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張五常（經濟學家）

        主題：從哲學角度看經濟解釋

        時間：2014年12月26日

        主辦：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王亞南經濟研究院

        【編者按】

        “24歲之前，我沒有念書，在街頭巷尾到處跑，這對學習物理可能沒什么幫助，但是對經濟學很有幫助。”近日，世界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在廈門大學開做了一場題為《從哲學角度看經濟解釋》的講座。講座中，他以幼年在廣西農村成長的經歷與后來享譽學界的《佃農理論》之間的關聯為例，指出經濟解釋不能高居廟堂之上，而應該深入街頭巷尾。講座中，他還提及了自己在78歲時完成的著作《經濟解釋》。張五常說，這本推翻了很多傳統經濟學理論，是從哲學的角度來看經濟解釋。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對張五常講座內容的摘錄：

深入街頭巷尾的觀察，對經濟研究很有幫助

        現在從事不同經濟學的人有很多，我現在都不想批評他們了。就像我的老朋友黃有光，他從事的是快樂經濟學，想證明人是不是那么快樂。幾年前，我批評得很厲害，我說，這算什么學問。可是人各有志，他喜歡搞快樂經濟學，我們又不能不讓他快樂。所以我只想說說自己搞的經濟學。

        我走這樣的路線是有很多原因的。每個人的際遇不同，我的際遇也很特別，是好還是壞，我不知道。對經濟學怎么看，是跟我的成長有關的。你們知道，大概在我五六歲的時候，日本人打到香港，香港淪陷，我就去了廣西桂林，后來去了柳州，最后去了一個叫平南的地方，在農村住了一年。那時候沒有吃的東西，連稀飯都沒有，番薯要吃爛的。聽過木薯嗎？這是有毒的，需要在水里泡好久。我過了一年饑荒日子，在農村長大，天天在田野里跑。但是這一年，對我后來寫論文很有幫助。

        看看國內出版的我的論文第八章，這是最讓老師震驚的一章，而不是我的理論的那章。理論那章，在美國引起爭論，但是我的老師對第八章感到震撼。你怎么證明在中國臺灣的土地改革中，如何管制土地的分成率？怎么可以證明到邊際產值？地主自耕跟在佃農的土地上種植，有什么不同，從何證明？這是很難的。關于中國臺灣的土地改革資料很多，不同地區，產量各是多少，什么產品，每年都不同。這些資料在臺灣土地資料年鑒中很詳細，當年有這么詳細的資料給你，你怎么證明邊際的大小和方向？不可能做到。這都歸功于我在廣西的經驗。那一年，我天天在田野里跑，看農戶怎么種植。甘蔗、茄子、白菜、青豆，我都見慣了，所以當我拿到數據的時候，我的頭腦中就浮現出那些畫面，于是就證明出來。我解釋到這里，我的導師都震驚地跳了起來。

        后來，在芝加哥大學，有一位亨利?約翰遜教授，他很高傲。我說我論文的第八章，就是來證明土地的邊際產量怎么變，勞動力的邊際產量怎么變的。他在我的文章開頭寫，這是不可能的事，這個人發神經。但是他看到最后，再寫評語，說這一章真偉大！但是我沒有用到任何統計分析，回歸分析，我知道它是怎么發生的，數據怎么支持，經濟怎么改變，就是因為我在廣西的那一年，那些數據對我才有意義。因為我去農村住過，所以看到數據，一幅幅地圖就在腦海中浮現出來，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所以一個人的際遇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個人際遇如何，會影響到以后的經歷。當年我沒有機會念書，后來念書也不成，戰前戰后到處跑，還跟父親做生意。這些生活，我對街頭巷尾的這些觀察，對我以后的研究都很有幫助。那些名校的博士，讓他們到大街上看看，他們不知道在發生什么事情，讓我去看看，街頭走一圈，我就知道經濟狀況如何，我就能寫幾篇論文出來。

在科斯錯的地方學的比對的地方更多

        我在24歲的時候，才有機會去讀大學本科，已經超齡五六年了，還要從頭開始學英文。所以哪里要我我就去哪里。我去加州大學，就是現在名氣很大的UCLA，我也不知道怎么進去的，我開始都不知道這個學校的存在。進去以后，我拼命努力，兩年后，就本科畢業了，進入研究院學習。這時奇跡開始出現了。當時的UCLA經濟系實力非常強，很多當時籍籍無名的學生后來都成了有名的經濟學家。那時候學習弗里德曼的價格理論，有一本書，Price Theory（《價格理論》米爾頓?弗里德曼著），是很重要的書，進教室人手一本，都不用老師介紹。第一章很短，從第二章講起。一打開有一張需求曲線的圖表，講消費者盈余。美國課堂提問不需要舉手，我就大叫說，這個圖錯了啊！全都證錯了！老師讓我到黑板上證明，結果證明弗里德曼確實錯了。下面的同學看了我的證明，就寫了一封信給弗里德曼，告訴他書上寫錯了。再次出版的時候，弗里德曼就特地感謝了那位同學，其實應該感謝我哦。當然后來我跟弗里德曼成了好朋友，我也沒有告訴他這件事。我的婚禮也是他主持的。其實他的很多理論都錯得一塌糊涂，但是不能說他不偉大。錯誤不代表不偉大。

        再比如科斯定律，沒有一篇比它更重要的文章了。我讀了好多年，紙都翻爛了。后來我見了科斯，跟他說這非常重要，他后來拿諾貝爾獎的時候，特地說，是我告訴他這理論的重要性，一開始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但是這么重要的文章，錯得一塌糊涂，它假設交易費用為零，研究市場的行為，但是交易費用為零根本就沒有市場啊。科斯同意我的觀點，但是那篇文章還是百年一見的好文章。那些批評科斯的人根本沒有弄懂科斯在講什么，而我在科斯錯的地方學的比對的地方更多。

物理中的均衡是事實，經濟學的均衡不是事實

        在加州大學，也是出奇跡的地方。很多名師都花心思教我，比如卡爾納普，是最厲害的哲學大師，在教本科一年級，我也去聽他的課。他也是從事邏輯哲學的研究，關于經濟學的哲學研究在加州大學也是熱了幾年。我在念本科之前，經濟學的定義是馬歇爾給出的。我去念本科的時候，就改用倫敦經濟學院羅本的定義了。1960年代，經濟學是有定義的，但是我不知道經濟學的定義。我后來去書店看曼昆的《經濟學原理》，我都不知道他說的是什么。你去問十個經濟學教授經濟學定義，大家的答案都不同。

        關于經濟的解釋，去街邊問，每個人的答案都不同。但是從哲學邏輯角度看，我這一種是很特別的，在比較狹窄的角度來解釋。你信風水嗎？這也是一種解釋，確實有人相信，它才會存在幾千年。但是它是科學嗎？不是我們今天講的科學，但也是學問。那些盜墓的，都是先找風水先生去找出好的墓穴，這是很神奇的故事。因此解釋是有很多種的，我還是用我的際遇來說明。24歲之前，我沒有念書，在街頭巷尾到處跑，這對學習物理可能沒什么幫助，但是對經濟學很有幫助。就像現在我批評價格分歧理論，我認為全盤都是錯誤的，因為他們不知道細節。這個世界很復雜，如果不了解細節，是很無稽的。我了解這些細節，就能發現很多理論的不足之處。譬如說貝克爾，我很佩服它的分析能力和想象能力，但是他這么大名氣，看他講中國，說成傻子一樣。

        再講一個例子，我寫過一篇文章，講票價理論，主要講為什么優質座位價格比較低。寫這篇文章我只花了幾個晚上，調查了沒多久。寫完我自己覺得很有趣，把論文寄出去給朋友看。座位是分組定價的，好的座位價格高，差一點的就便宜。但是我發現貴的位子都是先賣完的，這是怎么回事呢？為什么便宜的賣不出去呢？我想到的很簡單的解釋是，假如好的位子價格不偏低，賣不出去的話，那些買了便宜座位票的人就會坐到優質座位上去；而好的位子賣出去，觀眾就可以保護自己的座位不被其他觀眾占用。我到香港的劇場去看了幾個晚上，跟那些賣黃牛票的也交流了一番。回到美國之后，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優質座位為何價格偏低》。文章很有趣，后來碰到貝克爾，他說芝加哥大學看了這篇文章的所有人都說這文章錯了。我說為什么錯？所有人都認為我錯我就錯了嗎？我有沒有理論假設，有沒有驗證，是不是很有趣？他說“是”。我說，那你還要求什么？這都是所謂芝加哥學派的天才，他們的品味的確很平凡。這種文章不需要對的。后來我就提到香港置地問題，香港有個很大的置地公司，把土地以比市價低百分之十的價格出租，讓人排隊去租他的地，因為這樣的話，現有的租戶迫于壓力就會及時交租金。所以我最后的結論，優質座位價格偏低，先坐滿了，監管的需求就下降了。我只寫了兩三筆，但是后來被人繼續發揮就成了效率工資理論，拿了諾貝爾獎。但是我認為效率工資理論都是錯誤的。

        這篇文章很難嗎？一點都不難，每個同學都能寫出來，不需要什么天才。這篇文章發表于1976年，有30幾年了，還存在。文章要傳世不是那么容易的。有音樂天分，作曲能傳世，蘇東坡的文章很好，也能傳世；但是經濟學的文章傳世不容易。單從好奇心來寫的文章，以我的經驗，要傳世是容易的。被逼著寫的文章，為研究資金而寫的，被人管著寫的，那些文章都不行。看我當年寫的《蜜蜂的寓言》，《佃農理論》都還在，但是有人說我寫中文文章不算學術。我的回應是，你們寫的英文文章讀起來就跟中文一樣，我的英文文章就是英文文章，文采斐然。就像楊小凱，說我不會用數學，他說如果張五常會用數學早就拿諾貝爾獎了。我的回應是，楊小凱用數學用得多的原因就是他不會用英文。不能把經濟學當成物理來搞，物理中的均衡是事實，但是經濟學的均衡不是事實。

        我生平做過很多事，攝影、書法、收藏、寫散文、搞經濟學。我個人的感受是，寫字寫出好的作品，或者拿金牌，三天后就忘了，滿足感、高傲感很快就沒了。經濟學是不同的，我四十年前寫的東西，當時的感受現在還在。《佃農理論》也是我一個晚上想出來的，一個圖表一個答案，那種興奮我現在還記得。我所有發表過的英文文章，都比不過我現在出版的這本書，因為這里面都是沒有人講過的，我把傳統經濟學都推翻了，它給我帶來的興奮會持續到我死去。

經濟學是一門需要驗證的社會科學

        談到哲學角度的經濟解釋，經濟解釋可以走自然科學的路，所以可以這么說，經濟學是唯一用自然科學的路子的社會科學。什么意思呢？就是公理性，其它的社會科學，歷史、社會都不是公理性的，只有經濟學是。公理性的科學有能夠驗證的需求，即可證偽。沒有公理性怎么驗證？所以經濟學就是一門需要驗證的社會科學。有甲的出現，根據公理推出，有乙的出現，沒有乙就沒有甲；假如沒有乙就有甲，那就推翻了。我走的是驗證這條路。

        這個問題，我跟我的老師也有分歧，跟一些名家朋友也有分歧。在驗證的問題上，假如你說下雨天上會有云，如果沒有云就有雨，那就推翻了你的假說。我跟老師分歧的地方，后來很嚴重，而且我開始不滿意貝克爾的分析。一個問題你要能夠驗證才可以。1968年，我在芝加哥，老師也在，我們吃中飯的時候，我跟他提出，我為什么會提出佃農理論分層合約。我想到偷懶這個問題，舉出香港的例子。一個人抬石頭下山，一次50斤，兩個人一起能抬130斤。但是如果合作的時候甲乙把重量互相往對方推，就連100斤都抬不到了。這個卸責，也就是偷懶的問題我現在還不明白。人為什么會偷懶，這都涉及到博弈論，機會主義。但是云能看到，雨能看到，博弈論和機會主義我怎么去證明呢？看不見的東西怎么證？在物理學上的均衡拿到經濟學上，就從能看見的東西變成看不到的了。經濟學哪里有什么均衡？記得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博士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我也去聽，一個南美的學生，眉飛色舞地分析外匯市場的均衡。我聽不懂，拍桌子站起來，我說你看看外面的市場，哪里有什么均衡？我看不到，你怎么這么厲害？不變就是均衡嗎？芝加哥這么出名的大學，怎么教這么多垃圾？全場鴉雀無聲。后來一個日本教授出來圓場，說我們教的不是經濟學，是數學游戲。

        所以，有公理性的科學是需要驗證的。還是甲乙的關系，甲乙一定要能看得到，否則怎么證明呢？經濟學走自然科學的路線，就會遇到這樣的困難。經濟學中，均衡看不見，需求曲線中的需求量就是個概念而不是一個事實，又講效用最大化，可是效用是什么呢？在這個問題上，在觀察這件事上，我跟傳統分歧很大。我最近寫的這本一千多頁的書，說明傳統經濟學都是錯的，傾銷是錯的，壟斷是錯的，來來去去都是這樣的。看不到的東西是很難搞的。

        所以為什么我的理論跟別人不同呢？第一，我重視觀察的真實性。無從觀察的量，一概不用。我唯一用的是需求量，這一點不能不用，其它都不用，而且就是這一個量，我也想到了改進的辦法；第二，我重視交易費用。這一點不可忽略，要怎么處理它。我永遠不會假設交易費用為零，永遠會考慮它重要與否，重要的就用，不重要的就不用。我認為傳統的理論在這一點上是有問題的，比如科斯定律中最大的問題就是這個問題；第三，我重視細節。不重視細節怎么解釋經濟問題？價格分歧理論，捆綁銷售，都錯得一塌糊涂。要從整體上，把細節都看清楚，整幅圖畫都描繪出來。我寫蜜蜂那篇文章，開始十幾頁我都在說蜜蜂怎么飛，蜂房多重。寫完后，美國最有名的報紙編輯說，他要發表，但是要把開頭刪掉，我說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節，這是細節；第四，我重視合約的結構。不管是成本還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合約是什么樣子的，這樣才能知道經濟狀況。我喜歡從監工合約角度來看；最后一點，我重視租值消散。但是這么重要的文章只有我自己在寫，怎么解釋租值消散，適者生存。

        經濟學的東西，一定要用事實來解釋。比如成本的概念，要用人的行為來解釋，去問那些商販成本是什么。就好像十幾年前提出的一種成本概念，不是我的理論，是馬歇爾的，不過完全錯了，我拿來解釋，大家就都認同。所以在經濟學上，很多東西都是空中樓閣，你要想怎么樣才能把它整理出來，那些無稽的東西我從來不用。要多了解真實世界，那些公理你要去了解，不是有公理才解釋那些行為，而是要用人的行為，去對公理加以闡釋，這些才是花時間的。

        現場問答：

        問：如果經濟現象是可把握的，為什么從來沒有經濟學家登上福布斯富人榜？

        張五常：假如經濟學家可以看到市場，準確推斷的話，這個市場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另外，時間上的問題是很難掌握的。我一早就看到中國樓市的形勢，但是1991年我代理一個基金進行投資，南京最好的一部分地，卻全都輸光了。時間上沒有把握好。

        研究經濟學的人比一般的人賺的多嗎？我講兩個故事。菲利普?費雪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曾經賺到過1億美元，但是最終以破產收場；凱恩斯正好相反，開始賠錢，但是以賺錢收場。他們兩個人都是從事金融的，都拿到過諾貝爾經濟學獎，我媽媽不識字，可是很少人投資跟她一樣厲害，如果識字可能就不得了了，這是意識的問題。有些人意識就很好，比如李嘉誠，但是不一定是那么聰明。所以經濟學家一定比別人賺的多嗎，不一定，比街邊的人高一點。不過這只能說明很多經濟學家是不行的。我的投資回報率呢？因為我用的不是自己的錢，是基金，所以成敗無所謂。雖然成績最終是好的，但這跟我搞經濟學有關嗎？不知道。有些不識字的人比我厲害得多。所以，經濟學家能看清大勢，但是時間上很難把握。

        問：您現在是否還有興趣到內地農村，去看看現在的農村與您當時經歷過的農村有什么變化？

        張五常：你在外面找，沒有多少我這么長命的。79歲了，你要我去哪里。農村的問題，你們年輕人應該去關注。幾年前在貴州，很窮的一個農村，村長請我吃中飯，結果爭論起來，到底有多少人是離開農村去城市工作了。我說四個人得走三個，他說沒有這么多。結果我們都對。從全村人口來說，四個人沒有走掉三個，但是從工作年齡人口來說，四個人確實走掉了三個。我很高興看到這樣的現象，農民不轉去工業，那怎么實現發展。我當年說過，85%的農業人口，要減少到20%才有希望。每個人都當我是傻子。而現在事實上，工作年齡人口四個當中離開三個。

        這又讓我想到大學的制度問題。我們有很多出名的學生，很多出名的年輕人，為什么中國的大學還是這樣子？數文章的制度是最壞的制度！教授升級要數文章，如果當年我被逼著數文章，我一篇都寫不出來。大部分文章是不經過評審的，不能算數，那你來寫給我看看！而且高傲一點說，有誰有資格評審我的文章？我當時寫的文章，稿子還沒寫好，每個學校都搶著要。假如你真的懂經濟，哪有時間去評審文章？會寫的話就不會去評。現在大學太復雜，又搞課題又搞人際關系。假如大學制度不改的話，真是不行的，這么多重要的年輕人怎么辦。但是你們對中國懷疑嗎？科斯對中國從來沒有懷疑的，科斯這么喜歡我就是因為我是中國人。學校的制度要改的話是可以改的，可以等。

        （本文根據廈門大學講座網提供的內容整理，未經演講人審訂，錄音整理：趙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