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申奧功臣、原國際奧委會執委何振梁先生已經離我們而去，但是在老人家逝世后，國家體育總局幾乎沒有任何專門針對何老的悼念或者緬懷?？偩止俜矫襟w《中國體育報》當天也并未對何老的辭世做報道。

        這些不尋常第一時間引起了外界的廣泛關注。

        部分《中國體育報》采編人員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是上面不讓報道。而中國體育圈曾經和何老有關一些爭議口水，也被再度放大。

        事實上，一些在國際舞臺上出盡風頭的中國體育官員，回到國內往往免不了遭遇冷落。

國家體育總局有點“冷靜過頭”        

        與總部遠在歐洲的國際奧委會相比，中國體育總局的反應慢了不止一拍。

        直到1月5日，體育總局才在官網相對不起眼的“消息發布”欄目上公布了《何振梁同志逝世訃告》，其正文部分即便把“特此訃告”都算上也只有123個中文字，與國際奧委會的相關報道形成了鮮明反差。

        而在官網的其它位置上，也看不到任何專門針對何振梁的悼念或者緬懷。

        這說明中國已經忘卻何振梁老人昔日的諸多貢獻嗎？當然不是。在各大門戶網站對于何振梁逝世進行報道的新聞之下，都有大量來自于普通網友的留言，人們紛紛感謝何振梁為中國體育事業尤其是申辦奧運所做出的貢獻。

        包括霍震霆、魏紀中等人在內，還有不少老朋友也專門對于何振梁進行懷念。

        但在這些聲音中，唯獨缺少了來自國家體育總局以及高級官員的表態。包括與競相介紹何振梁生平的市場化體育媒體相比，在國家體育總局主管的《中國體育報》的1月5日版面上，依然只有不咸不淡的各類會議報道，卻沒有為何振梁留出任何空間。

        要知道，就連《人民日報》當天都在體育版用了將近半個版面報道《那個助力中國圓夢奧運的人走了》。與之相比，《中國體育報》對于版面和文字的吝惜實屬異常。

        或者說得更直白一點，與國際奧委會、中國民間以及其它部門相比，國家體育總局如今的態度似乎有點“冷靜過頭”。

與何振梁有矛盾的未必只有一個袁偉民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人們不由得想起國家體育總局前局長袁偉民在2009年出版的那本《袁偉民與體壇風云》，書中曾指責“國際奧委會資深的中國委員”在主席選舉過程中沒有聽從組織安排，還質疑“真不知道他的目的和動機究竟是什么”，這被外界視為將矛頭指向了何振梁。

        對于上述內容，何振梁之后曾經進行過駁斥，也等于在一定程度上將自己與袁偉民之間的矛盾公開化。

        實際上，與何振梁之間存在矛盾的未必只有一個袁偉民。早在2007年，也就是舉國迎接北京奧運會的特殊時刻，《中國體育報》就曾刊發一篇名為《申奧六鱗》的文章，其作者是原國家體育總局黨組書記李志堅。

        文中同樣暗示何振梁不該享有“體育外交家”、“奧林匹克外交家”等美譽。有媒體記者表示，體育總局內部還有其他官員表達過對于何振梁的不滿，理由則是不喜歡對方總拿國際規則說事，認為這并不應該成為何振梁對于各類事務指手畫腳的理由。

        對于以上爭執的孰是孰非，在何振梁老人已經故去的今天，也許沒有必要再進行各種探究。但問題在于，無論在行事風格上存在多少爭議，至少對于何振梁曾經付出的努力和貢獻，國家體育總局沒有理由熟視無睹。

        在各方紛紛表示哀悼的大環境下，哪怕僅僅出于最起碼的禮貌，似乎也不應當像如今這樣進行“冷處理”。會被這種冷漠傷害到的，并非僅有何振梁及其家屬，更包括還對中國體育報以熱情的各界人士。

國際規則游刃有余，卻難以招架“潛規則”

        仔細回想起來，一些在國際舞臺上出盡風頭的中國體育官員，回到國內往往免不了遭遇冷落的下場。

        比如在“抽進世界杯”的2001年，張吉龍曾被無數球迷戲稱為“龍哥”，其在民間的威望達到了頂點。但也正是從那時開始，張吉龍在中國足協內部被逐漸邊緣化，昔日功績反而成了“功高蓋主”的把柄。

        接下來盡管足協掌門人如同走馬燈般地被更換，可張吉龍的地位始終尷尬。甚至即便在他代理亞足聯主席期間，依然難以獲得來自國內的鼎力支持。

        如今張吉龍仍然擁有國際足聯執委的頭銜，但是他只不過是一位已經在總局退休的體制外人士，并沒有多少讓對方“發揮余熱”的打算。

        那些在國際規則中游刃有余的人士，卻未必能夠適應國內體壇的種種“潛規則”。

        比如何振梁、張吉龍遭遇的種種非議，何嘗不是因為北京申奧成功和國足世界杯出線的緣故？

        正因為有這樣的歷史在前，所以我們今天對于國家體育總局態度的關注，并不只是為了替何振梁個人討取應有的禮遇，更希望借此在國內體壇喚醒最起碼的感恩之心。

        拋開曾經的爭議，善待每一位曾對中國體育做出貢獻的人士。相比在獎牌數字上的豐盛收獲，為社會公眾樹立正確的道德標桿，可能才是中國體育當下更應當做到的事情。 

（本文系作者授權刊載，原載于鳳凰體育方正宇專欄，部分措辭有調整，小標題為編者后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