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巴托羅繆大屠殺：流血的巴黎，新教徒的噩夢

        1572年8月24日，周日，圣巴托羅繆之日。這天，巴黎的街巷潮濕異常，“就像是下過一場大雨”——一位路過巴黎的斯特拉斯堡市民如是說。實際上，街巷中閃爍的不是雨水，而是鮮血。

        這天夜晚，新教軍事領袖海軍上將加斯帕爾·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隊士兵殺害了。科里尼的幾位主要軍官被法國與瑞士近衛隊從床上拉下來，解除了武裝后拖到盧浮宮的庭院中，長矛穿喉。這一切都是在法國國王查理九世的許可下進行的。究竟是何種壓力迫使法王同意如此做法？史學家對這一事件的解釋仍然各執一詞。

        第二天，太陽升起，巴黎城內一片屠戮之景。天主教徒頭戴裝飾著十字架的帽子，臂纏白色袖章——這兩個標志象征著他們認為已不復存在的純潔，穿梭于巴黎的大街小巷，以天主之名追捕著“異端”。全副武裝的士兵挨家挨戶搜查，一旦發現新教徒就拖出屋外，不經審判便立行處死。新教徒常常死無全尸，衣不蔽體，被拋至塞納河中。新教徒的尸體堆在巴黎城中的廣場與十字路口，隨后被人用小推車棄至河邊。鮮血染紅了塞納河河水。一位來自米約的加爾文宗教徒記載道：“巴黎人在此后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吃河里的魚，因為河水已被完全污染，尸臭撲鼻。”在圣日耳曼城郊，新教徒的尸體被拋入教士井中——此井一直以來都是當地人用來扔牲畜骨頭的。

        老弱婦孺，無一幸免。嗷嗷待哺的嬰兒被從母親的懷中奪走，拋至河中；老少全家滅門，主仆同遭毒手。死者的住所遭到洗劫。破曉前，歐塞爾圣日耳曼教堂那令人惶恐的鐘聲響起，旋即被附近教堂的鐘聲傳播開來。空氣中回蕩著被割喉者的呻吟聲、殺人者的呼喝聲與火槍開火的聲音。法國國王為一場如此大規模的屠殺感到惶惶不安，躲在盧浮宮中。人們對國王頒布的止屠殺令不屑一顧。巴黎城已落入誓死鏟除異端的最為狂熱的天主教徒手中。其他人驚魂未定，躲在自己家中不敢外出。巴黎大部分街道都安設了崗哨，盤查過往行人，逃亡者一旦被揭穿偽裝便會被送交劊子手。任何想出城的人都需出示有效的通行證。巴黎各城門連續三天緊閉，新教徒從城里逃脫的機會渺茫。

畫家Fran?ois Dubois描繪的圣巴托洛繆大屠殺。畫中加斯帕爾·德·科里尼的尸體被懸掛在窗戶上（畫面右后方），而在畫面左后方凱瑟琳·德·美第奇出現在盧浮城堡上觀望。

        然而，這場屠戮也沒有給我們天主教徒帶來往日的興奮與狂喜，因為這一場景委實過于恐怖，過于悲慘……所有人的帽子上佩戴著白色十字架，左臂纏著慶典時佩戴的袖章。當時的接頭口令是“天主萬歲，國王萬歲”，以便能夠辨清敵我。

        這場屠殺持續了一周，死亡人數在前三天達到頂峰，后雖有下降，但直到8月30日周六仍有人被殺。8月28日周四，上文提及的那位來自斯特拉斯堡的市民就親眼目睹了一位臨產婦女被處死：這是一位衣著華貴、“漂亮迷人”的伯爵夫人。盡管她不斷哀求，但卻仍被剝光衣服，除下首飾，身中數矛后被拋至塞納河。他寫道：“在她倒下的時候，我還看到腹中胎兒在輕輕蠕動。”

        巴黎大批新教徒因這場血腥的屠殺而喪命。他們雖然在巴黎這個擁有大批天主教徒的城市中只占少數，但在屠殺前也有幾千人。在這血腥的一周中，有多少人失去了性命？我們無法相信當時人的估算——因宗教信仰與立場的不同，對死亡人數的估算也相差甚遠，一些人認為是一千，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達十萬。我們認為，比較可信的數字是至少約三千人遇害。在接下來的幾天中，外省約15個城市也發生了屠殺事件，全法罹難者總數增至萬人左右。

        婦女被開膛破肚，老人被刺穿喉嚨，兒童被拋至河中，男人被殘忍去勢，兇手嗜血狂熱：這便是當時的人對1572年8月24日的記載所留下的回憶。巴黎畫家弗朗索瓦?杜布瓦逃離巴黎，到瑞士避難，避免了一場殺身之禍。他的一幅油畫反映出的正是一片充滿暴力、仇恨、野蠻的兇殘殺戮場景。

大仲馬在1845年根據這段歷史并結合了浪漫和冒險的元素寫了《瑪戈皇后》，法文名為La Reine Margot。這部小說被翻譯為英文版，名為Queen Margot。1994年同名電影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天主教的勝利：這個王國只有“一個上帝和一個國王”

        1572年8月24日是塑造了法國的一天？毫無疑問。首先，圣巴托羅繆大屠殺從根本上打破了新教徒抱有的令王國改宗的愿望。法蘭西不會成為一個新教國家。而在悲劇發生前，人們尚無法做出如此明確的判斷。特別是在16世紀60年代初期，法國在宗教上的走向尚不明朗。新思想在彼時擁有強大的吸引力。

        布萊茲·德·蒙呂克承認他也曾受到誘惑，他說道：“并不是說好人家的兒子就不想嘗試一下。”許多人因為精神上的渴求或僅僅出于好奇心而參加了巡游牧師的講道。此時的新教徒將查理九世視為約西亞，后者是猶大國的國王，恢復了對唯一真神上帝的崇拜。他們通過改變“查理·德·瓦盧瓦”的字母順序，提出要“驅逐偶像”（Va chasser l’idole），這里的偶像自然指的是天主教的偶像。

        自1562至1563年的第一次內戰伊始，新教徒的宏偉夢想就遭受打擊。占人口絕對大多數的天主教徒的排斥、期盼王室短時間內皈依新教的幻想破滅、愈發不安全的局勢、穿插著脆弱的緩和時期的多次迫害，所有這些因素逐漸侵蝕著新教徒團體，至少在新教徒孤立且數量稀少的外省的情況便是如此。其中，一些社會地位較高的新教徒感到越來越難以正常地從事他們的職業，他們在沖突爆發時經常被迫離家離職，否則就有被逮捕的危險，然后在和平時期返回，但在尋回其財產和職位時又會遇到無數阻礙。因此，他們對是否歸回主流信仰遲疑不決。

        但是，在1572年之前，胡格諾教徒經歷的數次考驗沒有任何一次像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一樣悲慘。在發生屠殺的城市中，新教徒傷亡慘重。許多幸存者灰心喪氣。讓·魯耶便是一例。這位巴黎的呢絨商人在1572年9月22日寄給他在阿爾比的兩位同行的信中寫道，一切都結束了，“國王如其所愿，充分地表明這個王國之中只有一個信仰、一部法律、一個上帝和一個國王”，再也不可“徒抱與之相反的毫無意義的希望”。他對兩位同行提出了一個不再帶有任何幻想的建議：每個人若要保全其性命與財產，不至忍受貧窮，就需要信仰天主教。他總結道：“如果你們不采納我的建議，你們將一無所有，你們和你們的房屋——從地板到屋頂——只會落得喪命和被摧毀的下場，相信我。”

        大量新教徒在屠殺后放棄了新教信仰，而不愿屈服的新教徒則被迫流亡至“避難”國，法國新教徒數量銳減。16世紀60年代初期，法國新教徒的數量約為200萬人，及至宗教戰爭末期，他們的人數減至約100萬人。在法國北部省份，新教徒數量減少的情況更為明顯；而在法國南部地區，新教團體的根基更為牢固，因此情況要優于北部，并且在宗教和政治領域都表現出了很強的活力。但自此以后，他們只是人口中的少數，一批虔誠且對其遭受的不幸念念不忘的“余下的少數人”。

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繆大屠殺后，法國王后凱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視察成堆的尸體。

恐怖事件后的反思：宗教分裂時期需要什么樣的君主制？

        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也對君主制的機構產生了重大影響。人們常常以為，宗教戰爭僅僅是一條線性進程中一個血腥插曲。這一進程的開端約始于15世紀末，其必然結果是路易十四式的絕對主義。這實際上是以一種受并不足取的決定論控制的宿命論觀點來看待歷史，同時，這種觀點也沒有看到，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使宗教分裂蘊含的一個核心問題顯露出來：為了使類似的恐怖事件不復出現，君主制應當是絕對君主制，還是應輔之以限制性的機構，甚至抑或如反暴君派思想家所期望的那樣，應當服從于一系列由三級議會制定的法律，成為打開通往立憲制之門的契約君主制？

        這個問題的答案并非顯而易見……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使局勢明朗化。它使得直至彼時仍局限于胡格諾派內部的討論出現了極具戲劇化的發展。觀點的交鋒因大屠殺引發的達到極點的激情發出了振聾發聵的回響，但同時它也受到了恐懼感的干擾。大屠殺中的大規模動亂與之后出現的公共秩序嚴重混亂令人們意識到一個強有力的王權存在的必要。大部分人都接受了一個顯而易見的觀點，那就是：定期召開三級會議且將三級會議作為共同立法者的契約君主制在宗教分裂時期藏有頗多隱患。1576年布盧瓦三級會議上圍繞立法方式的精湛討論表明，代表對他們的選擇將帶來的政治后果一清二楚，亨利三世及其參事同樣如此。天主教神圣同盟過分的行為最終使天平倒向了絕對權力的一邊。王權不再受任何機構的限制，僅受制于國王一人遵從上帝的戒律與某些基本法的意愿。

        同時，圣巴托羅繆大屠殺還提出了國王責任的性質與影響的問題。國王根據所擁有的特別司法權決定處決科里尼及其副官，因此個人承擔了這一事件的責任。國家的危險處境能否成為采取有違倫理與一般法的特殊措施的理由？

        胡格諾派在1572年8月24日的處決中看到的是暴君的行徑，應當受到神與人的處罰。他們認為臣民有義務審查君主的命令是否符合公正的原則：若他們判定命令是極不公正的，就應意識到該拒絕服從。這對有效地行使王權而言是一個潛在的危險，即便這一審查權僅僅屬于那些能夠代表被統治者的人。天主教徒的反擊——特別是在查理九世去世時——預示了法國君主制日后為避免這一危險而將要走上的道路，即將君主之人神圣化的道路。君主被象征性地置于超人類的區域之中，而民眾的審判難以企及。

法國國王查理九世

        對國王的過度神圣化沒有阻塞因出于解決危機之愿而出現的其他政治走向。內戰期間實驗的種種解決方案使政治與宗教領域的分離成為可能。這些方案推崇公民的概念，用以和信徒相區別。它們播下了國家世俗化的種子——從南特敕令中便可見一斑，與不斷增強的國王神圣性悖論地并存著。因此，對1572年8月大屠殺的思考促進了接納寬容的艱難過程，并且，從長遠的角度看，它還加強了被統治者抵制專制與限制統治者行為的權力的合法性。此外，它使得對合法服從的條件的重要討論更加明晰，合法服從應與個人意識的要求相一致。

“塑造了法國的一天”：大屠殺的遺產和歷史記憶的義務

        但是，1572年8月24日產生的這些積極影響幾乎沒有在集體記憶中留下痕跡。因為圣巴托羅繆大屠殺在法國人的歷史記憶中始終占據著重要一席——這也是大屠殺“塑造了法國”的第三點證明。

        大屠殺經常以反襯作用的形象出現。加布里埃爾?諾代在1639年稱其為一種成功的政變模式，在此后的啟蒙時代，它甚至逐漸演化為不寬容的象征。伏爾泰寫道，“最能說明宗教狂熱的事例莫過于巴黎市民在圣巴托羅繆之夜爭先恐后趕著去殘殺那些不肯去望彌撒的同胞，把他們扼殺，又從窗口里扔出去粉尸碎骨，剁成萬段。”天主教會與總體上的天主教教義因有蒙昧主義之嫌而被送上了被告席。在這種意義上，一種反教權、世俗的、伏爾泰式的法國成為了圣巴托羅繆大屠殺的繼承者。

        19世紀，天主教徒嘗試阻撓這種不利于天主教會的大屠殺形象的傳播。例如，他們試圖將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作為米迦勒德大屠殺（la Michelade）的對立面，后者指新教徒于1576年圣米迦勒之日在尼姆對天主教徒的屠殺。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德·拉莫特的小說家于1864年寫道：“新教徒的米迦勒德大屠殺是一場流產的圣巴托羅繆大屠殺，比1572年大屠殺更為殘酷。因為它（圣巴托羅繆大屠殺）僅僅是一次突然的血腥報復，其恐怖在某種程度上尚可容忍，而米迦勒德大屠殺則經過了冷酷、長時間的籌劃，新教徒無所顧忌，他們并非因害怕導致慌亂才發起屠殺，也不是像天主教徒的類似情況，因此沒有任何借口。”甚至在1572年8月24日的四百周年紀念之時，在法國南部一些新教徒數量較多的地區，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還會借米迦勒德大屠殺或圣巴托羅繆大屠殺在暗中相互指責……

        這種試圖為1572年天主教暴徒尋找減輕責任情節的努力沒有改變自啟蒙時代以來大屠殺的形象，它已被集體意識內化。天主教會自身在20世紀末出現的“悔改”潮的推動下承認罪行，在1997年8月24日世界青年日為大屠殺遇難者舉行周年彌撒，但這一主動承擔某種形式的罪責之舉實為謬誤。

        從更廣的角度看，如今的趨勢是，圣巴托羅繆大屠殺逐漸在法國歷史一系列黑暗的時刻中占有一席，這些黑暗時刻的意義在于它們能夠教育人們承擔起“記憶的義務”。這是一種意味深長的變化。人們直至近些年仍然堅信，類似的野蠻行徑屬于過去世紀中的兇殘獸性，無法想象這樣的一幕在文明開化的時代重新出現。

        現在，團體間緊張關系再度出現，令人們又一次開始擔憂“文明”對暴力失控的約束力。圣巴托羅繆大屠殺的第二階段——大規模屠殺階段——是一個由他者的恐懼造成的悲劇。人們在這種恐懼感的煽動下，將差別當作威脅，特別是將宗教的他異性與暴亂混為一談。有人寫道：“大屠殺在成為一種對肉體的暴行之前，首先在思想上對人進行改造，使他們‘看到’了一個需要被消滅的假想的他者。”這種恐懼與焦慮、這種視角的扭曲，難道不是隨時會死灰復燃么？這是1572年8月24日的悲劇提出的一個時至今日仍然有效的問題。

        （本文摘選自[法]阿萊特·茹阿納著，梁爽譯，《圣巴托羅繆大屠殺——一樁國家罪行的謎團》，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1月。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