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的巴黎反對恐怖主義游行注定會被載入史冊。這一天，全法國范圍內(nèi)共有350萬到400萬人走上街頭。而在巴黎，警方承認，由于活動規(guī)模超乎尋常的大，已經(jīng)無法做出精確的數(shù)字統(tǒng)計，但據(jù)官方的一項統(tǒng)計，游行人數(shù)大約在150萬，遠遠超過了以前預估的100萬人。

        對于個體來說，這種大事件同時意味著兩個方面：躬逢其盛，以及難窺全貌。因此每每看到媒體上眼花繚亂的文章，心里總會嘀咕：這和我看到的，是同一場游行嗎？

        雖然游行從下午三點正式開始，但從上午十點開始，人群就開始向共和國廣場匯集。我下午一點出門前，從電視畫面上看到廣場已經(jīng)人山人海，明白在那里已經(jīng)不可能落腳，即便擠進去也動彈不得，于是轉(zhuǎn)而直奔游行的終點站——民族廣場，從那里逆向而行，終于在路線中段感受到人群逐漸阻滯，于是找個相對較高的位置，等待游行隊伍的到來。

        在路上，我發(fā)現(xiàn)像自己這樣的“聰明人”不在少數(shù)——盡管其中大部分是別無選擇。市政府為了鼓勵市民參與活動，像往常重大節(jié)慶一樣，地鐵和快線免費開放乘坐，但為應對人流沖擊，前所未有地關閉了共和國廣場周圍多達12個地鐵站，使得游行民眾只能從較遠地方開始步行緩緩進入現(xiàn)場。

        法國媒體此前報道稱，為了確保游行活動的順利進行，法國警方共調(diào)動了2000多警力和1350名士兵，此外還有150名便衣警察和20多名狙擊手。但當我們站到街頭上才發(fā)現(xiàn)，對于一個上百萬人規(guī)模的游行來說，2000多名警力壓根就是滄海一粟。事實上，在正式游行隊伍到來之前，我在游行路線的后半段甚至都沒有看到什么穿正式制服的警察布防。當天晚間，法國內(nèi)政部公告稱游行活動順利落幕，沒有出現(xiàn)一起嚴重事故。想起每年全副戒備、如臨大敵的新年夜（防止年輕人在街頭酗酒斗毆燒車），我只能推測，或許這樣嚴肅的游行主題震懾并約束了可能出現(xiàn)的混亂。

        

歷史深處的“兩點一線”

        和中國式莊嚴宏大的廣場不同，法國式所謂廣場往往只是些或大或小的圓形交叉路口，而且沒有哪一個廣場居于絕對的核心支配地位。從1789年法國革命到1968年“五月風暴”再到今天，巴黎的廣場成為民意的蓄水池，承載并見證著潮漲潮落的沖擊。這次百萬人大游行，則撼動了城區(qū)東部的“共和國廣場”和“民族廣場”。

        也許是冥冥之中的巧合，這次大游行“兩點一線”的地理關鍵詞成了行動主題的完美詮釋。發(fā)生血案的《查理周刊》雜志社總部位于僻靜的尼古拉-阿貝爾街，但由于警方封鎖案發(fā)現(xiàn)場，因此從7日晚間開始，附近的共和國廣場就成為持續(xù)悼念活動的中心，幾乎每晚都有自發(fā)集會，而這次大游行又名為“共和進軍”，共和國廣場自然成為再合適不過的起點。

        終點則設在3公里之外的民族廣場。自法國革命以來，“民族”（nation）這個概念就被賦予一種特別的含義。一方面它取代國王，成為主權(quán)新的神圣化身，另一方面又把當時法國境內(nèi)多重等級、社群、人種重新融為一爐，鑄造成為新的法蘭西（最典型的就是猶太人在大革命期間獲得公民權(quán)）。因此，“民族”概念在近代法國語境中具有強烈的統(tǒng)一性色彩，也正是當代法國在族群融合進程中的終極訴求。

        《查理周刊》血案以來，最常被人們引用的一句名言，大概就是伏爾泰所說的“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堅決捍衛(wèi)你表達的權(quán)利”，以此作為對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反擊。而這次“兩點”之間最短的直線，正是“伏爾泰大道”（另一條線路是共和國大街轉(zhuǎn)奧古斯丁大街）。在這條大道上，好事者不僅張貼了伏爾泰的畫像，而且“與時俱進”地替他代言，寫上“我是查理”，讓這位200多年前的哲人以吊詭的姿態(tài)穿越到現(xiàn)代社會生活的紛爭中。

以筆為旗的抗議

        由于五十多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內(nèi)閣部長到場聲援，尤其歐盟各國首腦幾乎全體出席，相當于臨時組織起一場波及北美、北非和中東的“泛歐峰會”，巴黎一時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奧朗德的致辭中聲稱：“巴黎今天成為世界的首都”。

        事實上，各國首腦所體現(xiàn)的，更多是一種象征性的道義聲援，繁忙的外交議程加上巨大的安保壓力，“峰會游行”手挽手行進四五百米就宣告結(jié)束。相反，倒是法國國內(nèi)的很多政治人物處在選民眼皮底下（尤其是市長伊達爾格），走走停停，口干舌燥地接受采訪，一路走到終點。

        相比之下，普通巴黎市民在游行中更加真實地表達了他們的心聲。人群氣氛嚴肅悲憤，偶爾會有笑容但是不多。相對于以往大部分游行示威逐漸演變成狂歡的場面，這種“哀而不傷”的氛圍已經(jīng)表明了此前三天在法國人心中沉甸甸的分量。很多家庭是全家老少齊出動，甚至包括還在牙牙學語的孩童，讓他們從小就能接受共和主義的浸染。

        如果以隊伍中的標語為樣本的話，這場游行中最重要的關鍵詞是“自由”而非“民主”。雖然在三天中經(jīng)歷了槍擊、追捕、綁架等警匪片般的劇情，但法國民眾的普遍反應、同時也是感觸最痛的，仍然是《查理周刊》的血案，在他們看來，整個社會珍視的“表達自由”和“新聞自由”被粗暴踐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次真正“以筆為旗”的抗議。由于《查理周刊》血案源于畫筆，因此無數(shù)游行者以形形色色的筆作為抗議的圖騰。        一張標語上寫的是“只有墨水才應該流淌”（言外之意不應是鮮血），另一張則用形近詞宣告：“我們的羽毛筆（plume）比你們的鉛彈（plomb）更重！”

兩個宿敵，一個寄托

        這場游行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個現(xiàn)象，是一對冤家民族的歷史性聚首：在政府層級，以色列總理內(nèi)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總統(tǒng)阿巴斯在相距幾米遠的地方并排行進。而在民間，既有大批猶太民眾打出六角形的大衛(wèi)之星，也有巴勒斯坦旗幟高高飄揚。

        由于此前槍手Amedy Coulibaly襲擊猶太商店，給整個事件罩上了濃重的反猶色彩，因此猶太社群自然要借此機會發(fā)聲疾呼。而一個多月前，法國議會通過決議承認巴勒斯坦國，隨后，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也通過了相同決議，這給巴勒斯坦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動力。因此在反恐游行中，兩個宿敵民族都在法國找到了情感的寄托點，也展開了一場無形的民意戰(zhàn)和外交戰(zhàn)。

        那句著名的口號“我是查理”，已經(jīng)成為這次抗議運動的標志。但與此同時，它也衍生出無數(shù)的版本，其中在游行隊伍中最常見的是一個三聯(lián)句：“我是查理、我是警察、我是猶太人”，分別對應了這次事件中兇手的三個指向：襲擊《查理周刊》，意在通過公開施暴行為讓媒體噤聲；襲擊警察，因為后者是國家權(quán)力的最直接代表者；而襲擊猶太人，則再次追溯到巴以之間的歷史舊賬，雖然反猶主義是歐洲國家的歷史痼疾，但這塊潰瘍是極端伊斯蘭主義言必提及的資源。

JUIF即是法語中“猶太人”之意。

        圣戰(zhàn)者期望通過一次行動“牽一發(fā)而動全身”，而游行者則力圖同時彌合裂痕，重申對表達自由的珍視、對國家權(quán)力的信賴、以及對族群寬容的期待。但據(jù)我所見，客觀地說，最被充分調(diào)動的，仍然是秉持法國傳統(tǒng)價值觀的本地白人居民，而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群體，并沒有顯示出很強的行動意愿。雖然在游行中也的確可以看到諸如“我是穆斯林，我也是查理”，或者“（殺戮）不要以我的名義”的標語，但并沒有形成引人注目的聲勢。此外，移民數(shù)量眾多的法國地中海港口城市馬賽，當天僅有6萬市民上街，也從側(cè)面顯示出這一特征。

        走在伏爾泰大道上，面對潮水一樣的黑底白字，你會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我是查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jīng)變成一種全球范圍內(nèi)無人敢攖其鋒的“政治正確”，要說出“我不是查理”著實需要一點勇氣。

        

《查理周刊》是自作自受嗎？

        驚魂三日落幕之后，更加多元的反思聲音逐漸開始浮現(xiàn)。在敢于聲稱“我不是查理”的人中，和槍手沆瀣一氣的極端分子當然不必再提（事實上，法國社交媒體中尤其邊緣群體中為兇手叫好的也不乏其人，顯露出這種激進伊斯蘭主義的社會土壤），而在認同文明價值的聲音中，仍然有人不乏逆反心態(tài)地質(zhì)疑：這份雜志是不是有點自作自受？如果不是激進的反宗教立場，這場悲劇是否本來可以避免？在大西洋彼岸，宗教議題在美國要謹慎保守得多，但并沒有從根本上侵蝕體制的自由性質(zhì)，這又該如何理解？

        嚴格意義上的“自作自受”乃是建立在同一套價值體系上的，換言之，應是姑蘇慕容式的“以彼之道，還治彼身”。但問題恰恰在于，博弈雙方所依據(jù)的往往并不是同一套規(guī)范：法國選戰(zhàn)前的彼此攻訐依據(jù)一套成熟規(guī)范，對伊斯蘭國攻城略地和多國聯(lián)軍的空襲則依據(jù)另一套規(guī)范——但在這二者之間，尤其是帶有外交因素的內(nèi)政問題上，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帶。

        多數(shù)反思性評論表達了對《查理周刊》蔑視宗教情感的懷疑，但萬流歸宗，最終仍然返回到“堅決反對暴力”的套路上來。暴力，尤其是用暴力“公開行刑”，已經(jīng)被摒棄在社會內(nèi)部文明法則之外。從倫理意義上來說，我們固然可以擺出一副高蹈姿態(tài)宣告暴力時代的終結(jié)，但在現(xiàn)實的地緣政治和文明沖突中，卻無法徹底排除掉暴力這一維度。

        如果借用科幻小說的術語，這次《查理周刊》血案，正如1995年的圣米歇爾地鐵站爆炸案一樣，是一種“降維打擊”。受害者可以指斥是“野蠻對文明的進攻”，但問題恰恰在于，在這個問題上，“野蠻”比“文明”掌握更多的維度，而不是相反。

        因此，在以一種逆反心理質(zhì)疑《查理周刊》是否自作自受時，或許真正的答案在問題之外，需要我們跳出因果鏈條的邏輯陷阱，首先反問自己：我們究竟接受哪一套規(guī)范？

        

“共和”究竟意味什么？

        在當代法國這樣一個多元體制中，不同族群和宗教之間的摩擦在某種意義上乃是常態(tài)，而不能以帝國體制下慣常的“羈縻”或“維穩(wěn)”手段來對待，這恐怕是跨文化語境中最難調(diào)和的部分之一，也是旅法華人總是輕易抱怨“警察無能”的心態(tài)根源。同樣，“共和”這個字眼實際上也包含著獨特的文化屬性。

        當游行結(jié)束之后，我問一位法國朋友：“所謂‘共和價值’對你而言究竟首先意味著什么”，他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l(fā)a?cité”——而不是我們耳熟能詳?shù)摹白杂善降炔邸?。這個詞往往被譯為“世俗性”，但更準確的翻譯或許是“政教分離”。

        從1791年的第一共和開始，法國歷經(jīng)帝國、復辟、再共和、再帝國，并險些再度復辟，才最終確立了第三共和的決定性勝利，傳統(tǒng)的王朝和教權(quán)無力重建政教合一，而世俗的最高政治權(quán)力也無意扮演神意代言人，由此最終奠定了現(xiàn)代共和制度的根本特征。

        正是從這一歷史遺產(chǎn)出發(fā)，今天的法國社會選擇了“共和”價值，來對抗三名槍手背后鼓吹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從這個意義上，雖然捍衛(wèi)“自由”是多數(shù)民眾在《查理周刊》血案后的本能反應，但從歷史縱深來看，“共和”——至少是法國式的共和——才是更加綜合、更有針對性的武器。然而從更深一層的角度來看，自由與共和之間也隱藏著深刻的悖反關系。

        血案發(fā)生后的一種聲音是，我們不反對宗教，但反對“狂信”（fanatisme）。但在溫和的無神論或泛神論盡頭，同樣有一個激進的、戰(zhàn)斗的無神論，這正是《查理周刊》所代表的一極，它可謂思想光譜上“原教旨主義”的對立鏡像。如果說槍手代表著狂信的一端，《查理周刊》則站在他們的對跖點：消解一切的那一端。無論是政治還是宗教，《查理周刊》都以激進姿態(tài)扮演價值消解者的角色——想想周刊上奧朗德裸露的生殖器、內(nèi)閣的全裸全家福、穆斯林濕吻的男同性戀暗示，以及圣母瑪利亞岔開腿當眾分娩的場景吧。

        某種程度上說，這場危情三日是一場“前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戰(zhàn)爭。我們大多數(shù)“現(xiàn)代”人，抱一種貌似公允的“我不認同你的風格，但我堅決反對用槍讓你們閉嘴的做法”，實際上并沒有真正點破問題所在。因為以世俗化為標志的現(xiàn)代性天平，事實上是向“不信”一端傾斜的，它不會寬容極端的信仰，卻傾向于寬容極端的虛無。而后者最有力的保障，就是政教分離的世俗性與表達和媒體自由——至少在法國這樣一個“現(xiàn)代政治實驗室” （孚雷語）里是如此。

        一個不太為人注意到的細節(jié)是，在《查理周刊》血案這場“前現(xiàn)代vs.后現(xiàn)代”的戰(zhàn)爭中，代表前現(xiàn)代價值恰恰卻是兩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而倒在他們槍口下的漫畫家，卻是50歲、60歲、70歲甚至80歲的父輩和祖輩——后者深受“五月風暴”的影響，終身都保持著六八年人對一切形式權(quán)威的抗拒和反叛。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比狂信的年輕殺人犯更加青春、更加現(xiàn)代。

        這種糾結(jié)的“弒父”從另一個側(cè)面提出了現(xiàn)代性的難題：“極化”從來都是雙向的。我們不可能奢望在《查理周刊》式放縱不羈的自由之外，絕不會出現(xiàn)庫阿希兄弟式的狂信。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伊斯蘭國”所代表的極端思潮不僅具有前現(xiàn)代的面向，同時更是現(xiàn)代的產(chǎn)物。深受政治正確意識浸潤的媒體受眾或許會認為，這只是恐怖分子的問題，而不是宗教或者信仰的問題。但坦率說，個人的信仰純度或許值得質(zhì)疑，二者作為整體現(xiàn)象卻無法脫鉤。將恐怖分子簡單與宗教脫鉤的二分法，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政治正確，一種正義凜然的懶惰。

        

“我不是查理”的意義所在

        從“我是查理”到百萬人游行中的“我是警察”、“我是猶太人”、“我是法國”、“我是世界”、“我是愛”……一個充滿同感心的句式也在病毒式傳播過程中迅速流失其原本的意義，和“今夜我們都是某某人”一樣，變得日益庸?；??！恫槔碇芸返男掖嬲週uz此前直言不諱地說，如果那些遇難的同事在天有靈，恐怕也會嘲笑這種行為態(tài)度，“共和國不應該變成一個歇斯底里的送葬者”。這種不領情的態(tài)度或許會讓悲憤的支持者更加悲憤，卻展示出一個真正的、不羈而戲謔的“查理主義者”的底色。

        “我是查理”作為一種大眾動員策略，自然有它的價值和意義，但這種動員策略卻不應當遮蔽它背后更為微妙復雜的維度。強調(diào)“我不是查理”固然不合時宜，卻有其意義所在。一方面，如前所述，在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和極端的玩世不恭之間，“我不是查理”意味著珍視自由、尊重信仰、卻不被裹挾著選邊站。另一方面，“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乃是人性普遍的弱點所在。我們需要做好心理準備的是，或許像去年四五月間的“Bring back our girls”（極端武裝 “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亞擄走200多名女學生引發(fā)全球性抗議）一樣，這一波“我是查理”的激情也將很快歸于沉寂，留下逝者家屬獨自舔舐傷口。真正的問題在于，法國社會卻要長期面對族群融合的考驗、以及現(xiàn)代性進程中信仰與世俗的緊張與背離。街頭的一百五十萬人雖然氣勢雄渾，卻終非長久之計。

        或許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偏偏要說“我不是查理”的人，最終還是在向特立獨行的《查理周刊》致敬，或多或少地，即便拒絕貼上那張黑底白字，我們?nèi)匀皇遣槔怼?/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