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1月14日消息，去年開始，多地發生的出租車停運、政策打壓“專車服務”等反映出整個出租車行業的困境，亟待深化改革。各地和有關部門需清醒地認識到：出租車行業壟斷之源是政府有償發放營運證，與民爭利，過分插手甚至包辦微觀市場。

        自1988年深圳市實行出租汽車經營權（即營運證）有償使用制以來，我國許多大中城市相繼效仿了這一辦法。1993年制定的《城市公共客運交通經營權有償出讓和轉讓的若干規定》，明確在全國推行出租車經營權有償轉讓。1998年施行的《城市出租汽車管理辦法》規定，城市的出租汽車經營權可以實行有償出讓和轉讓，為地方政府政策落地提供了政策支持。

        然而，有關部門隨后發現有償營運證的政策弊大于利。2004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81號文，要求對出租汽車經營權有償出讓進行專項清理整頓。所有城市一律不得新出臺出租汽車經營權有償出讓政策。

        如此一來，地方政府部門傻眼了。再想賣證來增加市場容量，政策不允許；若不賣證直接投放出租車，對現有的花了幾十萬元持有營運證的出租車似乎又是“不公”。于是，有的城市找到了變通的方法，委托國有企業經營。例如，合肥市即委托江淮汽車集團成立了和瑞出租公司。然而，投放的出租車數量極為有限，杯水車薪，供需矛盾依舊難解。

        需要看到，營運證是出租車市場發展之初孕育起來的一個“怪胎”，除了增加地方政府收入外，就難見其他好處了。以提高市場準入門檻，保障相關服務質量之名，限制營運證的發放，令合法上路的出租車數量多年來“原地踏步”，客觀上形成了一個城市幾家大的出租車公司壟斷市場的現狀，出租車市場供需矛盾日益嚴重，加劇了百姓“出行難”，導致司機服務差。

        與此同時，價格居高不下的營運證，成了政府可支配的稀缺資源，為權力尋租制造了土壤，更為“黑車”等非法營運提供了空間。更為人詬病的是，地方政府部門出讓營運證，實際上是找到了堂而皇之與民爭利的“法規借口”。很顯然，幾十萬元的營運證必然增加運營方負擔，最終將轉嫁到市民或乘客的身上。

        目前，無論是出租公司自主經營，還是掛靠經營，營運證都是靠“燒錢”得來的。先是公司從政府手中花大價錢拍來營運證，公司聘請或轉租給一般司機經營。司機繳納的“份子錢”，其實就是無力一下子付清動輒幾十萬元的營運證費用而向公司按月支付的本息。即便是國企經營的出租公司，其司機也一樣要交“份子錢”。因此，出租車公司從此成了空手套白狼的“寡頭”，而駕駛員則成了跑街賣命的“駱駝祥子”。

        伴隨著改革開放發展起來的出租車市場，市場化的步伐卻遠遠滯后于其他行業，沒有真正建立起自由、公平的市場化體系，可以說是“起了大早，趕了晚集”。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營運證。地方政府部門在出賣營運證的當初，只看到了“眼前利”，卻忽視了政府“包辦”的隱患，造成如今騎虎難下的局面。

        市場的開放是不可阻擋的，市場化改革的大潮是不能倒退的。地方政府部門要清醒地認識到，只有堅持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才是出租車行業發展的正道。當前，深化出租車行業改革，面臨諸多復雜問題，地方政府部門要積極探索多元的公共交通新業態，降低準入門檻、放松數量限制，一切讓渡給市場，學會“放手”。

        同時，改革更要牽好“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營運證。把歷史遺留問題解決好，其他困難就迎刃而解了。政府可通過回購營運證、政府補貼等方式，讓新老出租車回歸同一起跑線，形成良性競爭。

        在大力倡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今天，各級政府部門都在“做減法”，戒掉與民爭利，擯除不必要的事前審批。出租車行業作為壟斷業態的“老大難”，該跟運營證說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