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作家的生活對他的作品內容、風格肯定有所影響。最近，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文豪之家》一書，用大量的圖片和文字，介紹了36位日本文豪的私人宅邸，以及他們日常所有之物。翻書黨獲得授權，摘錄其中四位大作家，管窺他們的生活。

太宰治之家：對逐漸消失的“家”的哀傷

        出生于青森縣屈指可數的富豪之家的太宰治，可以說是出于對出生門第的反抗才使得他開始確立自我。從對左翼運動的熱衷到之后的受挫，多次的自殺以及為情而死未遂……簡直是仿照典型的毀滅型文人的人生。但太宰的“家”所擁有的保守、安定、平靜的形象，乍一看卻與這樣的人生很不相符。作為流浪人暫時的歸宿，或作為無法融入社會的人避世歸隱的住所，唯有這樣的“家”——正如作品《黃金風景》中在千葉縣船橋面對“泥海”的家——才與太宰那“多恥辱的一生”相吻合吧。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也不能一味地用滿是厭惡的眼光去看待太宰的故居。在他的作品《回憶》中描述的幼年時期細致到甚至刻意暴露缺點的自畫像中，讀者能夠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對于父親，以及在父親去世后轉而對長兄的敬畏。這樣的“家”象征了一種家長統治家族成員使其服從的“家父長制”。不能否認，“家”的重要性是愛恨交織的太宰文學形成的基石。因此，東鄉克美所指出的“通過作品《津輕》的取材和創作，太宰第一次顛覆了把故鄉等同于故居這種內心的固定成像”（“太宰治與他的故鄉——關于《津輕》之旅的文學性意義”，《太宰治研究》，一九六四年十月），是具有強大的說服力的。

        同時，在太宰治夫人津島美知子的回憶里（“回憶的片段”，《太宰治全集別卷》，筑摩書房，一九六六年），對初次攜美知子夫人回家時太宰精神高漲的樣子做了以下的介紹：“雖然我回答說‘比事先聽說的樣子雄壯數倍，真讓我嚇一跳’，但他似乎不太滿意。可能當時我如果回答‘真是把我嚇得站不起來’就好了。”在這之前“太宰對出生家庭的自夸”也能讓人聯想到“小公子坐著馬車駛入了祖父的公爵城堡”這種壯麗的景象。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四月，由于空襲激化了戰爭，太宰離開了東京，與妻子一起搬進了美知子夫人的娘家——甲府的石原家。然而，空襲也波及了甲府，最終在七月，一家人被疏散前往津輕。借住在祖宅的附屬房的日子夾雜著日本戰敗的消息，一直持續到了第二年冬天。在此期間，太宰治發表了《竹青》、《潘多拉盒子》、《冬季的煙花》三部作品。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參加完病逝的四姐的葬禮后，太宰治回到了三鷹的家。

        三鷹市下連雀的家附近有井之頭公園、玉川水渠的堤壩，是個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的地理環境。而且，在武藏野高地上，西沉的夕陽的強烈光芒似乎深深打動了太宰治的心，從他晚年的杰作《斜陽》的標題中便能感受到太宰的這種興致。在《斜陽》中，戰敗一事在這片土地上逐漸被淡忘，太宰娓娓訴說了對貴族階級人士的哀愁。在創作這部作品時，太宰很有可能在此處加注了對故居的復雜思緒。

        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谷崎潤一郎可謂是當之無愧的搬家狂人。他的一生因為一次又一次的遷居而精彩萬分。不僅如此，他的居住環境還決定了他的寫作風格，這在作家中并不常見。

        昭和初年，出版業發展景氣，谷崎潤一郎離開故鄉東京，搬至關西。在他看來，這里原本旨在描寫建筑風貌時作為參考的景物，竟然比想象中的更為秀美。

        從他的文風也能看出，他過著高調且奢侈的生活。有報道稱他的宅邸曾因為沒有交納稅金而被沒收。他這種超出了收入水平的揮霍浪費也是導致他屢次搬家的原因之一。不過，在他的一生中，也曾有過生活拮據、幾度離婚、人際關系多變的時期。可以說這位高收入的作家之所以能給世人留下數量眾多的作品，完全是因為被物質條件所迫，讓他不得不堅持寫作以維持生計。

        但這也說明了他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沒有絲毫妥協。正因如此，他才會一直心無旁騖地尋找理想的居住地。這個從未降低理想標準的文豪，正是在下文的故宅里度過了他寫作生涯中最長的一段時間。

        一九三六（昭和十一）年至一九四三（昭和十八）年間，谷崎潤一郎從當時在神戶領事館工作的比利時人Lenore處租來一套宅子并居住于此，他還借用第三任妻子“松子”之名，將這套宅子命名為“倚松庵”。因為受到當時現代主義建筑的影響，房屋整體呈現出東西合璧式建筑風格，《細雪》（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八年）的一部分就是在這里完成的。這套宅子也因房間內部的各處細節都能在小說中有所體現而吸引了眾人的目光。有趣的是，《細雪》一文描寫的是典雅的和式生活，但作者卻是從這間現代主義風格的房屋中獲得生活的靈感。二層的和式房間用于起居生活，一層的西式房間則用于家人聚會，這種東西結合的現代生活方式在這間宅子里得到了最初的體現。

        二戰結束后，谷崎潤一郎將家搬到京都。從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年起，直至一九五六（昭和三十一年）年他搬往熱海，這期間他一直住在京都的“潺湲亭”（后被稱為“石村亭”）。“潺湲亭”是木制平房，包括書院式構造的客房和茶室構造的正屋。正屋中有休息室，周圍建有單獨的茶室、書房，站在回廊上還能將整個環游式庭院盡收眼底。“潺湲亭”的建筑樣式別具一格，對于谷崎潤一郎來說，這無疑是最理想的創作之地。在他的晚年作品《少將滋干之母》和《夢浮橋》中也有關于“潺湲亭”的生動描寫。

        很少有作家能像谷崎潤一郎一樣，在一生中創作大量與住所密切相關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以開放的戶外為舞臺的作品并不多見。他將想象力鎖定在屋內，他筆下的人物也都在室內演繹著他們的故事，不論是人物設定還是情節發展，甚至觀察視野以及描寫角度都緊緊圍繞著自己的住所。可以說，谷崎潤一郎是當之無愧的“家之文豪”。

江戶川亂步之家：妖人喜愛的幻影之城        江戶川亂步（本名平井太郎）出生于三重縣名張町（現為名張市），他為自己取了一個日文發音與偵探小說的創始人埃德加·愛倫·坡的名字相近的筆名，從此開始了偵探小說的創作。

        以發表《二錢銅幣》為機緣而成為日本首位專門從事偵探小說創作的作家，江戶川亂步在剛開始創作該作品時正處于失業狀態，并且和妻子一起寄住在大阪父親的家里，而當時他的畢生摯友橫溝正史也正好住在神戶，亂步成為作家的最初的據點便是在關西。

        他在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搬到了東京，一開始租住在牛込區筑土八藩町，輾轉于早稻田大學和戶塚町一帶，并且還同時經營出租房生意，之后搬到了芝區車町的土藏洋館，最后的落腳處是池袋三丁目一六二六號的租屋。在此期間混跡于東京的這段經歷，不僅涵養了亂步所謂的“淺草趣味”，也成為了亂步奠定戰前偵探小說基礎的原動力，此后，亂步的戰前偵探小說被再次定義為“都市浪漫”。而作為終點的池袋的住家，在亂步迷的心中也變得如纏繞著妖氣的幻影之城一般。內部藏有古今東西的奇書、珍本的土窯倉庫抵御了東京大空襲的轟炸，和亂步如妖人般的形象一起被世人編纂出了許多的傳說。在德國文學家種村季弘有名的隨筆《亂步住過的家》（《附刊幻影城》，一九七六年八月）中，對少年時代在亂步宅邸前說的話作了如下的引用：“此處變得如倉庫（原文如是說）一般，據說亂步在白天拉上深紅色的窗簾，只點亮蠟燭的火光，然后開始創作偵探小說。”“椅子、地毯、天花板也都是正紅色，在這樣的環境下據說亂步還喝著如血一般赤紅的葡萄酒。”

        與位于車町的西式的土窯倉庫不同，有著“純和式風格的土窯倉庫”的池袋住宅，它的書齋兼書庫，是亂步非常中意的一個地方，但在戰爭中，為了節約用電，他決定不再使用暖氣設備，所以此房間也不再作為書齋使用。

夏目漱石之家：終生租房而居        夏目漱石曾說過： “我這一生的目標并不是要建造自己的家。”這是與這位不追求地位與安居，只一心一意在生活道路上前行的大文學家非常相符的一句話。然而，上述談話的后續卻如下，“若是想掙錢什么的，我終歸還是想要試著建個自己的家。”（“文人的生活——夏目漱石氏”，《大阪朝日新聞》，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雖說如此，漱石卻終生過著租房而居的生活。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出去寄養，兩歲時成為了別人家的養子。這位理應成為近代文學的一大推進力量并且注定要出生的“文豪”，他在松山住過兩家，在熊本住過七家，在倫敦住過五家，歸國后寄宿過三家，如此輾轉地租房，體現了他認為現世無常的孤獨的生活方式。如此流轉的足跡，也賦予了漱石文學在時空上兼具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深度。

        漱石歸國后所租借的第一處住所在本鄉區千駄木町五十七號（現為文京區向丘二丁目二十番七號），森鷗外在此處一直居住到一八九二（明治二十五）年，此住宅如今拆遷新建至明治村，因俗稱為“貓之家”而受到歡迎。由于夏目漱石在此創作了漱石文學的代表作《我是貓》（以下簡稱為《貓》），因此實際住所中的房間布局和周邊的環境等，在作品中隨處可見。

        書齋里，主人苦沙彌先生打著瞌睡，把口水滴在了書籍上。客廳里，歡聚在一起的全家人與陸續到來的奇人、怪人們把客廳變成了氣氛高漲的舞臺。廚房變成了無名小貓“我”與老鼠們交戰的戰場。從隔著后院籬笆而毗連的落云館中學（郁文館中學），無數的球越過圍墻突然闖了進來。不過，若是從與面朝玄關的大街直角交叉的坡道上走下去，與父母分離、被他們所拋棄的“我”便會變得窮途末路，最后傷心懊惱地來到池塘邊。

        漱石于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搬入了最后的安身之地，牛込區早稻田南町七號（現為新宿區早稻田南町七號）。此地作為“漱石山房”而被熟知，與漱石的出生之地只有三四百米的距離。

        這家賃屋在一千一百多平方米的地皮上建了個將近兩百平方米的平房，房東是一位醫師。這是一棟和式與西式相結合的建筑，走廊將“如寺院般的書齋”（出自《文鳥》）圍了起來，而走廊的三個方向均被陽臺所圍繞，這種構造與院中種植的芭蕉和諧地相輔相成，充滿了現代的氣息。《坑夫》以后的一系列作品均誕生于此“書齋”，從“書齋”中經常會響起漱石與來客及年輕門生們互相的談笑聲，還時不時會響起文鳥的啼叫聲。于是，漱石在寫作時，孩子們都小心翼翼，然而他們還是會時常偷看，想設法探詢父親在做什么。孩子們“拿出母親的短外套和包袱皮”，如同化妝游行般地裝扮自己，邊彈奏小提琴邊結隊緩緩走過外走廊（《永日小品》及《行列》）。

        在東京帝國大學的前輩菅虎雄的慫恿下，一八九六（明治二十七）年，漱石從松山轉職到了熊本的第五高等學校。最初并沒有租房，而是住在了菅虎雄的家中，次月搬到了市內下通町一百〇三號。但此家中曾發生過與人私通的妾室將丈夫殺害的事件，漱石在住了四個月后還是搬到了市內合羽町二百三十七號（現為坪井町二丁目九番地十一號）的租屋。新居內的房間數量異常之多，鏡子夫人在回憶時稱其為“粗野的修建”。剛于同年八月在第五高等學校任職的長谷川貞一郎也一同居住于家中，每晚夫妻倆都用豐盛的飯菜招待他，但不知為何只有喝酒的時候喜酒的長谷川才會焦急地說“把酒盅滿上”（夏目鏡子《漱石的回憶》）。即使因為落榜的校友導致自己也沒有合格，五高學生時代的寺田寅彥還是前來家中進行了拜訪。漱石在一八九七（明治二十八）年九月進行了第三次搬家，搬到了飽託郡大江村四百〇一號（現為熊本市新屋敷一丁目十六號）的租屋，是漢詩詩人落合東郭的無人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