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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維助力國際政治“走出中世紀”
當今世界出現了一種明顯的二元分裂趨勢——現代化過程較為順利的國家日益世俗化,而現代化過程不太順利的國家則越來越宗教化。但是,世俗化的國家并未因此擺脫向外推行同一種價值觀的思維,而宗教化趨勢的國家增多則可能進一步加劇相互間的對立和猜疑。
世界能否擺脫這種思維,能否免于滑向萬劫不復的深淵?擁有“世俗理性”豐厚資源的中國肩負著特殊的責任。
國際關系必須是價值祛魅型
歷史上,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發動的長達兩個世紀的十字軍東征、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三十年戰爭,都曾給相關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如今,基于極端價值觀而引發的地區性沖突和戰亂依然嚴重威脅著國際和地區安全體系,如肆虐中東的伊斯蘭國。
歷史經驗表明,這種“己之所欲,強施于人”的思維對于國際體系的和平與穩定極具破壞性,并不適用處理國家間關系。
然而,“三十年戰爭”后掙脫神權桎梏的歐洲諸強并未汲取這一歷史性教訓,反而熱衷于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福音”,但隨之而來的往往是炮艦與征服,其結局是列強對世界瓜分后建立起龐大的殖民帝國。而冷戰后西方所歡呼的“歷史終結”無非這種思維的又一次回光返照。
不過,世界歷史永遠不可能止步于某處而徘徊不前,正如時鐘不會為任何人或事停擺一樣,人類歷史蘊藏著無盡豐富的多元價值,任何人為的扼殺與截取都將是徒勞而無益的。
在國際體系中,國家的最高道德是生存。國家的這一內在規定性決定了國際體系必須是價值怯魅型的,必須對所有試圖“一統天下”的價值輸出具有 “免疫力”。
中國的世俗理性
在現實的國際舞臺上,有些國家往往把他國視為有待改造或教化的客體,熱衷于推廣本國的價值和制度。以這種妄自尊大的態度和思維處理國際關系結果可想而知。
不得不指出的是,這種思維和行動在當代世界依舊十分活躍。為了突出自身文明的某些價值或特征甚而自矜功伐的干涉行為所在多有,極大破壞了當今國際體系的穩定與和平。國際政治如何“走出中世紀”繼續考驗著當代諸多大國的智慧和能力。
環顧世界上諸大國,中國卻是其中唯一在歷史上未受一神論思維支配的國家,因而也是“世俗理性”最為發達的大國。所謂“世俗理性”并不是摒棄信仰,也不是不重視價值和道義的作用,而是不把所謂的信條或價值絕對化,不把推廣或輸出信條或價值作為現實的目標。
中國的世俗理性其實更多強調的是在人際交往中體現的道德水準和靈活原則,而不盲目崇信所謂的先驗價值。
人們或許質疑歷史上的中國曾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竭力維護一種國際性的“差序格局”即朝貢體系,難道不是把“蠻夷”視為文化改造的對象嗎?但筆者認為其中存在諸多“成見”。
翻開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不少朝代如漢隋唐宋,與匈奴、突厥等民族的關系事實上是蠻平等的。朝貢體系不僅不是單向度的,反而是多向度甚至可逆的。除了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的王朝之間,他族王朝相互之間也存在朝貢關系。他族王朝曾向中原王朝朝貢,中原王朝向他族王朝朝貢的情況亦不罕見。因此,朝貢體系并非中國的“專利”。
更為重要的是,古代中國文化傳播從來不依仗堅船利炮,不伴隨戰爭與征服,而是平等的文化交融。“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映射的是中國古代文化上的自信。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唐朝的玄奘取經、鑒真東渡等等,主要依靠的是文化的自信與文化自身的吸引力,與異域文化進行和平與平等的交流。董仲舒說的“正其誼不計其利,明其義不計其功”所概括的恰是中國處理與“朝貢”國家關系的平等互利原則。
“世俗理性”可引領國際政治走出中世紀
捍衛國際政治的世俗化理性就必須剔除在國際政治生活中自命高人一等的彌賽亞情結,摒棄一切顛覆他國政權、教化他國的非法行為。
國際政治的世俗理性要求:首先把他國視為一個平等的主體,這是形成哈貝馬斯言說的“主體間”關系的前提。
其次,世俗理性保障國家自由而平等地參與國際事務,進而形成國家間維度的“公共領域”。因此,產生自某一文明體的某些價值也許在治國理政方面具有一定的普世性,值得他國學習或借鑒,但在國際政治中則不僅不是普世的,任何試圖將之強制輸出的思想和行動反而是激進而荒謬的。
國際政治的“普世價值”必然是中庸的。古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有踐行正確“義利觀”的中國,其文化中擁有國際政治“普世價值”的內在精神。
筆者認為,中國世俗理性的精髓可以概括為“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以此種世俗理性抑制一神論思維和彌賽亞沖動,引領當代國際政治“走出中世紀”,無疑是具有生命力的。同時,筆者深信,對于中國而言,在國際上倡導世俗理性亦是提升中國話語權和軟實力的重要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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