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月14日，中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官網發布國務院任免國家工作人員通知，通知稱“免去于幼軍的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職務”。

        同日，南水北調工作會議新聞通氣會在河南南陽召開，于幼軍參加工作會議并在主席臺就坐，根據會議安排，于幼軍將主持下午的會議。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在會議現場獲悉，于幼軍系因年齡原因卸任南水北調辦副主任職務。國務院南水北調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黨組書記、主任鄂竟平表示：“于主任到年齡了，他是我們班子里年齡最大的，新任副主任20天后到任。”

        2013年11月，時任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副主任于幼軍的《求索民主政治：玉淵潭書房札記》一書出版。

        在于幼軍看來，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疆域遼闊、多民族聚居的大國，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有著四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是一個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仍然缺乏民主和“民主太少”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里實施包括普選制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太急、太快容易失控，翻車翻船。

        書的結語中，于幼軍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民主實現人民主權的重要載體和根本途徑是普選制、分權制衡制、監督制和罷免制。

        “人民主權、人民當家做主原則需要體現和落實到相應的載體和具體途徑方式之上，否則就會被虛置，只剩下一句抽象籠統的口號。”于幼軍說。

        于幼軍的這本書封面很素，只印了一條蜿蜒向前的道路，消失在遠方。

        這正是這本《求索民主政治：玉淵潭書房札記》的主旨：他試圖為中國尋找到一條通向未來的道路。

        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原副主任于幼軍生于1953年，2013年剛好60歲。按照相關規定，副部級干部60歲退休。

        玉淵潭書房實際上是他的辦公室所在。南水北調辦的辦公地點正是玉淵潭南路甲1號，于的辦公室位于6樓。

一

        以我淺薄的閱讀經驗來看，于的新書最精華的部分在結語。

        在結語中，他開宗明義地提出，中國民主實現人民主權的重要載體和根本途徑是普選制、分權制衡制、監督制和罷免制。

        “人民主權、人民當家做主原則需要體現和落實到相應的載體和具體途徑方式之上，否則就會被虛置，只剩下一句抽象籠統的口號。”于幼軍說。

        這當然并非于幼軍一個人的虛妄之言。

        于幼軍經過詳細地理論梳理后發現：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政治家、中國共產黨三代主要領導人和西方國家的思想家政治家均主張搞普選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實行了普選制，這絕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充分證明普選制是人類政治文明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財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共同大道。

        于更進一步指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當家做主的原則首先和集中體現在習近平總書記精辟概括指出的“權為民所賦”這五個字上，具體表現為人民能夠通過法定的途徑方式行使選擇委托治理國家和地方的各級領導人的權力。

        “離開或虛置了這一點，人民主權就難以體現、更遑論真正實現。”于幼軍說。

二

        雖然于認為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途徑在普選制，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主張立刻、馬上、無條件地在中國推進普選制。

        他提醒說，要從我國現實國情出發穩步推行普選制，切忌操之過急、一哄而起。

        在他看來，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疆域遼闊、多民族聚居的大國，是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有著四千多年專制主義傳統的國家，是一個建立起人民共和國仍然缺乏民主和“民主太少”的國家。在這樣一個國家里實施包括普選制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太急、太快容易失控，翻車翻船。

        在作出提醒之后，于幼軍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民主選舉變革時間表和路線圖。

        根據他的具體設想，這一民主選舉變革的道路大概需要二三十年時間：在總結完善、鞏固提升基層直接選舉的基礎上，先在全國鄉鎮一級普遍實行候選人競爭的直接選舉。然后，以五年為一個階段，依次逐步在全國縣區、地級市、省和中央實行。

        與此同步，執政黨各級組織也隨之實行由黨員通過競爭性選舉的方式，產生黨組織領導人和推薦擬任地區行政首長的人選。

        “從現在起用二三十年左右時間走完民主選舉變革的道路，過好民主政治這一關，有人可能會認為時間太長，進程太慢，等不起。其實，以歷史眼光看待這一進程，應該說并不慢，而是較快。”于幼軍說。

三

        在近年來普遍強調的重大問題“保持一致”認識上，于的觀點也令我印象深刻。

        于幼軍說，先是冒出一種言論：重大理論和政治問題是中央領導的事情，地方干部、黨員不必多考慮，只需對中央提出的思想理論和工作部署學習、領會、宣傳、解釋和貫徹執行就行了，否則就被指責為不安分、有野心。

        隨后又逐漸形成一種導向和規矩：片面強調黨員干部必須與黨中央，與上級黨委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實際上不允許黨員干部在黨的會議和黨的報刊上發表與中央和上級黨委各時期工作方針、政策、措施和部署等不一致的意見，更不要說是批評和反對的意見。

        在于看來，遵守黨的政治紀律、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所要求的是在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等幾個重大問題上與中央保持一致，而不是指對上級黨委和領導人所有的工作方針、政策和各時期具體工作部署，都不允許黨員干部提出不同意見。

        于更認為，應該允許和規范黨內不同意見及“意見群體”的存在，形成黨內制衡和糾錯機制。

        當然，這類基于工作思路和政策取向不同而形成的“意見群體”，與那種基于某種共同利益和政治背景另有綱領和組織原則等而結成的“派別團體”是不同的，應該區別開來。

        “對前者應允許其在黨內存在，對后者則不能允許。”于幼軍說。

四

        宦海沉浮，冷暖自知。

        于幼軍曾受留黨察看兩年的處分，行政級別也由正部級降為副部級。宦海沉浮并未讓他從此禁言，反而在著述上甩開了手腳。

        于說，民主政治與政治體制改革于當今中國，既是一個拂之不去、無法回避，跳不過、繞不開也拖延不起的問題，又是一個眾說紛紜、認識各異、爭辯熱烈的話題。

        作為黨的高級干部，于幼軍當然知道，“以目前的氣候和境況而言，涉足這一話題可能引來爭議與麻煩”，但于更相信，“爭議是好事，從來真理都在爭議中愈辯愈明。”

        “只要是講道理，而不是文革遺風的強詞奪理、武斷捧殺，我都敞開胸懷歡迎，樂與之探討切磋。”于幼軍在后記里說，“至于那些并非個人所能左右的事，就由他去罷。”

        就由他去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