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來說，龐樸先生是一個模糊的影像：一方面他是一個多面體，由于時代不好，他只能在一些給定的前提和框架下進行思考和創造，帶著鐐銬跳舞總難舞得瀟灑，表現真我；另一方面時代變化又太過迅即，他過多的熱情和才干很難集中一處去做出本應做出的更大貢獻。”

        “南有蔣慶，北有陳明”，這句話說的是中國當代新儒家的兩個代表人物，其中的北陳明是《原道》創辦人，現任首都師范大學儒教研究中心主任。他與1月10日因病去世的中國著名思想史家、儒學大家龐樸先生雖無師生之名，但實有師生之誼。

        1月11日，陳明接受了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回憶了他與龐樸先生的一些交往，并對龐樸先生的學術旨趣和貢獻做了精要的評價。

他是狐貍型的學者

        澎湃新聞：你和龐先生接觸、交往這么多年，在你印象中，他的性情是怎樣的？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事？

        陳明：熱情、才華橫溢，具有藝術氣質而又富有長者風范。我讀碩士期間參加過有他發言的座談，那是1980年代，對老先生的風度比較有印象。

        后來到他家，他說我有篇文章寫得很好，聽了半天才知道是一個關于玄學研究的綜述，而其中我對龐公的評論很是直截了當，大概是講他用正反合的辯證法處理名教與自然之辨是生搬硬套，龐公卻絲毫不以為忤——可能同時也對他把重點放在名教與自然而不是本末有無上給予了高度肯定吧。

        當然，我也知道他其實很孤獨，從生活到內心。我老師余敦康先生要我多去找龐公聊天，但我做得真的不是很好！

        澎湃新聞：龐先生涉獵的領域非常廣，比如簡帛、天文、文化史、思想史，一些研究很有創見，比如有“火歷”說、“一分為三”說，同時又推動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熱”。你覺得他在哪個領域或方面最有成績，而他自己最看重的又是什么？

        陳明：學者有狐貍與刺猬的不同類型，龐公應該屬于狐貍吧。我個人對一根筋的刺猬比較理解，對涉獵廣博的狐貍則只有敬佩的份。

        我感覺老先生主要的貢獻，在思想上是推動文化討論，引進介紹了一些海外學者的文化觀念。在對近代文化事件的處理、打破國內教科書中的教條主義和意識形態方面，極大地拓展了相關問題和領域的思維空間。

        學術上則是對簡帛文獻研究的貢獻，他不僅從文獻和思想上對那些新出土材料做出了論斷，還創辦了專門網站，把這種古老的研究與互聯網結合了起來。另外，他對“一分為三”的研究突破了西方一分為二思維的藩籬，對中國傳統思維的特點做了深刻的揭示。

安于儒學研究被邊緣

        澎湃新聞：1994年《原道》創刊，龐先生就在上面發了專文《文明與沖突》，當時是什么機緣，還記得當時的過程和情景嗎？在那之前你和他有過接觸嗎？

        陳明：龐公是我的博士論文的答辯老師，對論文評價很高，所以我有點恃寵而驕，辦《原道》時纏著他要稿子。當時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很熱，雖然不贊成這種沖突論，但它也促進了人們對自己國家文明屬性的追問與思考，無形中強化了儒家與中國之間的關聯度。老先生是敏感而時尚的人，記得當時他已經用電腦寫作了，轉椅放在書桌和電腦桌之間，毛筆和鍵盤、線裝書和硬盤，切換自如。

        澎湃新聞：十年后，龐先生又特意為《原道》十周年致辭。從中可以看出，龐先生對《原道》是很支持的，對你和同仁的工作是很認可的。所以李澤厚先生說《原道》十年是失敗的時候，龐先生說：“陳明辦《原道》很不容易，換了好幾家出版社。我認為，只要能辦下去，就是成功。”

        陳明：李澤厚先生是自由主義者，思維是西方式的。他建議我給《原道》取個英文名字叫Chinese Logos，所以他認為我沒“原”出什么“道”。但龐先生骨子里是儒家士大夫，從學問到做人都是。他對《原道》的支持是一貫的，不僅給稿子，而且親自出席了首發式。

        我記得很清楚，他騎著個破自行車，戴的是紗手套，臉凍得紅撲撲的。會上說的話樂觀而風趣，因為儒家及其研究都很邊緣，他就說，我們就是“安邊樂緣”，事后《中華讀書報》記者還把“安邊樂園”寫進了報道。

        澎湃新聞：當代新儒家被稱為文化保守主義，但是其中也是有差異的，有的比較激進，有的則主張中道，也有趨于保守的，是保守中的保守吧。龐先生說他是文化上的保守主義、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經濟上的社會主義，那么他和當代新儒家是什么關系？

        陳明：龐公的夫子自道實際很有代表性，表現了轉型期思想家的矛盾與追求。新儒家可以被劃歸保守主義者，但保守主義者并不一定就是新儒家。

        龐公喜歡講辯證法，馬克思、黑格爾的影子十分清晰。1980年代他主要還是偏自由主義，這使得他與港臺新儒家相區別。但知識結構和文化情懷還是傳統的，因而又不同于一般的西化論者。

        大陸新儒家是近十幾年的事，龐先生身體不太好，到山東大學做的也是具體工作，所以也很難被劃入這一群體。他不贊成儒教宗教論，雖然他相對而言比較接受我的儒教公民宗教說，但這是從儒教與國家、社會的關系角度來說的。有段時間我差點就到山東大學，在他手下工作，但因種種原因沒能成行，有人說是龐公自己不同意，真是打死我都不相信！

        澎湃新聞：你本人在某次采訪中，提到《原道》對于各種觀點的包容，但龐老似乎更愿意用“寬容”這個說法。因為包容有種隱含的意思，就是我包容你，是高于你，而龐老認為，不是誰包容誰，大家是對等的，所以只能是寬容。

        陳明：說包容是從用稿角度說的，因為我是刊物主編。說寬容說明龐公對自由有很深很強的體認。這里沒什么沖突。

        澎湃新聞：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建立了“儒教研究中心”，龐老對儒教的態度，在公開訪談中，我們看到他的表述是理解、同情、尊重，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但也在和王達三的對談中說（2006年，杜吹劍、王心竹、王達三等人在北京皂君廟龐樸先生寓所就有關儒教等問題對龐樸先生進行了訪談），又說支持他們建立儒教。哪種才是龐先生真正的態度？

        陳明：龐公有學者和思想家的雙重性格。同情理解并支持年輕人去建立儒教，反映的是他作為儒家思想家的一面。我只記得他寫“文明的沖突”相關文章時，并不反對亨廷頓把中國文明說成儒教文明。

        澎湃新聞：請你談談龐先生從1980年代至今，對于當代儒學發展的意義吧。對你個人來說，他又具有何種意義？

        陳明：他接受政治任務撰文從教育家角度肯定孔子，為后來李澤厚寫“孔子再評價”打開通道，從此孔子解禁，儒學重回學術舞臺。

        “文化熱”中，有定論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國是樂感文化，然后淺薄者據此大放厥詞，龐公洋洋灑灑論證中國文化實際是“憂樂圓融”，不僅使那些好事者從此無趣閉嘴，也極大深化了我們對自身傳統的理解。

        不過，對我來說，龐公是一個模糊的影像：一方面他是一個多面體，由于時代不好，他只能在一些給定的前提和框架下進行思考和創造，帶著鐐銬跳舞總難舞得瀟灑，表現真我；另一方面時代變化又太過迅即，他過多的熱情和才干很難集中一處去做出本應做出的更大貢獻。突然間覺得他不應去山東，但在北京生活又成為大問題。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