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5年1月號的《書城》，刊登了復旦大學中文系戴燕教授的“《三國志》課堂講義”。“仁義幽淪，禮崩樂壞，中原傾覆”的罪魁禍首真的是何晏嗎？為什么那么多人說起何晏都沒有一點溫情？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該文，讓我們聽聽戴燕老師怎么講。本文原標題為《鴻鵠比翼游》。        

        一

        寫歷史難免以成敗論英雄，可成敗不是一時一世的事，如何衡量，史家有時也難以把握。曹魏時代的何晏（？-249）就近乎于此。

        東晉著名的研究《春秋谷梁傳》的學者范寧痛恨當時“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的風氣，把責任怪到一百年前的何晏、王弼兩個人身上，說“王、何蔑棄經典，不遵禮度，游詞浮說，波蕩后生”，是使“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的罪魁禍首，比桀、紂的暴虐更甚。

        “中原傾覆”，被迫南遷，這一遷便是近三百年，說何晏難逃其責，亦可見他在歷史上的影響，絕非尋常人可比。現代人講三國，也都視他為“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的玄學領袖，在魏晉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史上給他以大大的篇幅。

        但是這樣一個何晏，在《三國志》里，原來只有短短四十幾個字的傳記，作：

        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于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

        這一篇小傳放在《魏書?諸夏侯曹傳》里。《諸夏侯曹傳》記載曹魏的“親舊肺腑”，其中有一個叫曹爽的，父親曹真是曹操收養的孤兒，官拜大將軍。魏文帝曹丕死前，命曹真與陳群、司馬懿輔佐魏明帝曹，明帝死前，又命曹爽與司馬懿輔佐齊王曹芳。齊王芳年幼，曹爽便與司馬懿爭起權來，開頭曹爽占盡上風，大權獨攬， 卻禁不住司馬懿老謀深算，不聲不響蟄伏了幾年，突然翻盤，殺掉曹爽并其黨羽。

        在被司馬懿一網打盡的曹爽黨羽中， 就有時任吏部尚書的何晏。何晏本來是漢末大將軍何進的孫子，大概因為他母親后來做了曹操夫人，他自己也娶了曹操女兒金鄉公主，與曹家結緣，他的傳記便附在《曹爽傳》的后面。不過這寥寥數十字傳記透露出來的，卻好像他僅僅是一個身份特殊的宮廷文士，在歷史上不見得有多大作為。

        就像過去人已經指出的，陳壽寫《三國志》，已是在司馬氏執政的西晉王朝，對于司馬懿的政敵，自然說不出好話。他寫何晏時如此節制，這樣來看，情有可原。但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就是陳壽也并不像他的史家前輩司馬遷、班固那樣，對文人學士抱有極大的興趣。《三國志》敘事簡潔，又不設專門介紹禮樂制度、書籍學問的“志”或“書”，基本上都是以政治人物為中心的“紀”和“傳”，是一部典型的傳統政治史，其中偶有文人學士現身，往往都如驚鴻一瞥。

        何晏也不例外。

        二

        雖然陳壽為何晏寫傳時惜墨如金，但是借助他在其他相關傳記中的書寫，借助同時代及此后人記下的各種傳聞，大體上還是可以拼出一幅何晏的全圖。

        傳說中的何晏，“慧心天悟，形貌絕美”，七八歲便能同曹操論說兵書，而曹操“奇愛之”。可他正式登上三國史的舞臺，卻要到齊王芳繼位，在曹爽身邊形成了一個以曹氏家族成員為核心的政治集團，他也參與其中，在協助曹爽立威名于天下以后，他出任吏部尚書，掌管人事大權，這時，他便走出書齋，變成政治前臺最活躍的人物。

        然而在《三國志》的記載里面，何晏的政治生涯并不光彩。

        《曹爽傳》寫他們一伙人在曹爽得勢時為所欲為，不是深文周納、迫害異見者，就是侵占良田、竊取官物，生活上驕淫盈溢、奢靡越矩，“有司望風，莫敢忤旨”，到了曹爽弟弟都看不下去的地步。

        至于他們的政敵，當然更加不滿，比如司馬岐聽說鄧飏要以言論罪處圭泰以重刑，就極為惱怒，指責他“肆其私忿，枉論無辜”，結果必然要使人人自危。而司馬昭的岳父王肅則是把他們比作“前世惡人”、西漢宦官弘恭和石顯那樣的佞臣。

        這里面，陳壽記錄下的傅嘏對何晏的評價最刻薄，傅嘏不但形容何晏“外靜而內铦巧，好利，不念務本”，根本是一個巧言令色、其俗在骨的輕薄的人，又囑咐曹爽兄弟千萬不要受他蠱惑，然真正的好人疏遠朝政。這些激烈反對的輿論，反映出確如周一良所說，何晏他們在政治上走的是重才能、輕操行的路線（《魏晉南北朝史札記》），這也是曹操一早奉行的策略。

        正始十年（249）正月，曹爽兄弟隨齊王芳拜謁魏明帝高平陵，司馬懿趁機屯兵洛水浮橋，以“背棄顧命，敗亂國典”的罪名，奏請罷免曹爽兄弟，緊接著再宣布他們“謀圖神器，大逆不道”，很快將曹爽、何晏這批人全部“夷三族”。

        高平陵之變，是魏晉禪代的前奏。這一事件，當年在蜀國就引起震動，與曹爽交過手的費祎據說為此專門寫有一篇文章，評說司馬懿在這一事件上的功過。文章舉出一種人的看法，是說曹爽兄弟都屬凡品庸人，而膽敢驕奢僭逸、私樹朋黨、謀以亂國，司馬懿除掉他們，當然是“稱其任，副士民之望”。

        可是又有另外一些人認為，司馬懿在未曾向曹爽兄弟提出任何警告的情況下，便趁其不備，一朝屠戮，這就不是“大人經國篤本”的做派，更何況“廢之刑之”已足夠，何必要斬盡殺絕，連何晏之子也就是曹魏的親外甥也不放過？

        陳壽是蜀人，對費祎提到的兩種意見恐怕都有耳聞，可是到他寫《三國志》的時候，只剩下一個立場可選。作為西晉史官， 他要寫的只是勝利者的歷史，這不難想見， 不過縱然如此，在《三少帝紀》的評論中， 他還是指出：從高平陵之變到陳留王禪位于晉，這十五六年間所發生的一系列政治變故，其根源都在于魏明帝沒能選好自己的接班人，這直接導致了“曹爽誅夷，齊王替位”。

        當司馬氏王朝結束，講述這段歷史的人不必再有陳壽時代的忌諱，史家又開始重新追究歷史的真相，這時，如唐太宗在《晉書?宣帝紀》的評論里就表達了對司馬懿的質疑，他說：“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他認為很難相信司馬懿的做法是出于忠貞、代表正義。

        清代學者錢大昕對陳壽不為李豐等忠于曹氏的人作傳，并且站在司馬氏的立場寫曹爽、何晏、鄧飏之惡，也很不贊成，以為這種有意的遺忘和選擇性地寫史，是對歷史的一種歪曲：“初非實錄，其亦異于良史之直筆矣。”（《廿二史考異》）這樣做，分明降低了《三國志》的價值。

        三

        曹爽等人被殺后，王凌擔心幼主受制于強臣的局面一發不可收拾，曾有心扶植楚王彪以取代齊王芳。他將計劃透露給兒子王廣，王廣勸他不要輕舉妄動，舉的例子就是曹爽、何晏，以為前車之鑒。據傳王廣分析說：“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他們“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于舊，眾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末或之哀。”

        從這一段分析中，現代史家曾看到何晏一伙所實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對人民的危害何等深刻猛烈（呂思勉《三國史話》）。也許還應當進一步檢討：曹魏建國才二十來年，曹氏子弟何以就養成了高高在上的習慣，不切實際、不食人間煙火，“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

        何晏這些人的政治主張究竟為何，在《三國志》里得不到現成答案。唯一可以知道的是，何晏接替盧毓做吏部尚書，而盧毓是漢末大儒盧植之子，也是魏明帝后期相當信任的人，何晏死后，他又官復原職。盧毓選拔及考核官員，是以“先舉性行，而后言才”為原則，陳壽表揚他“規鑒清理”，也許這一點，與重才能、輕操行而“具有法家精神”（湯用彤《讀人物志》）的何晏，在理念上有所沖突。

        魏晉時人好談“才性之辨”，講人天生性分各殊、才能有偏，考察人物也有由形到神的一套理論。何晏也談才性，他最有名的一段話，就是套用《易系辭》來形容夏侯玄是“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司馬師是“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他自己是“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這段話固有自吹自擂的成分，不過能證明他確實懂得才性之學，而他任吏部尚書，根據晉惠帝時傅咸的說法，也的確做到過讓“內外之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于斯可觀”。傅咸本是他的政敵傅玄的兒子，由傅玄嘴里說出這番話，至少表明他不是完全的“虛而不治”。

        《魏書?齊王芳紀》引有正始八年何晏的一篇上疏，不知是否針對齊王芳“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的毛病，通篇都是對齊王芳的教訓，既告誡他“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然后邪心不生而正道可弘”，又要求“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一條一條規定很具體， 也很嚴格。

        錢大昕讀何晏的這篇上疏，“以為有大儒之風”，對于范寧式的批判不禁懷疑，說“此豈徒尚清談者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乎”？他認為癥結還在于曹爽本人是個庸才，不足與斷大事，由此而為司馬懿所害， 并且“魏之國是去矣”（《何晏論》）。

        說何晏有“大儒”之風，未必為虛言。在治理國家方面，儒、法手段不同，可是目標從來一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何晏自己也有很深的儒學造詣，他作過《孝經注》，還編過一部《論語集解》。《論語集解》流傳至今，亦曾漂洋過海到朝鮮、日本，十四世紀在日本刻印的這部書，到今天仍能見到。所謂“集解”，是集合各家注釋的意思，其中包括孔安國、馬融、鄭玄、陳群、王肅等漢魏間學者對《論語》的訓解。連王肅也不避，也可見他的包容。        

        四

        但是在《三國志》短短的何晏傳里， 陳壽畢竟寫的是他“好老莊言，作《道德論》”。《道德論》雖已不存，不過僅從題目上看，也可知它是從老子的《道德經》來。傳說何晏本來有注釋《老子》的打算，可是見到王弼的《老子注》很精奇，便改注為論， 而“論天人之際”。

        過了二百多年，王僧虔在一篇警告他兒子不要養成讀書壞習慣的《誡子書》里，還提到這部著作：“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所謂“平叔何所說”，大概指的就是何晏的《道德論》。

        最可玩味的是，在《三國志》的全部記載當中，與何晏具有同樣思想傾向的，只有比他年輕一輩的阮籍和嵇康，阮籍是“以莊周為模則”，嵇康是“好言老莊”，這意味著陳壽也非常清楚，何晏是思想上的一個“異端”。即便根本不曾料到何晏他們的這種異端思想會一路發展成為使“中原傾覆”的巨大力量，不過最終將何晏定位為一名文士，還是反映了陳壽卓越的史家見識。

        有關何晏特立獨行的傳聞在當時及后世都非常多，在相當多的傳聞里，何晏都仿佛一個引領時尚的領袖。

        與陳壽同時代的曹魏史家魚豢曾描繪他“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似乎隨身攜帶妝具、隨時補妝。又傳說他“好婦人服”，喜穿女式衣服，嘩眾取寵。男穿女裝或女穿男裝，過去都被視為陰陽倒置，是妖孽之氣。而男人傅粉，則據說起于漢惠帝時，因漢惠帝好以貌取人，他身邊的年輕男子里面，便有人衣著華貴并涂脂抹粉以博寵幸。

        但這些花樣在常人眼里畢竟是異數，如漢末時有人誣陷大名士李固，就狀告他在皇帝治喪期間，“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 旋偃仰，從容冶步”，好像很不地道。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下面，來看何晏粉撲不離手以及穿女服的傳聞，即可知那是置他于怎樣一種道德有虧的輿論當中。傳說魏明帝對他也很好奇，曾約他在大夏天一起吃熱湯餅，為的就是看一看當汗水洗掉白粉以后，他臉上本來的顏色。

        曹氏家族對于穿衣戴帽的禮儀，原來就不甚講究。曹操是儉樸如此，據說他見到曹植妻子穿著繡花衣裳，便“以違制命，還家賜死”，而他顧慮到戰后物資乏匱，就讓軍人以平常的白布便帽做正式官帽，“以易舊服”。

        曹洪是放肆如此，他有一次辦慶功酒會，讓女演員穿著薄薄的紗裙跳舞，“令女倡著羅之衣踏鼓”，就遭到過楊阜“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于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于此”的呵斥。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綾半褻”，有一天露著半條膀子被楊阜看到，也是遭他責怪：“此于禮何法服！”楊阜是天水人，曹操時有平定隴右之功，為人嚴正，見不得曹家人這樣不顧禮貌、任性胡來，而魏明帝顯然是不想受太多約束。何晏為曹魏親戚，不要說他何家早幾代還是屠戶，他穿衣打扮如傅玄所譏諷的“服妖”，還有他整個人的作風都不循規蹈矩，一點也不奇怪。

        離經叛道更有甚者，是在何晏的帶領下，京師洛陽興起一股服藥的風氣。本來治療傷寒雜癥的五石散、寒食散等，因有某種刺激神經的功效，在何晏等人的示范、引導下，竟然風行一時。

        “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覺神明開朗。”何晏的這一句話，似乎比一般宣傳廣告更有傳播力量。與陳壽同樣生活在西晉、服藥而有心得的皇甫謐就回憶說：何晏是個耽溺于聲色的人，他最先服藥，服藥后精神為之一爽，身體也變得強健，在京師傳為佳話，于是大家都爭相效仿，有些人的慢性病也確實好了，因此在他死后，這種風氣也并未衰歇，服藥的人是越來越多。皇甫謐也談到藥的毒性，并說有人服藥不當，結果五官痙攣錯位、背上長瘡潰爛，乃至于喪命。

        所以晚清以來，像俞正、余嘉錫等就把魏晉時代的服藥比作后來人的吃鴉片，都是以長久的健康為代價， 拼得瞬間的極度快樂。魯迅同情何晏，說他吃藥是由于身子不好，不能不吃，可是也認為他作為吃藥的發起人，該罵（《魏晉風度及文章與酒及藥的關系》）。

        這些構成何晏叛逆名士形象的傳聞， 在《三國志》里都看不到，陳壽唯一記載的“八卦”，是說何晏死前不久，連續夢到有大黑蒼蠅繞鼻頭，驅之不去，他心里不踏實，便找來術士管輅替他占卜，管輅坦率地說，這是大禍將臨之兆，因為你今天的權勢和地位不是你該得的：“今君侯位重山岳，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眾，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

        誰都知道何晏精通《易》學，一二百年后的南朝人讀《周易》，仍要參考他的意見，可是在學問上游刃有余的這位大學者，卻無法憑學問預知并掌控自己的命運。轉眼過了新年，陳壽寫道：“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余日，聞（何） 晏、（鄧）飏皆誅。”冷峻的筆墨，既寫出管輅的料事如神，毫不含糊，也顯示他對何晏不存一點溫情。        

        五

        魏明帝時代是曹魏國力最強的時代， 當時有兩種大的輿論。一種輿論是說吳、蜀在側，虎視眈眈，勢必要保持戰時狀態， 增強軍備，勵精圖治。另一種則說現在已是和平時期，不妨放松下來，好好過安定生活，人力財力都轉投到內部建設上，以臺榭苑囿的興建來樹立國威。事實上魏文帝立太子后，就意識到不能像他過去崇拜的漢文帝那樣，再過“儉而無法”也就是儉樸到不講章法的生活。到了魏明帝時，盡管按照陳壽的說法，依然“百姓凋敝，四海分崩”，卻也阻止不了明帝“遽追秦皇、漢武，宮館是營”的決心，他要從“打天下” 轉變到“治天下”。

        魏明帝在位十三年（227-239），根據《明帝紀》的記載，主要是在許昌、洛陽兩地大興土木、修筑宮殿。太和五年（231） 是個不錯的年成，春夏之際，司馬懿在天水阻止了諸葛亮的進攻，北方的鮮卑人到幽州來進貢名馬，匈奴也被收服，更重要的是小皇子曹殷誕生，天下大赦。秋天到來，魏明帝心念一動，忽然打算召見諸王及宗室公侯，并邀他們各帶一個兒子來洛陽，自從漢文帝下令諸王不得留住京都，他不見這些親戚已經十二年，現在到了與諸王重修關系的時候。

        翌年春，他一路巡行、慰問，到了許昌，才滿一歲的小皇子不幸夭折，也沒能打斷他修繕許昌宮以及營建景福殿、承光殿的興致。而在隨后的兩三年里，曹植、漢獻帝劉協、諸葛亮、郭太后相繼去世，歷史仿佛要揭開新的篇章， 青龍三年（235），于是在許昌宮修繕完畢， 他又下令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筑總章觀。

        對于魏明帝的決策，《三國志》里記載了很多大臣的批評，《辛毗楊阜高隆堂傳》就是一個典型，這篇傳記中的三個人都是極為堅定的反對者。辛毗提醒他蜀、吳都不肯善罷甘休，“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現在當“為社稷計”，與民休息，增加國力。楊阜屢屢上疏，講的也都是“興國在于務農”的道理，他說“廣開宮館，高為臺榭”，對農業造成的危害最大， 這樣下去，會帶來“顛覆危亡之禍”。高堂隆則遠以秦始皇修阿房宮而“殃及其子， 天下叛之，二世而滅”為例，近用漢武帝在文景之治的基礎上“外攘夷狄，內興宮殿， 十余年間，天下囂然”作教訓，再三勸他不要重蹈覆轍，要明白“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

        魏明帝當然聽不進反對的聲音，他不但固執地“躬自掘土以率之”，親臨施工現場，為公卿以下至于學生作表率，又還更嚴厲地督促工期，親自問責，不容分辯，常常是對方“言猶在口，身首已分”。陳壽寫他建設宮殿、裝修觀閣，動輒派數萬人參與施工，又不惜“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并“鑄作黃龍鳳凰奇偉之獸”，人力物力都耗費極大，可是他反駁批評他的大臣，說你們倒是應該去學一學修建未央宮的蕭何：“王者宮室，亦宜并立。滅賊之后，但當罷守耳，豈可復興役邪？是故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他還嘲笑辛毗：“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意思是你這樣指責我，無非是要為自己博一個好名聲。

        與上述異見者不同，當許昌的景福殿修成后，何晏與夏侯惠、韋誕、繆襲等立刻寫了《景福殿賦》來贊美它。這幾位作者中，夏侯惠是夏侯淵之子、曹操外甥，有才學而擅長寫奏議；韋誕是有名的書法家， 曹魏宮觀多由他題寫匾額，傳說凌云殿建成后，他登梯上去題字，膽戰心驚地寫了下來，頭發全白。

        六

        上述夏侯惠等人的作品大多遺失，或僅存片斷，唯有何晏的《景福殿賦》靠著《文選》的收錄保存下來。賦當然是一種文學書寫，可是這篇賦賦予景福殿以極大政治意義的寫法，卻相當值得注意。

        《景福殿賦》首先交待景福殿的修建緣起，它講從曹操開始，“大哉惟魏，世有哲圣”，到魏明帝時已蔚為盛世，“遠則襲陰陽之自然，近則本人物之至情”，既與天道自然相吻合，又與人道世情不違背，還能順應歷史的以及未來的發展潮流。

        在這“莫不悠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的大好形勢下，當太和六年三月，魏明帝巡視許昌時，便有官府大臣和宏儒碩生考慮到溽暑難耐而又隨時有征伐岷越之事，遂提出在許昌修一座景福殿的建議：

        昔在蕭公，暨于孫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莫不以為不壯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飾不美，不足以訓后而永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 后世賴其英聲。

        這里引蕭何、荀子的典故，旨在說明現在修建宮殿，意義其實遠大過宮殿本身，主要還是為了借以確立一套制度禮儀。蕭何是西漢初年的丞相，他主持修建未央宮， 起初劉邦都覺得浪費，并不高興，于是蕭何解釋說：“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后世有以加也。”意思是天子統轄的范圍極大，如果沒有與這廣大范圍相匹配的壯麗雄偉的建筑，不足以壓住陣腳，也不足以為后來人留下一個不可逾越的標準。

        而荀子的意思是，修建宮室臺榭的目的，就是要營造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 讓君主能夠在其中安安心心地“養德辨輕重”。這就是說，建筑不光是一個居所，更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權力、制度的象征。何晏強調，正是在大臣、儒生們的這種勸說下，魏明帝才決定修景福殿，以“備皇居之制度”。

        接下來，何晏對景福殿的崇高壯偉和富貴華麗，進行了各個角度的不厭其詳的描寫，說明它如何“彰圣主之威神”。景福殿里有樹木花卉，有溫房涼室，不少房間里還有寓教于樂的繪畫，如嬪妃們住的椒房，就畫著虞姬、姜后、鐘離春、班妾、孟母等出色女性的故事，而如果登高望遠，還能遙目九野，同時俯瞰市井風情、觀察農人耕耘，感悟深思，“居高而慮危”。

        這個崇高壯麗、變化萬端而又處處精致的景福殿，自然也體現著工匠的智慧，可“與造化乎比隆”，然而更值得贊嘆的， 是它的“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反映著當今社會的秩序與繁榮，都已前所未有。而在這強大的魏國面前，“彼吳蜀之湮滅”，也就是蹺足可待的事。

        在賦的最后，何晏因此用“攬神靈之貺祐， 集華夏之至歡”來贊美這個時代，用三皇五帝來歌頌“圣上”，并稱在這感天動地的繁榮之世，魏明帝“猶孜孜靡特，求天下之所以自悟，招中正之士，開公直之路， 想周公之昔戒，慕皋陶之典謨，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于太素”，他的偉大，自然又為周、夏時代的君王所不及。

        《景福殿賦》被收入昭明太子編的《文選》，又被劉勰稱贊為后學的范本，表明它在二百年后的南朝仍有相當地位，但《三國志》卻不曾提到，陳壽在記述夏侯惠、韋誕“著文賦，頗傳于世”時，也同樣沒有提到他們寫過同題的作品。

        在陳壽心里，可能更傾向于辛毗他們的看法。而據衛說，在當時，大臣們“皆爭順指而避逆意”， 難得有人肯破家為國、殺身成君，“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相反倒有不少專門說“悅耳”之詞的人，“言政治比陛下于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于貍鼠”。這些專門取悅圣上的人，高堂隆罵他們是“說秦漢之奢靡以蕩圣心”的“小人”。小人的言論，實不足取，大概陳壽因此也不愿給以記錄。

        可以補充說明陳壽在這件事上對何晏肯定也有他的看法的是，在《劉劭傳》里，他提到過魏明帝曾詔令劉劭寫《許都賦》、《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而之所以提起這兩篇賦，恐怕是因為它們都有“諷諫” 之意，不像何晏的《景福殿賦》，只是一味地歌功頌德。

        對于辛毗等人的竭力反對，魏明帝當然很不高興，他曾讓自家親戚卞蘭與高堂隆辯論。卞蘭同何晏一樣，是魏明帝的有力支持者，他在景福殿建成后寫過一篇《許昌宮賦》，里面就有“入南端以北眺，望景福之嵯峨”的描寫，他還說住在許昌宮里， 可以讓人有“論稽古、反流俗，退虛偽、進敦樸，寶賢良、賤珠玉”的理性，于良好的政治倫理和社會風俗的建設大有裨益。

        何晏、卞蘭等幾位支持者都是宮廷文士，都能揣摩“今圣”的心意，不過在魏明帝時代，他們尚不成氣候。據說魏明帝本人頗能“持法”，對文士們善于合黨連群以邀名譽的作風相當警惕，詔令也稱“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把“名”看得很透。所以，何晏就算寫出了取悅魏明帝的《景福殿賦》，也還是沒能一步登天。

        七

        在《景福殿賦》里，何晏寫到永寧、安昌、臨圃、百子這幾處居室都是“后宮攸處”，也就是妃嬪們住的地方。而之所以布置有這么些房間，何晏說是為了安頓“窈窕淑女”，讓她們能夠在一個良好的環境里生活、修養，為曹魏家族的子孫繁衍、江山永緒做充分準備，所謂“其祜伊何， 宜爾子孫”。

        這里牽涉到一個困擾魏明帝至深的問題，便是他子嗣不旺，不知為什么，小皇子生一個死一個。根據陳壽的記載，他在黃初七年、太和三年、太和六年連失愛子，這在當時是很大的事情，不但他自己焦慮， 朝臣們也都跟著緊張，擔驚受怕、議論紛紛。所以，當小皇子曹殷出生大約一百天時，夏侯玄才會寫賦去道賀，講了些“良辰既啟，皇子誕生”之類的吉利話。何晏在《景福殿賦》里，也才要強調為嬪妃修建的這些住屋，都負有令曹魏“永錫難老，兆民賴止”的使命。

        與何晏、夏侯玄的態度不同，據陳壽說，王肅的父親王朗很早就向魏明帝講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的道理。

        “百斯男”的典故，出于《詩經?大雅?思齊》的“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說的是文王之妻大姒生養有一百個男孩。王朗是在勸魏明帝對于自己這個年齡段的生育能力，要有所估量、有所節制，不要盲目地納許多妃嬪。他還提醒魏明帝養育孩子也不能過于保護，被子衣服太暖和，會讓孩子變得不能適應氣溫的正常變化，反而容易生病，不如讓他從小穿得單薄一點，培養自身的抵抗力，以其“金石之性”而得以壽比南山。

        直到魏明帝在世的最后兩三年，蔣濟都還在上疏建議他“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也就是遣散那些年幼的和來不及臨幸的后宮妃嬪。這與高柔勸他少修殿舍、妙簡淑媛，以“育精養神”， 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

        陳壽在《高柔傳》中寫到魏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眾女，充盈后宮。后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這時高柔上疏勸諫，而魏明帝看他忠心為王室，也并不以為迕。

        據《明帝紀》已可知，實際上在太和三年（229），魏明帝已經就“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發過詔令，正如《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所說，他心里頭早早明白自己不會生兒子，日后勢必要走過繼這一條路。

        景初三年（239）他病重時，立養子齊王芳（字蘭卿）為太子，他一死，年方八歲的齊王芳繼位，大將軍曹爽與太尉司馬懿輔政。陳壽在《三國志》中一筆一筆記下這些事情，聯系到一起來看，都是為了印證他在《三少帝紀》里寫下的歷史評斷。

        他認為沒有親生子可傳位的魏明帝，是犯了不能夠唯賢是與的大錯，“情系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托付不專”， 因而導致曹爽被殺，曹芳也被廢為齊王， 隨后繼任的文帝之孫曹髦也是“輕躁忿肆，自蹈大禍”，于是在短短七年后就被殺，等到武帝之孫曹奐繼任時，便只剩下“揖讓而禪”一途，只好乖乖地“作賓于晉”了。

        在曹魏的歷史上，魏明帝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在陳壽看來，明明處在漢文帝、漢景帝一樣的時代，卻急于一逞漢武帝式的夢想，這種錯覺，固然為曹氏敗于司馬氏之手的禍根，但未能選出恰當的繼承人，仍是這一歷史性失敗的直接導火線。

        而何晏正是生活在這一轉折時期的文士，他雖然也吐過“大夢誰先覺”一類的狂言，自詡“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把自己比作洞察力非凡、能夠“朗然玄昭， 鑒于未形”的圣人，亦曾寫有“鴻鵠比翼游，群飛戲太清。常恐夭網羅，憂禍一旦并”的《言志詩》，表示他自負但是并非沒有自覺、自我反省。

        可是不知為什么，就是這樣一個于學問無所不通而又從曹操時代走過來的人，在繁盛與危機并存的時刻，仍然選擇加入盈耳頌聲，高唱“六合元亨， 九有雍熙，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 的時代贊歌？

        度過他以為能夠一展宏愿，實際上是戰戰兢兢的正始十年，何晏隨曹爽被殺，魏晉禪代的序幕也從此拉開。

        二○一四年十二月四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