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黃美之的名字不為人所知，但她的經歷卻串起一段傳奇的近代史。她的表舅是著名報人成舍我，表哥是經濟學者成思危，她母親的同學兼好友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向警予。她本人曾任抗日名將孫立人的秘書，與之發展出一段感情，并受孫立人案牽連入獄十年。2012年，定居美國的黃美之與她的朋友、旅美學者明鳳英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對談，回顧自己動蕩而精彩的一生，這也是她生前最后的訪談。2014年7月16日，她在美國的家中離世。本文為訪談節選。

黃美之去世前一個多月在美國家中的留影。        黃美之（1930－2014），旅美作家，學名黃正。出生于湖南長沙，南京金陵女大歷史系肄業。1949年初到臺灣時，曾短期任抗日名將孫立人將軍英文秘書，并在其“女青年大隊”工作，與孫立人將軍有過一段亂世情緣。當時黃20歲，孫50歲。1950年，她與姐姐黃玨以“泄露軍機”罪名，雙雙入獄，在牢中度過10年。出獄后曾任復興電臺編輯，臺灣“內政部”國際勞工組織員。1963年與美籍外交官傅禮士結婚。1960年后開始小說散文創作。著有游記《八千里路云和月》、短篇小說《流轉》、散文集《傷痕》等。 

        明鳳英，旅美學者，1956年生于臺灣。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比較文學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加州州立大學副教授，現任教于美國加州理工學院。

        【題記】過去五六年來，我和美之有不少機會在一起聊天。多半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工作結束的夜晚，如果月色好，我就繞道去敲她家的門。多半時候只有我們兩個人，經常聊到深夜一兩點，像宿舍女生那樣唧唧喳喳的。

        美之家前有兩排高大的樟樹，把整條街蓋成翠綠色。美之家后院，有甜美的橘子和紅石榴。美之門上有個小窗，窗下懸著叩門用的一葉小錘。我總把那小鐵錘敲出五短二長的聲音：“嗒嗒嗒嗒嗒－嗒－嗒”。美之聽見，就在里面喊起來：“哎呀，小英哪，你把我想死了。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啊。”兩人面對面，她笑我也笑，笑出聲來。       美之比我大二十幾歲。照理說，我應該跟其他朋友一樣，叫她“美之姐”。但我叫不出來。因為她在我眼里，永遠是那個天真可愛、傻笑傻問、“不與紅塵結怨”的——帕薩迪納最可愛的女孩。        

        后來兩人都說，平白這樣傻笑傻問，人家要說我們是瘋子吧，還是要做點事情才行。于是我們做了這篇訪談。是在美之得病前寫成的。經過她親筆二度修改。      

        大女孩的智慧、深度和雍容，只有在面對人生苦難的關頭，才看得見。        

        我是知道美之的。——2014.07.20 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市

訪談作者明鳳英與黃美之的合影。

黃美之大家族的民國歲月        

        明鳳英：談談您的民國歲月吧，您的家鄉、母親、父親和家庭。您的家族后代，現在都做什么呢？        

        黃美之：我父親的家族人不多。父親曾留學日本，回國后，曾在湖南大學當教授，后來一直做湖南省的行政官員。抗戰時期，父親在重慶軍事委員會工作了一段時間，后來派回湖南，為第四行政區行政專員。那時己是抗戰末期，國軍趕走盤占常德的日軍，我父親第一個走進那座仍危機四伏的常德城，安民清理，并開始湖南這當時最大行政區的行政工作。為此得到中央政府的褒獎，報上登了很大的字。我尚在中學，有同學看到，忙叫我去看報架上的報。我有很深的印象。

        父親有一兄一弟，一直住在洞庭湖畔沅江縣的老家，守著祖產過日子。聽說我祖父是專門替人寫狀子打官司的，當時叫刀筆吏。大家都說我的祖母是個西洋美人。他們是在“桃花江”邊生長的。我的父親、叔伯父看起來都不似漢人。曾有研究發現，以前確實有一群波斯人到中國，走錯了路，到了現今湖南的桃花江邊，和本地人通婚，落地生根。2004年，我的右眼曾患一種眼病，眼科醫生都奇怪，說這不是中國人應得的眼疾。后來，一位退休的醫生朋友，特別跑去紐約最大的圖書館，查出此種眼疾是中亞細亞人的眼病。而我父親也只吃牛肉，這使我相信我家可能有波斯血統。中華民族基本上是一大混合的民族。       

        我母親的家族很大。我的曾外祖父有六個兒子。大外祖父和二外祖父，我很少聽說。只知道二外祖父有一個孫子是海軍，也到了臺灣。三外祖父因在新疆做過好些年的縣長，后來回來，帶回來一位很漂亮的新疆外祖母。那外祖母不完全是漢人，另一半血統可能是俄國或土耳其，也可能是維吾尓族人。我不知她從前有多美。她是名影劇明星唐若青的親外祖母。       

        我的姨父唐槐秋，就是唐若青的父親，被三外祖父送去法國學航空工程，卻迷上了法國的話劇，久久不歸。后來他老爸只好請一個在法國即將回國的朋友幫忙，把他騙回來。那朋友要姨父送他上船，然后把姨父灌醉了。等姨父醒來，船已行在大洋上了。他在上海下船時，手上只有一根打臺球的棍子，這使他那時已十六歲的大女兒唐若青很失望，很久以后，她還說給我這個小表妹聽。        

        姨父回國后，中央政府和東北的政府都要請他出來搞航空事業，但他卻自顧自組織一個中國旅行話劇社。他父親宣布和他脫離關系，他便領著中國旅行話劇社，帶著妻子和若青去北平演話劇，上演《茶花女》。若青演茶花女，在北京一炮打紅。后來再回上海演，簡直把大家都迷瘋了。這時他父親也很高興了。        

        我三外祖父尚有一位兒子是陸軍少將。我自己的外祖父排行老四，但他很早便去世，都說他早夭是因為太聰明，又漂亮的緣故。他的前妻留有兩個女兒。我的外婆是繼配，卻是民國時報界巨人成家的小姐。外婆嫁給我的外祖父，只生了我母親一人。成舍我即我表舅，他在抗戰時在重慶辦《世界日報》，簡直是人民喉舌，國共兩黨都要看的。后來他到臺灣來，想重新辦報，但蔣介石不準，說他尖酸刻薄。他就辦了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后來在他女兒成嘉玲手中，辦成了世界新聞大學。現在臺灣的媒體人才，多是這學校出來的。他的獨子成思危曾留學UCLA，是中國的經濟專家。        

        第五外祖父，曾為湖南溆浦縣縣長。我媽媽的同學兼好友向警予是溆浦的富紳，所以我媽媽和向警予兩人便在溆浦那樣閉塞的地方辦女子學校。向家出錢來支持，而我母親則因五外祖父的緣故，有些地方上的勢力。后來向警予去法國留學，我母親一人也撐支了一些時候。向警予從法國回來后成了熱誠的共產黨，而母親那時覺得女性要真正與男人平等，光辦教育是不行的，一定也要有參政權，便一人去競選省議員，四處演講。終于成了中國史中第一位女議員。        

        我的五外祖父家出了好幾位優秀的工程師。十一舅吳家鑄是航空工程師，也和槐秋姨父一樣是留法國的。抗戰時，他是飛機制造廠廠長，先是在桂林。那時要中國制造飛機是不可能的，但只要那飛機可修理，十一舅的廠一定會修好，因那時飛機對中國真是太寶貴了。后來美軍空軍受損的飛機也拿來修，他真是白天黑夜都忙。工廠本在桂林，日本人來了，所有車輛都要用來運機器材料去貴州，十一舅便只好帶著他的家小走路從桂林走到貴州的獨山。后來這工廠在成都再開工。

        五外祖父這一家人一定有科學頭腦，十一舅之外，六舅、十九舅、二十一舅都是很好的不同性質的工程師。而且這一支還有一位姑爺，竟是傘業的改良者，他名叫潘岱青。湖南的傘本只有粗人可用，經他的改良，有一種名“菲菲傘”的傘，是他用絹來做傘，并請畫家設計圖樣。真是又美又靈巧，深為仕女們喜愛。他拿去世界博覽會去展覽，得到很大的獎。那時又有幾人知道世博？六舅的長子是國民政府的空軍少將。        

        六外祖父是位學者。黎元洪做總統時，他是國會議員兼財政部長。所幸那是一短命的內閣，因六外祖父總是講學問，對于財政他是外行，也無興趣。他最推崇孔子的大同主義，常和他的子弟們談大同主義。沒人要聽他的，他便替他自己立一墓碑，上面刻著他自己寫的“大同主義信奉者吳劍豐之墓”。全族的人都哈哈大笑。但他也為族人做了一件大事，替他們的祖母，也就是我母親的曾祖母，出版了一本詩集。

        明鳳英：大家都說湖南人最勇敢。他們有什么特質呢？您覺得自己是民國的產物嗎？您和同時代的人，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黃美之：湖南人有驢子脾氣，是有名的。人家都說：“這個湖南人是一根腸子通到底。”意思是不會轉彎抹角。說什么，就做什么，比較實在。其實，湖南也出過政治家曾國藩，但還是以軍人最多。因湖南人的性格作軍人最相宜。孫立人將軍就喜歡湖南人的部下。戴笠情報局長也最喜歡湖南人，他曾選一個湖南女子，特別送她去美國求學，就是預備將來娶她為妻的。可見湖南人一定也有智勇雙全的人才，邵陽人蔣廷黻便是一個很成功的外交使節。

        我想，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才，只因湖南人一般都有突出的性格，好的壞的都令人難忘而已。我這個人糊里糊涂，但是從來不會嫉妒。這點應該是我最大的長處。小時候，媽媽重男輕女，我也不覺得被歧視，后來長大了想起來才覺得是這樣。我母親那個時代的女性有她們自己的問題。我爸爸那里，我母親也要留神注意一點。

        我想我是正宗的、貨真價實的民國產品。因從出生就逃難，先是國共兩黨難以互信，后是日本人的侵華。抗戰勝利后，興高采烈地去考大學，那已經是亂哄哄的局面，但我還是在金陵女大過了兩年優雅的大學生活。后來，我又倉促地到了臺灣。學校尚未開學，遇到了一個值得敬慕的抗戰大英雄孫立人將軍，結果他老人家原也四面楚歌，先是我和姐姐以匪諜之嫌囚禁，后來說是泄露軍機，被秘密囚禁牢中十年。我1963年成了美國公民，安享美國人的太平世界。但是我仍很驕傲，我身體內流的是百分之百的中華民族的血液，而且知道我的人也都說我很湖南人，連湖南口音也常流露出來。

對民國時期大學校園的回憶

        明鳳英：您和姐姐都考入當時教會辦的私立貴族學校，有名的金陵女大。民國時期的大學校園是怎么樣的？學生想的都是什么？有什么特別的人物和趣事嗎？

        黃美之：當時在北京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天津有：南開大學。上海有：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圣約翰大學、復旦大學。南京有：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一般稱為金陵女大。武昌有武漢大學，廣州有中山大學、嶺南大學，重慶有四川大學，成都有華西大學。中央大學在南京，是很好的。中央政治大學更難進，是國民黨黨校，成績要很好的人才能進去念書，一毛錢學費都不用繳，以后是要派出去做干部，做官的。長沙有湖南大學、湘雅醫學院，那是美國耶魯大學的分院。其附設的醫院是長沙唯一的醫院。設備很好。戰時湘雅醫學院曾搬去貴州，戰后又搬回長沙，仍是很優秀的醫學院和醫院。

        抗戰時期，有名的大學都遷移至大后方。北京、清華和南開這三個大學，在昆明合為有名的西南聯大。重慶沙坪壩有中央大學。山東的齊魯大學和幾個教會辦的學校，包括北京的燕京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陵女大，都搬到成都去了。都位于成都華西壩，與華西大學校園在一起。華西大學也是教會學校，教會大學學費不便宜，算是貴族學校。每個學校雖在同一個區，但各做各的。

        那真是年輕大學生的黃金時代。日本人好像也沒有炸到成都去，大家都穿得漂漂亮亮，騎個腳踏車，很好看。那時候真是不一樣。我是抗戰勝利以后啊，才有機會去看看。我姐姐當時正進入金陵女大，我去看過她一次，好大一片地方。華西大學校園很美，地方很大，上海醫學院也在那里，和華西醫學院合并。

        1989年秋天，我跟我姐姐又回去看了一次，可是已經整個不一樣了。醫學院的學生一面走路一面吃飯，已經沒有當年年輕人的好看。那時候大家講究穿著和manner（舉止、禮貌）。現在那個時代已經沒有了。

        明鳳英：當時的大學生在戰亂中求學，他們所思所想，跟現代年輕人不一樣吧？

        黃美之：我不知道我這一代的人幸還是不幸，反正是在戰亂中成長的。有好吃好玩時，會及時行樂，很自立。時局亂了，也能鎮定以對，反正有父母可靠嘛。我們這一代真正是在內外戰爭中成長的，養成了吃苦耐勞的精神。也有了一種及時行樂的悠然，因為那個時代真正變化莫測，也看不到未來會是什么。至少我是糊糊涂涂不聞不問地過那年輕人天真無邪的快樂日子。我認識的同學都是這樣。因為內戰的戰火并沒有真正逼到我們身邊來，真正南京危險的時候，我們已經都跑掉了。很多都是國民黨的家屬，跑得快！

        不過，那時候，我們大學生常有“反饑餓大游行”，公立學校真的開不出飯來。他們的錢，政府按月給。但是我們金陵女大是私立教會學校，學費是一開學就繳了。他們把米什么的，一開始就買好了。最苦的時候，我們本是四個菜，只是改成兩個菜而已。我們的學校，就是美國Smith College的姐妹校。學校不大，幾百個人而已。哈金寫的那本《南京挽歌》(Nanjing Requiem)。就是以金陵女大為背景的。還有一張金陵女大的地圖。宮廷式的建筑，現在還是那個樣子，去年我去過一次，仍叫金陵女子學院，但屬于南京師范學院的行政體系。

        明鳳英：男女學生的交往很自由開放嗎？

        黃美之：很自由的，好像我們金陵女大的，差不多都有男朋友。一下課，就有男生站在門口等。我們跳舞，多半在同學家里，大官小孩的家。我們還蠻會打扮的，那時我們已扎馬尾，在學校穿平底鞋，出去就穿高跟鞋。我從小就喜歡跳舞，也沒怎么學，就會了。大學時候大概跟男朋友跳，很快就會了。后來南京亂了，不能讀書了，中山大學可以接受我們這些學生，我就去了廣州。那時候，還有不少同學也是從南京去的，有朋友。哎呀，真是好玩。所以，我雖然坐了10年牢，但是坐牢以前還是玩得蠻過癮的。

        明鳳英：有人說民國時代的人，風度品位是很不錯的。

        黃美之：我想當時若沒有戰爭，中國是一個有文化的國家，那時候封建勢力的舊習慣還有些存在，而且還講究排場。我想，穿著、儀態、manner，都是重要的。現在，憑良心講，大多數人是沒有什么派頭的。民國時候的那些清朝的官派還是留下來一些派頭，還有學者們也是。

在金陵女大時，黃美之穿著自己做的衣服。        

黃美之和姐姐黃玨。

        明鳳英：剛才您說抗戰時候大學生玩得厲害。我以前聽見人說八年抗戰，都是物資匱乏，生活艱苦啊。

        黃美之：八年抗戰時是很苦，但我這一代尚在中學，而中學都在很寧靜不愁吃穿的鄉下。至于那些大學生，相反的，他們生活雖清苦，仍是充滿了希望和快樂哩。1948年冬天，局勢就開始緊張了，考試也就馬馬虎虎了。日子過得糊里糊涂的。1948年冬天，那就很緊張了。從1948年到1949年，我們及時行樂，但是那時候我們確實也好可憐，不知道做什么好，在大街上走來走去。大家在那里講誰誰誰要到臺灣去。記得有一個同學說她不能去，她的父親被調到重慶去了，她也要去。不久就聽說重慶大火，不曉得他們怎么樣了。我們大學生就逃難，有的去了廣州中山大學，也有人去廣州的嶺南大學。我們金陵女大所有的文件都早送到Smith College去了，所以其實學校早就知道政治上的局勢了，只是我們學生傻乎乎的不知道而已。

        明鳳英：及時行樂的背后，是嚴酷的戰爭。

        黃美之：大學生當然知道時局很亂，很擔憂，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又擔憂，又及時行樂。我從小就經歷戰亂，先是抗戰，后來是國共內戰，所以也習慣了。反正不來轟炸我們就做自己的事，來轟炸了，我們就跑。習慣了。

        國民黨政府搬到廣州，第一個承認共產黨的就是英國，可是他們又剛剛才送了兩條兵艦給國民政府。有一個小一點的艦，就叫“靈甫艦”。那時候國際政治就是這樣。張靈甫，在山東被共產黨包圍，打不過，就自殺了。他是美男子，太太很年輕，才17歲，肚子里懷著孩子。老蔣最喜歡他，紀念他，就是因為他自殺，后來孫立人有幾個部下從大陸回臺灣來，老蔣把他們關起來，說，人家張靈甫能自殺，你怎么不自殺？那幾個人是打不過被俘虜的，后來到了臺灣。

        老蔣那時候，總叫人為國捐軀，他自己不也是往臺灣跑？他到臺灣的時候，軍艦在海上轉來轉去不敢登陸。陳誠告訴他，那時候還不安全，不能登陸。老蔣打電話給孫立人，孫立人說，你走高雄碼頭上來，我親自到碼頭去接你。你看，后來老蔣卻把他軟禁了30多年。無毒不丈夫啊。

十年冤獄結束之后的生活

黃美之出獄后不久拍攝的照片。

        明鳳英：您坐了10年牢，出來以后是什么情況呢？

        黃美之：我從牢里出來，每天到處玩，好開心。我姐姐沒有我痛快，她因為有男朋友一直在等她。出來以后，很快就結婚了，要帶孩子，沒得玩。后來，我的姐夫，就是黃玨的丈夫，說，你快點找一個人嫁了，我懶得每天晚上給你開門。我家里人不給我鑰匙，怕晚上幾點回來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家還有一個退伍軍人看門，叫老徐，他每次來給我開門，都說，“哎呀，太好了，四小姐你回來了，我可以去睡覺了。”因此，我也不敢太晚回家去。從牢里出來，我在復興電臺做編輯，每天寫稿子，簡直都要江郎才盡了，便轉去美國顧問團工作，后來就跟Bob結婚，跑到美國去了。

        那時候剛從牢里出來，我和姐姐還不敢單獨跑到臺北去。在新店，哎呀，覺得好快樂。我認識了一個同事，是空軍太太。那時候她在學做頭發和化妝，找我做模特兒練習。做好了頭發，大家都說好看。那天我剛好穿了旗袍，坐公共汽車回家的時候，在路上看見一個很小的照相館，就跑進去照了一張照片。就是《烽火儷人》的封面照片。那照相館連底片都給了我。

黃美之的小說《烽火儷人》的封面。

        明鳳英：您的散文書取名《傷痕》、《不與紅塵結怨》、《歡喜》、《深情》等，側筆寫戰亂年代，一個美麗單純的女知識分子的十年冤獄。

        黃美之：我的散文，差不多寫的都是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我寫的小說也總有其時代背景。我真正認真的寫作是在我退休以后。寫散文多半是寫我的所見所聞所感。寫小說也不都是空穴來風。

        我不知為何會寫那篇《月白刀傳奇》。但真是一氣呵成，還真有讀者每天等著要看那篇傳奇。其實是因為一天，我偶然想起了一段往事。記得在屏東孫立人將軍家時，看到他室中的一日本方桌上，擺著一刀架。架子的上一層擺了一把放在黑皮鞘內的刀。應是一尺多長吧。架子下層放了一把一個式樣的短刀，也在黑色皮鞘內。我雖不懂日本文物，但我有審美觀，先以為是兵器，但愈看愈覺其美。只是覺得大刀應在下一層，小的應在上一層。我試著搬動了一下，但看看還是原來的擺法好看。我又擺了回去。孫將軍站在我后面看著，這時他說，這是日本的武士刀。有他們一定的格局的。我說大概是的。

        我又很不知上下地說：“我好喜歡這刀，你有那么多的兵器，這個便給我好嗎？我一定好好保管。”我以為他一定會說NO，但他很開心地笑道：“很少有女孩子會喜歡這種東西的，你喜歡，這就是你的了。”我開心地跳了起來，他也很高興竟有一同好者。但我并沒有把那刀搬到我自己房中去，因我的房間沒有這種同樣的空間。但不久，我離開了那里，沒有再回去。有時想想，大概那刀也不愿跟個女人走天下。

        后來我發覺我的丈夫也愛收集刀，不過他收集的不是酋長送他的，便是原居民給他的，或者是他自己在鄉村野店買的。后來他生病了，對他的刀也不再膲一眼，即算我從蒙古買了把銀刀給他，他也只說了聲謝謝,并不曾把玩。也許是因為這些拉扯，使我想起，我不是有一對很有分量的日本刀嗎?也許那把真刀會使他快樂一點。

        姐姐來美國時，我便請姐姐回臺灣去時和靜姑姑說。靜姑是政大的教授，孫將軍的堂妹。我請她去她二哥那兒說，我要我的刀，請他交給靜姑，再交給你幫我帶來。我姐姐果真告訴靜姑。她果真跑去臺中見她的二哥。孫將軍深深嘆了口氣道：“唉，我出事的那一年，所有的槍刀都沒收掉了。若還在，當然還是她的。”同時他又告訴了靜姑，在他出事前，叮囑過軍需，每月從他的薪晌中，扣點錢送去給老太太，不知老太太有沒有收到。靜姑說，“二哥，沒這回事的，誰敢去送？老太太又常搬家，她告訴過我只在兩個女兒剛出事的那兩個月，收到她們兩人的薪水，以后，就再不曾見公家有人送錢來過。她自己刻苦地過日子，金子也不能亂花的。還得想到后來的日子啦。”孫將軍聽后，長長地嘆氣。這便是我離開孫將軍后和他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間接地通了一次情況。

孫立人將軍。

與孫立人將軍的一段情

        明鳳英：時隔多年，您在80歲那年出版《烽火儷人》，以小說的文體寫出60年前，在國共政治黨派糾結，各派勢力纏斗的氛圍里，與孫立人將軍不為人知的一段情。這段戀情公開之后，各方的輿論和壓力想必不小？

        黃美之：我是80歲后才寫《烽火儷人》的，寫我那段青春歲月的茫然和奇妙的甜與苦。我寫《烽火儷人》不是未經考慮的，也許因為年紀大了，回看那一點情，也是溫暖令人難割舍的。寫下來就沒有遺憾了。一種真正的放下和解脫。我很客觀地認為我能十分冷靜的來面對那段理還亂的情緒了。這書我本名為《小樓札記》，但出版社說這樣的書名不會有吸引力，堅持要換成《烽火儷人》。我當然只有聽從專家的話，有一些可愛的好心人很欣賞我的作品。他們是真正站在一種情的定位上來看我的這本書的。

        明鳳英：可以多跟您談談這段感情嗎？您在一次訪談中談到，當初和孫立人將軍的感情，是少女的“醉了，但是醒來卻很痛苦”。

        黃美之：愛情確實是一個讓人迷惘的問題，很多人活了一輩子，也還弄不清愛情到底是什么。但我覺得在臺灣那棟小樓里的一段時間，是很值得珍惜的。我想孫將軍也應該很珍惜那段在小樓的歲月。

        明鳳英：戰亂的年代，年輕女子求生存，尋找自保，愛情是不是很脆弱呢？是不是身不由己，自己也不能完全掌握呢？您描述到故事里的女主人翁感到迷惑，似乎有罪惡感，也不知道該稱呼自己喜歡的人為長輩、情人，還是將軍。您那時候是不是也感受到道德的困境呢？

        黃美之：亂世里，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命運和際遇。這不只是情欲和虛榮心的故事。每個人帶著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故事，在那歷史的時空里，有一個交集。這個短暫的剎那和緣分過去以后，故事也就消散了。我原來的書名，是《小樓札記》。到現在，我都還很珍惜那段日子。我很崇敬孫立人將軍，而對戎馬生涯的孫將軍來說，我大概也是新鮮的空氣吧。

孫立人將軍和妻子張晶英。

        孫立人將軍是有家室的人。孫太太好幾次跟我說，她是不會離婚的。她說在臺灣，除了孫立人是她的丈夫之外，她一個親人都沒有。我聽了非常難過，身為女人我當然是同情她的。所以我想我一定要離開，走得遠遠的，最好是出國。他是個可愛的男人，說我不愛他，那是假的。但我是讀過書的，有年輕學生的志氣，絕不能當人家的姨太太。孫將軍是有道義的人。但是，我很痛苦，也想過自殺，干脆死掉算了。

        明鳳英：那個時代的感情，有特殊的時代背景。

        黃美之：時局混亂，戰爭和新舊交接的時代，一切都很迷惘失望。是的。他給我一種安全感。再說，20歲左右，懵懵懂懂，誰真的懂愛情？那時候只要你跟一個男人跳舞，別人就說那是你的男朋友。回頭看，上帝對我也還不錯。在牢里關了十年，后來跟Bob結婚以后，全世界到處跑，也好好玩了十年，算是彌補過來了。你關我十年，我就玩你十年，也不算吃虧。只能這么想。

        明鳳英：您覺得自己是個有韌性的人嗎？您似乎總能在人生的某個死角，發現生機？

        黃美之：有人在我的網上罵我，我也無所謂。因他們并不是我，不知道當時的情況。但多半是一些年輕讀者，如我當年那樣年輕的人，欣賞我的作品。他們是真正站在一種情的定位上來看我的這本書的，是真正懂得情和愛的有文學愛好的人。我也不生那幾位罵我的人的氣，因這些人會是從道德的觀點出發的。我并不以我這段情自豪，心中總有份憐恤。一位在復雜的政治情況中，曾經坦蕩的，為國拼命流血的將軍的寂寥，我并不真正了解，但總為他有所牽掛。1955年，也許是1954年，他調成參軍長后，定有所覺，送了三百元臺幣給在牢中的李鴻將軍，三百元給陳鳴人將軍，還有所有跟李鴻將軍一同坐牢的軍人。他們都住在我和姐姐的隔室。我和姐姐便很不平地說，奇怪了，為何不給我們兩人呀？

        但他要陳良塤把他唯一的一本Gen.Joseph W.Stilwell寫的《The Stilwell Papers》送到我媽媽家，要我媽媽轉寄給我們。我們收到那本書便很生氣，說誰要看這書。但我稍稍翻一下，就明白了。他要我們知道，他曾為國家，為世界都出過力的。因此，我一直好好地保護著這書。若看守長來查牢房時，我便把這書放在枕頭下。其實那看守長是一個很知情達理的人，這書既可送進來，便不是禁書了，何況是英文的。

        女作家趙淑敏教授曾跟我說：“你還可以和一些人談談你心中的委屈，但不管他（孫立人將軍）身邊有什么人，都無法提及你們兩人的那段情，和他深心內的那種牽掛。”是嗎？淑敏，我相信你是對的。若他的家人想要把這本書要回去，放在他的紀念館，我也很愿物還原主。只請不要把我留在上面的字涂抺掉了。

        明鳳英：現在回顧，還是感慨？

        黃美之：當年，我母親和姐姐很順利地到了屏東，一切都充滿了陽光似的，卻沒想到結果是如此不堪。我和姐姐莫名其妙地坐了十年的黑牢。父親匆忙來到臺灣，見到我們的情況，竟是束手無策，就急死了。我母親獨自承擔一切。

        回想那年我到屏東不久，有一次隨車去火車站接從臺北回來的孫將軍。他坐進車時，一語不發，車開后，突嘆了口氣說道：“就是找不到學兒童福利的人，托人在臺北找了這么久，也找不到。”我說，“我姐姐便是學兒童福利的，才畢業。”“在哪兒？”他驚訝地掉轉頭來問我。我說：“她在廣州的聯合國兒童福利園工作。”他驚喜地道：“快請她來。陳參謀，快打電報去廣州辦事處，去請她來，她住在什么地方？”我說：“那兒童福利園的地址我不記得了，早兩天你不在家時，我的侄女婿王軍長來過，說我的母親已到了廣州，現在我姐姐陪我媽媽住在愛群酒家。”“那好找。”他馬上吩咐坐在前面的陳參謀快打電報去廣州辦事處，把她們母女找到，即刻送來臺灣。

        我急著說：“快呀快呀。”陳參謀笑道：“不問你還不說，現在又這樣著急了。”“我不知道去哪兒申請入境證吶？早兩天王軍長才來告訴我的，說我媽媽只知道她家的四小姐是來臺灣找他的，現在卻杳無音訊了，因怕共產黨馬上會到廣州，便預備先和另一太太去香港看看房子，真希望她們尚在廣州。早不知道你們可以申請到入境證。”孫將軍，陳參謀，連司機田排長也笑了。

        1955年孫將軍也被軟禁，直到經國先生去世。現在一切落幕了，所幸臺灣“中央研究院”的學者們，在朱浤源教授的引導下，為后人留下了這一本厚重的《孫立人上將項目追蹤訪談錄》。這是一段七彩繽紛的近代史。令人喝彩，也令人淚下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