風投公司通過私募渠道入駐中國快消領域，目前，對人口紅利具備敏感嗅覺的資本市場已經流入非洲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