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三個民工將帶你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

        在三個民工上次的專欄我們提到：從傳統貿易數據看，中國在2009年就已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但是從OECD-WTO的增加值貿易數據（TiVA）來看卻不是這樣：盡管出口規模很大，但從增加值角度來看，即使在2013年，中國出口作為第一還是有些勉強。

        那么，這個結論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可能太過高估了出口對中國的重要性？

        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國內外的一些專業研究者也從類似的角度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結果發現：由于存在大量加工貿易，而且這種加工貿易兩頭在外，所以中國對出口的依賴程度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但是這些研究忽略了下面的事實：如果少出口一部手機，不僅僅張全蛋的心情會受影響，也不僅僅是日本東芝公司向富土康少出口了一塊NAND閃存，還意味著東莞某個工廠向東芝公司也少出口了一個半導體組件，同時，富土康工廠鎮小巷子里的早點攤也會受到影響！另外，NAND閃存的生產減少，引發了日本東京電力公司進口的能源也會減少，接著俄羅斯石油大亨的收入下降，然后也會影響到中國對俄羅斯的出口。如是云云。

        所以，如果只是簡單的說中國的加工貿易“兩頭在外”，這種描述過于粗糙。即使在iPhone的例子中，除了富土康，還有很多其他上、下游生產者，都在通過不同的渠道、甚至是以超越當事人自己想象力的方式，參與到了這個全球價值鏈條之中。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在金融危機期間，也就是2008年末到2009年初，出口貿易在某些月份刷出了－40% 的同比增速！轉眼間，之前的過熱變成過冷；“民工荒”也轉變成了數千萬農民工的返鄉潮。這種實際沖擊程度，大大超出了事前部分專業人士的預估水平。

        再從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來審視一下“抵制日貨”的雙向影響。假設相關部門禁止日本企業在中國生產各種液晶面板，或者由于某種原因，日本企業放棄了在中國的液晶面板生產基地（注意，是假設），那么這時候：兩國之間，相關的中間品貿易就會明顯收縮，也就是中國對日本出口、日本對中國出口都會下降；在此基礎上，中國和日本的就業、以及兩國對其他國家的出口也會減少。

        2014年，有一篇論文認真的分析了《中日關系緊張對雙邊貿易的影響》，雖然這篇論文并不是全球價值鏈角度的研究，但其結論還是與這個角度契合的：假定中日關系維持在2010年撞船事件之前的水平保持不變，那么由于雙邊關系緊張，2012年中國對日本出口潛在損失約為316億美元；而日本損失約為374億美元，高出中國約18%。

        殺敵一萬，自損八千。從上面的數據來看，在這場互戕中，中國似乎獲得了慘勝。不過對于三個民工來說，數百億美元的出口損失，還只不過是個抽象的天文數字。在這些數字背后，到底對應著多少的貿易增加值，這個價值鏈上損失的就業又是多少？

        從出口總值中包含的國內增加值比率來看，日本和中國分別為85%和67%。按照這個比率進行粗略的估算，則2012年中日兩國由于出口損失，導致國內增加值的損失分別為：213億美元、319億美元。這么看來，日方損失是中方的1.5倍！慘勝似乎要改寫成完勝。

        接下來一個問題是，雙方的就業損失是多少？如果按照人均創造增加值的口徑——人均GDP，則2012年，日本是4.7萬美元，中國為0.6萬美元。根據這個口徑，日本和中國損失的就業分別為68萬和350萬。這是因為日本的人均GDP更高，所以實際上，相同的出口貿易減少，對中國就業產生的影響會更大。這里對中國就業的實際影響，便是日本的5倍之多！

        但實際上，人均GDP還不算是嚴謹的計算依據。因為一個國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參與到就業市場當中。讓童工工作，這是非法的；跳廣場舞的大媽們一般也不會去投簡歷找工作。一般地，認為15歲到64歲之間的人具有勞動能力，即便在這個年齡段當中，也有很多人在讀書，或者自愿做全職太太。

        所以，實際就業人口數量會大大低于該國總人口，而每個勞動力平均生產的GDP，也會大大高于人均GDP。世界銀行提供了各國的勞動力人口、勞動參與率數據，根據這些數據進行計算得到兩國每個勞動力生產的GDP，然后再計算得到：2012年日本和中國的就業損失分別為26萬、154萬。中國的就業損失，接近日本的6倍！

        計利當計天下利。不過以三個民工的升斗視野，總是難免過于狹隘。但是我們一定要清楚的是，在我們抵制日貨時，我們到底在抵制什么？全球價值鏈，則是有助于理解這一問題的角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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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學術民工”——本專欄由徐奇淵、李曉琴、楊盼盼倒班為您特供。專欄主要生產全球價值鏈的科普文章，也順帶打磨世界經濟熱點。希望用談風月的心情談談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