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人是近代中國最西化的群體。當百姓還在穿長袍馬褂，他們已經換上了襯衫外套的西式軍裝。即使到1949年之后，“土八路”也曾有過一段軍官穿蘇式呢子大衣，士兵戴船型軍帽的歲月，領一時風氣之先。

        拋開身外之物，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軍人身上變化最大的部分當屬胡須。不同款式的胡子在軍人唇上爭風，也是那個年代的一條風景線。     

一代武人一代胡子

        胡子素來是中國武人的驕傲。《三國演義》第一回關羽登場時便強調“髯長二尺”，張飛則是“燕頜虎須”。按古人的說法“在頤曰須，在頰曰髯”，想來這兩位都是從上唇到下巴一嘴的胡子。這種胡須風格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靠鎮壓太平軍起家的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軍政大員個個都留著上下全套的胡子。

左起：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   

        清朝末年，國家逐漸開放的同時，武人們的胡子卻日益稀疏起來，大多數人下巴上的胡子已經不見了。民國肇建之際，南北洋武人合影頗多，從留下來的照片可見胡子多數只是唇上或唇邊的兩撇，就連孫中山和袁世凱都不例外。

袁世凱就任大總統與北洋軍將領合影孫中山祭拜明孝陵時與革命軍將領合影  

        辛亥革命后群雄并立，每位大帥都有一口胡子，這似乎是種權威的象征。雖然這些胡子樣式五花八門，但多半是在上嘴唇下功夫，唇下即使有胡子，也只是貼在下巴而已，飄逸美髯皆不見矣。而唇上那兩撇胡須或長或短、或密或疏、或垂或翹，甚至變成了個人特色。

        當時報章便有教人用胡子分辨袁世凱之后四位大總統的說法，如黎元洪“一對劍髯”、徐世昌“兩撇垂須”、馮國璋“滿嘴狗毛”、曹錕“倒生雜草”。四位總統四種胡子風格，其中老黎可作為八字胡的代表，老徐可作為山羊胡的代表，老曹可作為牛角胡的代表，至于老馮……我只能說這是馮氏特色胡，實在太雜亂了。

左起：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曹錕        

        大帥如此，全軍自然上行下效，蓄起胡須。連初出茅廬的青年軍官也因擔心被資深同僚和老兵油子輕視，紛紛蓄須以示老成，尋求認同。衛立煌24歲就在粵軍當上了營長，經常被戲稱為“小營長”。這對衛立煌來說絕對是種輕視。為表老成，他開始留胡，這一蓄就是三十幾年。1955年衛立煌由香港返回北京時，為避免國民黨特務暗殺，這才將胡須剃除。此外，他還頭戴瓜皮帽、圍上藍圍巾、足蹬老棉鞋、戴上大眼鏡，更有趣的是還在太陽穴上貼了一張膏藥。您說這打扮，就是他夫人都未必能認得出來。

        其實在北洋時代，曹錕的牛角胡頗為流行。牛角胡據說由德皇威廉二世“發揚光大”，此后在日本發展到“顛峰”，再由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帶回國內。

牛角胡的奠基人德皇威廉二世和發展至“顛峰”的日軍名將長岡外史        

        1920年代的中國軍人還都比較“含蓄”，他們既想效仿歐美的胡子風格，又不想做得太夸張，畢竟這類胡子不好打理，一不小心，就可能像黎大總統一樣，把原本牛角胡給留成了粗八字胡。所以中國軍人對牛角胡的處理方式是在“自然發展”后稍加處理，既易于打理，又能彰顯牛角風格，一舉兩得。曾任黑龍江代理督軍的萬福麟，東北講武堂教育長張厚琬、軍長岳盛宣都是如此。

左起：萬福麟、張厚琬、岳盛宣      

        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新一代革命軍人帶來新的風尚，胡子由長變短。國民政府時期，上至委員長蔣介石、“小委員長”陳誠，下到各級軍官，凡是留胡子的普遍不超過唇邊。

左起：蔣介石、陳誠、衛立煌    

        待到黃埔軍校生踏上歷史舞臺，蓄須反倒成了稀罕事，甚至連引領著年輕時蓄須風尚的保定軍校老師們也紛紛剃掉胡子。從抗戰時期的高級軍官合影上可以看到，唇上風光已經與北洋時期截然不同。

抗戰時期高級將領合影，一個留胡子的都沒有了。

意識形態下的“仁丹胡”與“衛生胡”        

        魯迅游西安時，到孔廟看歷代帝王像，“其中有一張是宋太祖或是什么宗，我也記不清楚了，總之是穿一件長袍，而胡子向上翹起的。于是一位名士就毅然決然地說：‘這都是日本人假造的，你看這胡子就是日本式的胡子’”（魯迅《說胡須》）。

        其實這種“向上翹起”的胡子在漢朝就流行過，而在民國初年的復興也確與日本有關。人們常在日本藥品廣告上看到這種胡子，無怪乎被認為是舶來品。連這種胡子的名字，也和藥品聯系在一起，這便是大名鼎鼎的“仁丹胡”。

漢代墓壁畫上留“仁丹胡”的男子

        二次革命時“黨人三督”之一的安徽都督柏文蔚，原本留的是大胡須，流亡日本歸來后便改蓄仁丹胡。國民政府成立后，他又改學“大家風范”留起了大胡子。

        

左：流亡日本前的柏文蔚；中：從日本歸來的柏文蔚；右：老年柏文蔚    

        大致上來說，凡留仁丹胡的，大都有留日或旅日經歷。如憲兵司令谷正倫、東北憲兵司令陳興亞、東北講武堂教育長王瑞華等，他們的仁丹胡都頗具特色。

左起：谷正倫、陳興亞、王瑞華      

        但在中國留仁丹胡也是有風險的，尤其是反日時期更會帶來生命危險。陸軍少將官成錕便是不幸的犧牲者。        

        五四運動期間，反日情緒空前高漲，上海地區進而產生“日人投毒”的傳言。1919年6月10日，時任浙江督軍署少將諮議兼駐滬調查員的官成錕著便服外出，在行至康腦脫路（現康定路）時，因其日式仁丹胡特征明顯，又穿著西式服裝，被蔣六根等七人誤認為是日本人，被視為投毒的嫌疑犯。由于官成錕只會說臺州話，與上海話互不相通，雙方溝通失敗，蔣六根等人手持農具鐵器發起群毆。雙拳終究難敵眾人，官成錕就這么被打死了。       

        巡捕房在事后逮捕了涉事人員，卻以“蔣六根供稱‘死者于數分鐘內在自來水籠頭旁來往溺便三次群疑’，以及茶館堂人蔡桂林等人證明”為由將人釋放。北洋政府也只是對官成錕的遺孀劉氏發放“一次恤金六百元遺族年恤金三年每年三百八十元”了事。堂堂陸軍少將因此喪命，著實荒唐！     

        說到這里，有朋友可能會疑惑，日式“仁丹胡”不是鼻子下面一個小方塊嗎？有篇講老電影的文章便寫道：“電影《地道戰》的鏡頭：烏云密布，野荻狂舞，日本山田大隊長揮著雪白的軍刀，小圓眼鏡片下的仁丹胡一撮，聲嘶力竭道：‘喲西，向高家莊馬家河進軍！’”

電影《地道戰》中的日軍山田隊長       

        這件事只要說個傳說便明了。淞滬抗戰期間，上海坊間傳聞街頭的仁丹廣告是漢奸張貼，日軍看廣告上軍官的胡子哪邊翹得高便向哪邊跑，能迅速搶占有利位置。試想，如果“仁丹胡”只是一撮小方塊，怎么指路呢？

日本森下仁丹的商標，該公司至今仍使用這一標識。    

        方塊胡子通常的稱呼是“衛生胡”，在20世紀初的歐洲廣為流行，就連德國元首和蘇軍大將都留這種胡子。據說這種胡子是一戰的衍生品，希特勒就因戴不牢防毒面具，才剃掉大胡子改留衛生胡。日本人脫亞入歐，很快將衛生胡學來，日軍大將土肥原賢二便是其中之一。

左：德國元首希特勒；中：蘇聯紅軍大將巴甫洛夫；右：日軍大將土肥原賢二

        和仁丹胡一樣，衛生胡也曾在中國流行。以“真愛國”自居的西北軍將領中就曾流行過衛生胡，恐怕是馮玉祥與蘇聯合作的衍生品。

左起：西北軍將領鹿鐘麟、劉郁芬、張之江、吉鴻昌

        衛生胡是國際潮流，但當時中國人最熟悉的還是報紙上與身邊的日本人。“九一八事變”以后，衛生胡在中國人心中逐漸變成日本人的特征。雖然留什么樣的胡子與是否愛國沒有直接關系，但身負衛國重任的軍人總不好留著敵人式的胡子，于是連一度留衛生胡的鹿鐘麟和張之江也都改了款式。     

“九一八事變”后的鹿鐘麟和張之江  

        胡子既然能用來辨忠奸，偽軍將領蓄起衛生胡似乎順理成章。說來巧合，同為西北軍將領的劉郁芬便沒有改變胡子款式，不知與他落水當漢奸有沒有關系。另一位汪偽上將楊揆一的衛生胡更加標準，如果不加說明，你會覺得他是哪國軍官呢？

左起：楊揆一、劉郁芬 

        其實，鹿鐘麟、張之江改款后的胡子才是日本軍人最常見的款式，上到軍人首相東條英機、小磯國昭、鈴木貫太郎，下到在中國無人不知的阿部規秀，都留這種胡子。只不過，這種胡子實在太過常見，不像衛生胡那么招搖罷了。

胡子的去留      

        當蓄須不再成為風尚，仍舊蓄須的人往往會給胡子賦予新的含義。否則便和革命元老、曾任陜西靖國軍總司令的于右任一樣，空留一嘴胡子，讓人把“于胡子”喊得比本名還響。

        話說抗戰時期有一孩童問于右任在睡覺時，是將胡子放被子外面，還是放被子里面。于右任一想，發現還真沒在意過此事，便在當天晚上睡覺時將胡子放在被子外面。不一會兒，他發現很不舒服。便又將胡子放到被子里，可又覺得不自在。就這樣，整個晚上于右任就為了胡子放被子里面還是外面而輾轉難眠。誰都沒想到一個孩童的天真問題竟將堂堂監察院長給弄得一夜未眠。胡子無用之說由此傳開。其實像于右任這樣留大把胡須的不乏其人，如上文提到的柏文蔚，還有孔庚、張瀾、沈鈞儒等退役將領及文人。

        長征時周恩來也留過一嘴胡子，據說是因為他發誓“不抓住蔣介石就不刮胡子”。近年來，周身邊工作人員又提出新說法，“在國民黨統治區留胡子，是對敵斗爭的需要”，“從中央蘇區經過長征到達陜北，一直留著胡子，主要原因是沒有能刮胡子的刮臉刀”，從其他中共領導人的情況看，后一點恐怕很難成立。

左起：于右任、周恩來

        抗戰時期的黃埔軍校生普遍不留胡須，到解放戰爭期間倒是出了幾個例外。黃埔一期最早當上師長的范漢杰在錦州被俘時一嘴胡須，頗有古人風范，另一位黃埔一期生杜聿明在擔任東北“剿總”和徐州“剿總”副總司令時也蓄起了胡子。“黃埔虎將”陳明仁在第三次四平之戰中因守城成功獲青天白日勛章，所拍的照片上也能看到唇上蓄了一捧胡須，而一年前的合影上他還是不留胡子的。這究竟是戰事緊急來不及剃須，還是蓄須以待戰敗轉移時掩人耳目？不得而知。

左起：范漢杰、陳明仁、杜聿明

        解放戰爭中，大批國軍將領在與解放軍作戰時兵敗被俘，他們紛紛進入全國各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教育。在此期間，大部分人都能認真學習以期迎來新的自由。但有部分不甘失敗或者說是對打敗仗并不服氣的將領，則出人意料地開始蓄起胡須。        

        根據沈醉回憶，曾任第12兵團司令官的黃維進入功得林后，胡子長到一尺五寸（約55厘米）時仍然不肯剃掉（管理所規定男性不能留須），其他同押人員因此開會批評他“思想反動”。黃維對此“緊閉雙目，如老僧打坐般紋斯不動”。等到別人說完后，他便“氣運丹田，一連放上三個響屁，以示不屑”，弄得諸人哭笑不得。但不管如何，這畢竟是個例，笑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