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迄今有三個版本（2000年初版、2005年修訂版、2014年12月增訂版），都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幾個月前偶然獲悉此書將推出新版，便像賊一樣惦記上了，只因十年前讀過修訂版，印象極深。新版甫一問世，2014年12月20日下午，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便在北京五道口采訪了王希教授。

        這部書影響了一代學人，已經成為美國憲政和美國史研究的經典。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史家之一埃里克·方納在推薦語中寫道：“本書已被公認為對中國的美國研究做出了無可取代的貢獻。”新版增加了20萬字，主要是觀察和分析9·11之后至2014年美國憲政史的最新發展。

        “從奴隸制和州權，直到最近關于如何在‘反恐戰爭’中求取公民自由與政府權威之間的平衡的辯論，美國歷史的所有核心議題都是在憲法框架下進行討論的。”而本書對這些核心議題都不肯放過，并做了深入淺出的分析，涉及的層面極廣。這次采訪的主題是“美國總統與美國憲政”，但又不限于此。因篇幅較長，澎湃新聞分兩次發布，敬希垂注。

 

        澎湃新聞：美國憲政講究三權分立，作為行政權的代表，總統是怎么產生的？

        王希：為什么會產生總統，總統是怎么產生的，這就得追溯到獨立戰爭后的邦聯時代。1781年生效的《邦聯條例》只設立了國會，沒有建立一個中央執法機構。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法律沒有人去執行的問題。邦聯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它所通過的法律得不到有效的實施，州遇到內亂，邦聯政府也無法予以幫助。

        比如說，1786年馬薩諸塞州發生了謝斯反叛（西部農場主的武裝抗議活動），該州要求邦聯政府動員軍隊來鎮壓內亂，但國會沒有這樣的權威，即使有權威，它的命令也沒有一個總執法官來執行，這種情形對當時邦聯政府的有效運作形成了很大的威脅。

        參加1787年費城制憲會議的“建國者們”意識到，如果邦聯要想成為一個有力、有效的聯盟，它的法律一定要得到實施；而法律要得到實施，必然要設立一個總執法官，也就是總統的職位。總統由人民選舉，不受國會的干預，是一種獨立于州和國會而產生的權力，因此他可以鉗制國會（甚至州）的權力。可以說，總統的權力是因為現實的需要而產生的。

 

        澎湃新聞：美國的“建國者們”也被稱作“國父”，他們至少包括喬治·華盛頓、約翰·亞當斯、托馬斯·杰斐遜、詹姆斯·麥迪遜等幾位總統。在“有效和有限的聯邦政府”下，他們對塑造美國初期的憲政（即書中序言所提的“第一憲政”）起了什么作用？

        王希：我還真的沒有從這個角度想過這些總統的作用。當然，美國確實有“Founding Fathers”這個說法，但“國父”這個概念是一個集合名詞，指革命和立憲時期那些對美國的建國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一批人，他們參加了至少三個標志性的建國文件的制定，一個是《獨立宣言》，第二是《邦聯條例》，第三個就是聯邦憲法。在這三個文件的任意一份上簽署過名字的人，似乎都可以被稱為Founding Father，而不僅限于最早的四位總統。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如何界定“國父”，值得討論。如果擴展一點，很多人都可以被包括在內，包括州制憲會議的代表，因為后來的聯邦憲法需要各州的批準，不批準就沒有后來的憲法，而在批準過程中還有很多的爭論，譬如關于權利的憲法規定，后來通過《權利法案》來補充，那這些提反對意見的人算不算“建國者”或“國父”呢？

        你提到的華盛頓、亞當斯、杰斐遜、麥迪遜，除了麥迪遜稍微年輕一點以外，其余幾位在革命時代就已經是全國性的顯赫人物。華盛頓是獨立戰爭時期殖民地軍隊的總司令，亞當斯和杰斐遜都曾參與起草《獨立宣言》，而且在建國初期代表美國分別前往英國和法國擔任使節。最關鍵的是他們的思想很有影響力，尤其是亞當斯和杰斐遜，再加上他們分別擔任了前幾屆的總統。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他們既是制憲者、建國者，又是第一憲政秩序的實踐者。

        就華盛頓而言，他擔任第一屆總統在當時是眾望所歸。從思想的原創性來講，華盛頓不如杰斐遜等人，他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家；但他作為領袖的威望和風格，非他人所能及。他在制憲會議上講話不多，但制憲會議由他來主持，代表了革命和制憲之間的連續性，所以他成為兩個建國進程的最有力的聯接者，能夠穩定政局。如果不是他當第一任總統，如果他的執政風格是另外一種形式，很難預料之后的時局會如何發展。

        作為總統，華盛頓的最為關鍵的舉措是，他能夠平衡“建國者”內部的不同利益。比如說他擔任第一任總統期間，任命杰斐遜為國務卿，任命漢密爾頓為財政部長，這是當時最重要的兩個職位；但這兩個人在政見上是非常不同的，時常為早期的經濟發展方略發生爭執，雖然華盛頓更傾向于漢密爾頓的觀點，但他的威望能夠“壓”住杰斐遜，不至于導致第一屆政府失敗。

        而亞當斯擔任第二任總統的時候，杰斐遜是副總統，兩人的政見也是極其不和，造成許多沖突和矛盾。亞當斯也是“國父”之一，資歷與杰斐遜相當，但兩個人基本沒有合作（總統體制也不要求合作，在當時副總統是個備用的閑職）。在這種情況下，所謂黨派分歧就暴露得很充分，而且政治分野也就遏制不住了。這也就產生了1800年總統選舉的聯邦黨人和民主共和黨人“兩黨”對峙的局面。

        從總統選舉的角度來看，早期憲政的最大危機之一是在1800年的總統選舉。但經過漢密爾頓的斡旋，杰斐遜作為民主共和黨人最終得以當選，總統職位從聯邦黨人亞當斯手中轉移到杰斐遜手中，兩人或“兩黨”之間有一個“權力過渡”，這個過程是一個“和平”的過程，因此這被稱為“1800年革命”，不流血的革命。創造這個先例對后來的總統選舉很重要。

        他們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我覺得，亞當斯、杰斐遜、漢密爾頓等人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即他們都屬于Founding Fathers，這一共同身份（或者說“分享的身份”）使他們之間的“權力過渡”比較順利、平穩。這里面的原因恐怕不僅僅是制度或規則，更多的可能是他們的政治共識與政治風格。在一個政治充滿“任意性”的時代，精英分子內部的“共享的”(shared)政治風格和行為會發揮穩健的作用。

        麥迪遜的出現主要在聯邦制憲時，他當時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聯邦政府的權限方面，他的立場前后有一個轉變。在制憲的時候，他是漢密爾頓的同志，力主強大的中央政府，后來在華盛頓任職期間，他是國會的領袖，因政見不同而與漢密爾頓分道揚鑣，與同樣來自弗吉尼亞、政治上的導師杰斐遜站在一起。他后來接替杰斐遜，成為第四任美國總統。

        這四位總統在政見上可以說都有差異，對如何構建未來的美國有不同的設想，但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信仰，就是要維系美國的生存。在這種意義上，他們有一個共享的責任感（shared responsibility）或共享的信仰（shared faith）。用今天的話來說，他們都是patriots (愛國者)。patriot這個詞在當時美國的語境下有特殊的意義。說你是patriot，意味著你應該為了這個國家的創造和生存而奮斗。我覺得這是他們共同的思想基礎。

        第一憲政秩序實施的時候，遇到很多此前未曾碰到過的、棘手的問題，如果是其他人來執政，后果是很難想象的。比如說1794年的“威士忌反叛”（Whisky Rebellion），即賓夕法尼亞州的一些人拒絕繳納聯邦政府征收的稅，進行武裝反抗，與謝斯反叛的情形相似。當時華盛頓是總統，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他們就堅決主張派兵鎮壓“內亂”。聯邦軍隊由華盛頓帶隊，因為他有威望，領導了這個國家反抗英國的稅收，他出面擁有說服力，可以達到維持新的聯邦國家權威、維護國家秩序的效果。

        又如，亞當斯執政期間，聯邦黨人與民主共和黨人在對待法國革命的問題上產生了沖突，亞當斯強調秩序，強調英美關系，而杰斐遜則是支持法國革命的。亞當斯對秩序的強調、對英美關系的強調，很大程度上保證了美國“獨善其身”，繼承了華盛頓離任演講的忠告之一，不要卷入歐洲事務。

        而杰斐遜的優點在于，他不是一個思想僵化的領導人。他反對亞當斯和聯邦黨人的許多政策，但他上任之后，改變了很多過去的看法，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實際上繼承了聯邦黨人的做法，包括運用聯邦的權力購買新的領土，為未來美國發展奠定了強大的地理基礎。

        所以，這些“國父”的第一個特點是shared responsibility或shared faith；第二個特點就是他們都很現實（practical），能根據實際情況來調整政策。這幾位總統可以被稱為是美國的第一代領導人，對于穩定憲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美國歷史學家伍德（Gordon S. Wood）曾經寫過一本書，叫Revolutionary Characters（《革命氣質》），里面討論了幾位建國者的政治性格和素質，提到他們的個性不同，風格不同，但都是18世紀后期歐洲和美洲啟蒙時代的產物。他們是“共和政治”的信仰者，強調秩序、規范、理性，強調美德、個人的節操與奉獻，強調“紳士政治”，對“暴民政治”和“大民主”始終抱有警惕性和恐懼感。

        他們是18世紀的“共和主義者”，在他們的身上，有兩種價值觀在博弈，一種是自由主義式的，強調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強調對個人權利的重視和保護，但另一方面又強調政治的“公共性”，強調政治參與者必須要擁有“美德”（virtue）。

        像華盛頓，他非常注意自己作為領袖人物的公眾形象。在那個時代，作為一個gentleman（紳士），他應該超脫自己的利益，在必要時為公眾利益做出奉獻，完成之后就應該解甲歸田——他擔任殖民地軍隊總司令，不索取報酬，總統任期兩屆之后，辭職回家，經營自己的種植園——政治似乎是一種副業，一種不得已而擔任的“公眾服務”。做這一切也是為了樹立、維護一種“紳士政治”（gentlemen politics）的風格。伍德教授寫到，華盛頓在寫信、發言和做事方面十分慎重，顧忌自己的公眾形象，不希望留下任何污點。亞當斯則比較坦率。杰斐遜也是有心人，他留下的檔案都是經過篩選的，一些最隱秘的信件都沒有得到保留。

        因為他們是同一代人，分享同質的政治文化，優缺點也可以互補，構成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執政群體，政策是不同的，但精神上和原則上卻有某種潛在的連續性。后面的總統，尤其是安德魯·杰克遜當政之后，就缺乏這種可被稱為“同代性”的東西。

        

        澎湃新聞：安德魯·杰克遜就是跟上面幾位很不一樣的平民總統，有人說他是美國現代總統職權的奠基人，您怎么看？

        王希：“平民總統”并不準確，因為杰克遜也是奴隸主，當總統之前，也做過州的官員。但安德魯·杰克遜在美國總統歷史上的確是一個新式的總統。前面提到的四位總統，都是“建國者”一代人。他們之后是詹姆斯·門羅和約翰·昆西·亞當斯。門羅也是革命的參加者，與杰斐遜關系很好。昆西·亞當斯是約翰·亞當斯的兒子。他們和第一代領導人之間的關系非常緊密，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既可以算作第一代領導人——至少門羅可以列入，也可以算作是第二代領導人。

        接下來的是第七任總統安德魯·杰克遜，他也參加過美國革命，不過當時他非常年輕，作為士兵，曾被英軍俘虜。為什么說他是一個新型的政治家呢？

        首先，杰克遜是從當時的西部即現在的中西部田納西州當選的，此前的幾任總統都來自東部，更準確地說，來自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這兩個最古老的州，也是政治上最有影響的州。而杰克遜沒有什么家族政治的淵源，他是一個Self-made Man，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參加圍剿土著印度安人的戰爭而建立功勛，從聯邦議員、田納西州的官員做起，一步一步走上來。所以，他代表了傳統的家族政治或裙帶政治之外的新興勢力。

        第二，杰克遜的當選是一種新政治（即組織化的政黨政治）運作的結果。1824年總統競選，他就是昆西·亞當斯的競爭對手，但他輸了。當時有四五個人參加總統競選，來自同一個黨，沒有一個人得到民選票的多數，最后由眾議院投票選舉總統，結果昆西·亞當斯得到眾議院的多數票而當選，杰克遜非常懊惱，感到這種做法不公平。這時適逢民主黨在經歷重組和改造。1828年的總統競選，民主黨進行了周密的部署，提出了維護州權的口號，搭建了競選班子，而且做了大量基層動員工作。這是現代政黨政治參加競選的最早表現，也是最為成功的一次操作。所以杰克遜的當選是政黨政治有效運作的結果，而此刻的以動員基層民眾參與為核心的政黨政治，與早期的以大佬名望意志為主導的政黨政治有了很大、很關鍵的區別。

        杰克遜也自認為代表了新型的總統，是一個代表普通人（commoners）的總統，這是不是“平民總統”說法的來歷？他認為美國政治不需要貴族傳統，也不應該由精英來掌控，如果國家政治的核心是關于普通人的生活與權利，普通人只要有基本的判斷力，就可以去擔任官員和評判是非，不需要有高貴的血統或淵博的知識，政治應該開放給大眾。在這一點上，杰克遜與“國父”那一代人不同，他通過實踐把“民主”的理念帶入到競選政治中。

        他走得更遠，大張旗鼓地開辟了另一個先例，即“分贓制”或“分肥制”（spoil system），就是一個在政黨和黨工的輔助下競選成功的總統或官員，應該把公職的職位首先分配給為他的成功當選出力的人。這在今天看來，可以說是一種政治腐敗或任人唯親的做法，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總統不能選認同自己政治觀念的人做助手，那么他如何保證有效地執法呢？

        “分贓制”違背了民主的本意，也否定了我們剛才討論“國父”時談到的共和政治人物的virtue（美德）。你可以說，從政治風格和政治行為學來講，安德魯?杰克遜代表了美國政治的一種斷裂，一種轉型。在這一點上，他是一個“新型總統”，直到今天，“分贓制”在美國各級政治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跡。1883年的《文官改革法》是對“分贓制”的改正，主要針對中層和低層的非政治性任命，是構建職能型國家官僚隊伍的開始，而主要的部門首長、聯邦法官等重要職位的提名仍然掌握在總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