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壽鏞

1945年7月15日，光華大學創始人張壽鏞先生在上海溘然長逝，此時離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只差二十天，被盡劫難的光華師生在痛失校長之后忽又沐浴抗戰勝利的熹光，繼張壽鏞后主持上海光華大局的翁文灝、朱經農、朱星聯等人，滿懷悲欣交集的心情，為重整光華事業而勉力經營。

據《私立光華大學董事會記錄（抄本）》（轉引自張耕華《光華大學編年事輯》）所載，光華大學在日本投降的次日（8月6日）就宣布恢復在汪偽時期停辦的上海光華大學，隨后又在26日的《申報》刊發《私立光華大學暨附中復校啟事》，對外正式宣布上海光華大學復校并對外招生。反應之迅速，足見光華師生重整河山的迫切心情。也就在這一年的10月11日，光華大學留渝校董召開會議，推翁文灝為光華大學董事長，并選出新一任的董事。為群策群力復原滬校，新校董會決定聘請杜月笙、王曉簌為名譽校董，并奉專函以示鄭重，內容如下——

月笙、曉簌先生大鑒：敬啟者，敝光華大學現經決議將上海本校在滬恢復，繼續辦理。至抗戰期內所設之成都分部，則留請川省地方人士另組校董會接辦，將來與上海本校成為兄弟學校，業已具文報部。惟上海校舍已被敵人炮毀無遺，復元責任非集群力難期收效。今日校董開會，已將校董會加強組織，并經公推先生擔任名譽校董，用特專函奉達。務祈賜予維護，不勝盼禱之至。順頌大祺。弟朱經農、翁文灝、錢永銘、謝霖敬啟。

面對百廢待興的時局，光華大學在新任董事長翁文灝的主持下，竭力利用各種政經關系來推動復興事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有著“通天教主”之稱的海上聞人杜月笙才出現在光華大學的視野中。在抗戰勝利后的首次校董會上，光華大學就決定聘請杜月笙為名譽校董。如此急切地向杜月笙拋出名譽校董這一欖橄枝，并對其有所謂“賜予維護”的期盼，這一“期盼”是泛指光華大學的發展大局而言，還是實有需其為之維護的要事呢？揆諸相關文獻，我們大體明白，弦歌復起的上海光華大學最為隱痛之事，無疑是上信中提及的“上海校舍已被敵人炮毀無遺”。抗戰中為保存光華火種而堅持教學的光華師生，在校舍被毀的情況下先后播遷四次。據姚璋《光華大學簡史》所載，1937年8月，“八一三”事變爆發，戰火波及上海，光華大學大西校區毗鄰戰場，故而遷入愚園路歧山村內暫租房屋上課，大西路校舍不久也成為國軍據點；11月8日，國民黨部隊全線撤離上海，日軍占領光華大學大西校區并于11月9日報復性縱火，直至13日完全燒毀光華大學大西校舍，光華大學總損失達七十萬元以上。就在本月，光華大學決定創辦成都分校。而原在愚園路的滬校部分則在年底先遷至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門二路）口的國光中學，后又遷至白克路（今鳳陽路）660號，中學部則遷至成都路274弄7號。1938年9月，校舍遷至祈齊路原中比雷錠醫院舊址，旋因該處環境不佳，復遷至漢口路證券大樓。次年秋又租三樓半部，開為教室。最終，光華租借證券大樓八樓以為校舍，才得以堅持到抗戰勝利

應當說，當時能租借證券大樓與張壽鏞校長在上海金融界的影響不無關系，而今張老校長不幸離世，光華大學也面臨著辦學是續租證券大樓還是重辟新校舍的兩難選擇。相較而言，先續租證券大樓，保證現階段招生及教學走上正軌，再謀求新校舍的創建，不失為穩妥的方式。事實上，光華大學在校舍方面的規劃也是按照這一“兩條腿走路”的思路積極推進。據《光華大學廿二周年六三紀念特刊》載姚璋《本校簡史》所云:

證券大樓臨時校舍，在抗戰時期，固宜于隱藏，復校之后，已失時宜。故適宜校舍之尋求，實為當時之要圖。旋勘定歐陽路二二一與二二二號之敵產，最為相宜。況我校昔為敵人所毀，今取償于敵產，正與張故校長預定之復興計劃相符合。經翁董事長與朱校長屢向朱部長懇請將該兩處敵產先行拔充本校校舍。因新校舍系軍醫署第五戰俘病院，日本傷兵一時不克遷讓，仍在證券大樓上課。

由上可知，光華大學在1945年底就選好歐陽路221與222號為新校舍，并通過當時的教育部長朱家驊從中斡旋。不過此處為戰俘病院，其中尚有日本傷兵住院養病，一時無法遷讓，光華師生只能繼續借居于證券大樓以待戰俘病院撤離。所以，對1945年底的光華大學而言，惟有與證券大樓管理者商談續租一事，以維持學校正常的教學工作。而當時證券大樓的實際控制者就是杜月笙及其財團，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光華大學為什么在抗戰勝利后立刻聘請杜月笙為校董，說到底，這一聘請的禮數與光華意欲續租證券大樓一事有著直接關系。關乎此點，我們可在光華大學與杜月笙的往來書信中得到驗證，如《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一書中所收杜月笙致光華大學校長朱經農信札，就談到具體續租一事：

經農先生大鑒：展奉惠書，擬續租證券大樓穿廊間，以供光華教室之用。敬已洽悉，當為代洽。惟查該所正在準備復業，恐須自用，或未能仰副臺囑也。順頌臺祺。弟杜鏞敬啟。二月廿五日。

杜月笙致朱經農信

從杜月笙此信落款的時間來看，當是1946年的2月25日，此時離1945年10月12日光華大學主動聘請杜月笙為名譽校董已有四個月了。盡管我們目前沒有看到朱經農為光華辦學續租證券大樓的去信，從杜月笙復信仍能推知朱經農信中內容，即請杜月笙代為接洽光華大學擬續租證券大樓一事。就杜月笙復信內容而言，一方面，他已允“當為代洽”；另一方面，信中又有“經查該所正在準備復業，恐須自用，或未能仰副臺囑也”云云，客氣的言辭中透露出一股游移不定的氣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位曾在上海灘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如此審慎？核之當時的新聞報告，我們發現這時的證券大樓也是問題重重，就在杜月笙復信朱經農的兩天前，《申報》有以下報道：“1946 年 2 月 21-23 日，上海市警察局在財政部駐京滬區財政金融特派員辦公處的要求下，查封了上海證券大樓，并將大樓內各證券字號所用的對講或直接電話一律拆除收繳?！币簿褪钦f，證券大樓因涉嫌非法金融交易而被上海警察局查封，這是其一。再者，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對上海金融業的控制開始抓緊，特別是對證券大樓這樣的重要金融場所，名義上杜月笙還是主持者，實則國民黨政府處處設置限制，并安排人事加以控制，比如1946年2月收繳的電話機及關閉的線路就遲遲未能恢復，而之后在證券大樓中創建的證券交易所，杜月笙先在5月被推為籌備委員會主任，9月更當選為股東會理事長，其實，這些只是表面風光而已，真正管理證券大樓及證券交易所的是國民黨委派的總經理王志莘。杜月笙與王志莘之間的種種明爭暗斗在當時的金融界早已不是什么新聞，更有甚者，在1946年9月的證券交易所開幕式上，王志莘索性提出辭去總經理，讓理事長杜月笙當場下不來臺，最終在宋子文的斡旋下，王志莘才同意出任代總經理一職。時局逼迫，人事紛擾，使得名義上屬于杜月笙控制的證券大樓已非凈土，此時光華大學恰恰想通過杜月笙來溝通續租證券大樓一事，杜月笙并非不想做順水人情，只是證券大樓的情況復雜、問題頻出，很多事情非他所能完全左右，所以才作此模棱兩可之應答。

在杜月笙復朱經農信后，3月2日，光華大學新任董事長翁文灝在重慶組織了光華大學復?；鸹I募委員會，翁親任主任委員，擬請錢永銘（重慶主持）、杜月笙（上海主持）、謝霖（成都主持）、徐寄庼、李祖永、何德奎、朱經農、廖世承、朱公瑾、薛迪符、張星聯、張悅聯、陳亮東、李祖敏、楊管北、沈振夏為委員，以張星聯為總干事，并各發聘書?？梢钥闯?，上海光華方面委托杜月笙主持，其倚重不可謂不深，用意所在無非還是校舍問題。不過，此時光華大學已做好搬出證券大樓的準備，所倚重杜月笙的已非續租證券大樓一事，而是另有所求。關乎此點，見諸這一年4月4日翁文灝寫給杜月笙的信——

月笙吾兄足下：光華大學自敵寇侵滬，倉卒移至證券大樓八樓，俾弦歌不輟，惟房屋不敷應用，不得已乃分隔板壁約十余間并增建筑九樓。明知處境不宜教育，然亦權時之計耳。今山河重光，光華正在積極恢復原有范圍，自不能久居于斯，為學校發展計，灝堅主遷離證券大樓，另覓校舍以期改換環境，茲已覓得適當房屋，擬作遷計。惟租賃、遷移以及修理諸費為數約需四五千萬元，一時無從籌措，倘蒙證券大樓業主捐助復?；鹨猿溥w之用，自可即行遷出，將現租之八樓及增筑之九樓全部歸還證券大樓，業主斯兩美之事，素仰臺端熱心教育，于本校復校尤具熱忱，用敢函商，倘荷鼎力玉成，不勝感禱，專此，即請大安。弟翁文灝鞠躬。

翁信中已明言他力主光華遷出證券大樓，且“已覓得適當房屋，擬作遷計”。惟其難處在于搬遷中涉及租費、修理費及遷移費共約四五千萬元，這樣一筆不菲的費用，尚在恢復期的光華大學是“一時無從籌措”的。故翁文灝提出，這筆費用能否作為證券大樓捐助給光華大學的復校基金而不用光華大學再行支付，如此，光華大學則將自行遷出，而將現租的八樓及增筑的九樓全部歸還證券大樓。翁信言辭誠懇，對杜月笙不無“素仰臺端熱心教育，于本校復校尤具熱忱”的溢美之詞，其意所在亦是想請杜月笙幫忙而免去這筆費用，我想這恐怕也是光華大學授予杜月笙名譽校董的主要原因。至于此事最終結果如何，杜月笙是否幫助光華大學減免了這筆費用，目前雖無相關文獻可證明，但從杜月笙此后一直掛名光華大學校董這一事實來看，杜月笙或許對光華大學遷離證券大樓的費用減免有所貢獻。只不過，這一推測還有待相關的文獻加以佐證。

至于光華大學遷離證券大樓而創建新校一事，前已言及，此事翁信中亦有提及。經翁文灝協調，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同意將虹口歐陽路 222 號的前日本女子商業學校作為臨時校舍。不過，該校產已經由軍醫署第五戰俘醫院占用，1946年1月，教育部明令光華大學正式接管校舍，戰俘醫院并未立刻遷出，從光華校史文獻來看，最終確定遷入歐陽路新校的時間當是1946年7月15日（這一天是張壽鏞校長逝世一周年，或許是為紀念張壽鏞校長），所以，光華大學只能一面滯留證券大樓，一面與戰俘醫院積極聯系遷移之事，其中細節，在《華東師大檔案館藏名人手札》所載林可勝致張星聯信札與朱經農致朱公謹、朱星聯這兩通信札中皆有體現，茲移錄如下，并略作解讀——

星聯校長吾兄勛鑒：以事冗數日未晤，曷勝歉悵。貴校所需校舍時在念中，本月廿六、廿七兩日，曾面謁宋院長，并與劉局長攻蕓商談。承派代表前往虹口察勘，結果獲得同意。建議將虹口原日本第一女子中學及女子商業學校之校址，即日軍第五病院之房屋，全部交由貴校使用。一切諒無問題，惟該處所住日軍傷患，約須至五月或六月底，方能掃數歸國，并以奉告。

關于軍醫中心與貴校合作事項，甚望能予以下三項之協助：使若干初中畢業生，預備將來轉入本中心之醫事職業學校為護士，如護士檢驗環境衛生等學校升學。使若干高中畢業生，預備將來轉入本中心之醫科牙科學校升學，其程度與一般醫學院相等，課程亦按教育部標準而訂。使貴校教學人員，可以協助本中心各種基礎科學之講授，如數理生物語言史地等科。

本中心對于貴校所需之必要設備，愿極力設法協助，并對貴校教學人員以相當之津貼。此外，貴校為中心教學所特開之班次，其經費亦愿酌情負擔。同時，本中心并擬設若干獎學金名額，俾中學肄業之學生，有志升入本中心者，得以獎勵而資申請。弟約一星期左右可由南京返滬，為求迅速商定合作細則，擬請吾 兄屆時遴派負責人員蒞臨江灣第一陸軍醫院，面商種切，以便收整。今計劃會報教育、軍政兩部核示，專此奉達，順頌勛綏，并候惠玉。弟林可勝頓首。四月廿八日。

林可勝致張星聯信

寫信者林可勝為戰后國民政府軍醫系統的主持者，時任國民政府軍醫署署長，并在1948年出任國民政府衛生部長。收信人張星聯為張壽鏞三子，又是光華大學新董事長翁文灝的東床，其時還身兼光華中學校長、光華大學校董及光華大學復?；鸹I募委員會總干事等數職，可謂復興光華事業的支柱骨干。林可勝在抗戰中曾領導醫療系統投身救國事業，救死扶傷無數，功勛卓著。光華大學校史上曾有一種論調：林可勝在光華大學接受歐陽路傷兵醫院作為新校舍一事上，態度消極甚至敷衍，以至于教育部1946年1月發出傷兵醫院遷出明令，到1946年7月始能執行。只是，當我們讀過林可勝致張星聯這通信札后始能明白，無論是傷兵醫院的遷出還是光華大學的遷入都涉及諸多細節，絕非朝夕可行之事。

就林可勝此信而言，其言辭懇切，條理清晰，甚至有不少地方設身處地為光華大學考慮，讀之令人倍感親切。林可勝在信中明確表態“將虹口原日本第一女子中學及女子商業學校之校址，即日軍第五病院之房屋，全部交由貴校使用，一切諒無問題”的同時，又坦言“惟該處所住日軍傷患，約須至五月或六月底，方能掃數歸國”的難處，林氏對光華大學遷入歐陽路表示明確支持，也說明傷兵醫院遷移的特殊之處，于情于理皆為允洽真實。

同時，林氏在信中又提出軍醫中心與光華大學合作的一系列事項，如光華中學初中畢業生可轉入護士、檢驗、環境衛生等學校升學，又如光華中學高中畢業生可轉入軍醫中心相關學校升學，光華大中學的教學人員可協助軍醫中心數理生物語言史地等各種基礎科學之講授，軍醫中心亦可在相關設備及經費上對光華大學給以支持，并承諾為光華大中學的學生設置獎學金等等。應當說，從學生培養到教師福利再到獎學金的設置，如此細致周到的計劃，幾乎等于為光華大學量體定制，對尚在恢復元氣的光華大學而言，這一計劃真不啻是一味安心丸。光華大學當然也會積極應對，1946年5月《光華通訊》第二期亦云：“軍醫署要求與本校合作，請求本校將一部初中畢業同學分送至軍醫署專門職業學校肆業，一部高中畢業同學分送至軍醫學校肆業，并擬聘請本校教師協助軍醫中心學校擔任教科，軍醫中心并允供給儀器設備，另在本校設獎金名額若干，以備學生升入該校肆業，本校決派員與軍醫署署長林可勝先生詳商合作計劃?！贝颂幬覀冇欣碛上嘈?，《光華通訊》這篇報道的內容就來自林可勝這通信札。盡管我們無從知道雙方是否達成協議并有所成果，只是在時隔八十五年后的今天，當我們捧讀這通信時，仍能感受到寫信者林可勝對光華師生的關切與情意，特別是在比對這通信及相關事實后，應該指出，那種所謂林可勝不配合光華大學遷入活動的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揣測，大可休矣！

在林可勝致信張星聯一月之后，時任光華大學校長的朱經農復又致信朱公謹、朱星聯，最終明確了光華大學對歐陽路校舍的產權問題，此信涉及內容頗多，此處摘取與光華大學歐陽路校舍有關內容加以討論，相關信文如下：

公謹、星聯兩先生同鑒：連接兩公本月十一日賜書，敬悉一是。茲分條答復如下：

教育部已有公函致敵偽產業處理局，將歐陽路221號校舍撥交光華，222號校舍借與光華應用。函稿已于本月十四日抄寄，計已收到。行政院方面，當托翁先生代催。

教部既有公函致敵偽產業處理局，擬請兩公即起該處接洽，早日確定產權。房屋一空，立即遷入，不可遷延，免生意外。

弟朱經農匆上，六月十二日。

應當說，朱經農這通信中關于光華大學歐陽路校舍情況的交代具有重要歷史文獻價值，據光華校史記載，歐陽路校舍221與222號原本都只是借與光華使用的，因一直未得落實，1946年5月張華聯去南京催促教育部下文執行此事，當時在翁文灝的相助之下，居然得到朱家驊的意外承諾，將歐陽路221號校舍作為光華產業，永久撥交光華，222號校舍則還是借與光華應用。而二張6月11日的去信最重要的就是確認這件事最終的進展情況，朱經農在信中也明確此事“教育部已有公函致敵偽產業處理局”，并請二張往敵偽產業處理局接洽以便確定產權，并囑咐二張“房屋一空，立即遷入，不可遷延，免生意外”。由此可見，經過1945年底的選址勘定及其后長達半年的多方奔走交涉，光華大學歐陽路校舍及相關所有權問題方始塵埃落定。

1946年7月15日，正是張壽鏞校長逝世一周年紀念日，飽經憂患的光華師生在近一年的尋找、交涉及多方斡旋的努力下，終于搬進了歐陽路校區。相較于抗戰前大西路校區的教學設施，歐陽路校區固然有著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易地重光的光華大學也還會面臨著校舍擴建、經費不足等等問題，但這一搬遷不僅意味著光華師生揮手告別那段寄居于證券大樓的長達八年的艱難時光，也意味著他們從此擁有“安身立命”的獨立場所，光華師生在漫漫長夜的盡處終于看到自主發展的曙光，光華大學的歷史也由此翻開了全新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