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蔣介石日記：孰是孰非？

        2005年1月10日，蔣介石的孫媳蔣方智怡正式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簽署合約，將蔣介石日記手稿（以下簡稱“蔣日記”）暫存胡佛研究所，時間為50年。到今年為止，正好過去十年。

        現存蔣日記實際起于1918年、止于1972年，長達54年，對蔣介石成為最高領導人前后的心路歷程及諸多不為人知的政壇內幕均有記載，是了解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軍事、財經、社會文化的珍貴史料。日記手稿原存放在臺北蔣介石官邸，蔣去世后由蔣經國保管；1988年蔣經國去世前交付給幼子蔣孝勇，1996年蔣孝勇去世前囑咐其夫人蔣方智怡女士做妥善管理。

        2000年，臺灣地區發生“政黨輪替”，民進黨上臺后臺灣政治氛圍變化，出現了一系列“去蔣化”的動作。蔣方智怡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在接受媒體訪問時稱“蔣公日記屬于全體中國人民”，但需要找到一個既專業又有聲望、公正客觀的單位才能交出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兩位學者馬若孟、郭岱君前往接洽，最終說服蔣方智怡將日記存在胡佛，并從2006年3月開始逐步向讀者開放了手稿復制件。

        郭岱君告訴澎湃新聞(www.kxwhcb.com)：“當時蔣家認為日記放在臺灣不妥當，而胡佛檔案館對歷史檔案的保存、修復、保護和開放的設施都是世界一流的，所以選擇了胡佛檔案館。”

        然而由于蔣介石身份的特殊性，日記的公開受到萬眾矚目，亦引發諸多爭議：蔣日記是私有財產還是公共財產？是否應該存放在外國？其中有許多涉及個人隱私的部分，是否應該公開？

        宋曹琍璇是宋子安（宋子文幼弟）的兒媳婦，也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她曾應宋子文家屬之邀審讀開放前的宋子文檔案，后又受蔣家后人委托對蔣介石日記進行初讀，看是否有內容不宜開放。她向澎湃新聞強調：“蔣日記是暫存（deposit）胡佛檔案館，蔣家隨時可以取回，只需提前2個月告知胡佛。如果有一天臺灣準備好了，它就可以回去。”談到日記開放的決定，郭岱君表示，“日記是非常私人的東西，蔣家大可不必拿出來，他們沒有這個義務。但最后胡佛從學術價值、還原歷史的角度，說服蔣家開放日記給學者研究。”

        日記開放過程的確頗為曲折。

        蔣介石最后一任秘書秦孝儀的學生潘邦正曾和宋曹琍璇一起做初讀日記的工作，用宋曹琍璇的話來說，“他是政治上敏感問題的顧問。”日記前十年，有部分內容坦率地記錄了蔣介石早年生活的浮浪，秦孝儀等人認為這些內容不必公開，以免影響“蔣公”的形象。宋曹琍璇則力爭“還原他為一個活生生的人”，把“成長的十年日記”全部開放。郭岱君也表示：“我們當時跟蔣家說，相信不會有學者拿他早年時候的生活來批評他，因為他同時還是年輕的革命者。果然，日記開放了那么多年，沒有任何學者，即使是最左派的、最反蔣的學者，也都沒有拿他早年的生活來批評他。我想日記不但使我們對蔣本人有一個重新認識，對整個近代史也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宋曹琍璇曾竭力游說蔣家。“一開始蔣方智怡說，每過一年，則開放一年的日記。日記有五十多年，我跟她說我活不了那么長。她沒有完整看過日記，我跟她講，以我看完的感受，我覺得蔣公日記越早開放越好，這對整個中華民族會有很大的建設性的影響。”

        郭岱君特別推崇宋曹琍璇和宋仲虎夫婦的支持，“他們兩位懂歷史、尊重歷史，因此，宋子文檔案全部開放，一片紙都沒有保留。 蔣日記也是一樣，除了早年一些家里的隱私外，30年代以后的日記可以說是全部開放。”

        目前對蔣日記影響最直接的紛爭，應屬蔣經國孫女蔣友梅與蔣方智怡的官司。蔣友梅認為，蔣方智怡無權擅自處理蔣介石日記，于2009年在臺灣提出日記所有權訴訟，一時引來外界議論紛紛。盡管蔣友梅最終撤訴，蔣方智怡也提出和解協議，但所有權一事至今沒有明確說法。原本已經排印就緒、準備公開出版發行的部分《蔣介石日記》也因此而耽擱。

        2013年，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為避免牽涉蔣家所有權的爭議，在美國加州法院遞交訴狀，由法院諭令蔣家家屬自行解決他們對蔣介石日記的所有權爭議，以便順利把這份史料交給合法的繼承人。

        “家屬在蔣日記所有權上有不同的意見，耽擱了出版時間。我們現在還在協商。目前大部分家屬希望日記送到臺灣的‘國史館’保存。”宋曹琍璇告訴澎湃新聞，“出版是有希望的，但是要達到共識需要時間。尤其我們希望今年紀念抗戰七十周年時能出版一部分關于抗戰的內容，蔣介石畢竟是當時的統帥。”

“盛況空前”：從學術界到娛樂圈，哪些人查閱日記？

        臺灣學者呂芳上曾說：“能用這樣一位政治領導人的私人日記作學術研究，恐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事。海峽兩岸及海外，往赴閱讀蔣日記之學者，遂絡繹于途。蔣日記及蔣的生平研究，幾乎成為近代中國史研究的新‘顯學’。”

        此前公開的民國要人檔案、日記不少，蔣介石檔案（國民黨遷臺后存桃園大溪，又稱“大溪檔案”）也已于1990年代在臺灣“國史館”開放，其中有他1923-1972年間執掌大陸及臺灣軍政期間的大宗文件。但這些檔案引發的公眾關注都未及蔣日記的公開。

        據介紹，日記開放之初，一天有幾十人前往查閱，對于這個位于地下一層的安靜檔案館來說可謂“盛況空前”。“我們要開兩個閱覽室才可讓學者都能坐下看日記，”宋曹琍璇告訴澎湃新聞。

        “去得最早、最多的就是來自大陸的學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景平說。他自2006年起每年前往胡佛查檔，對“盛況”有切身感受。“從社科院到一般高校，從沿海到內地學校，乃至其他個人、機構，爭先恐后。蔣日記仿佛是一個檢驗器，檢驗民國史研究機構對海外一手資料的重視程度。”

        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楊天石就是“最早”去的學者之一。他于2006、2007、2008、2010年四次前往胡佛，前后待了10個半月，來來往往的學者同人多到記不清。“2010年龍應臺也去了，她要寫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臺灣的歷史，來看檔案。朋友來打招呼，說如果她有需要，希望我毫無保留地幫助她，我當然答應。”楊天石說他們后來也沒有真的討論寫作的內容，不過還是常和臺灣的學界朋友聊天。

        浙江大學教授陳紅民于2008年、2010年兩次赴美查閱日記，他記得同在那里查檔的還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金以林、黃道炫，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段瑞聰，日本大東文化大學教授鹿錫俊，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楊天石，南京大學教授李玉，臺灣學者呂芳上、林桶法、陳立文等人。

        

        胡佛檔案館里的蔣介石日記手稿不允許復印，只能用館方提供的紙、筆手抄。在最原始的方式面前，不論這些學者如何心急如焚、迫不及待，也只能耐住性子一頁頁抄錄。據說斯坦福大學曾出現一種兼職工作，就叫“抄寫蔣介石日記”。然而雇傭抄寫畢竟是少數，多數人、多數時候還是只能靠自己。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于2007-2009年間先后派出10余名研究人員赴美，抄錄1918-1952年的蔣日記，后又派專人駐美一年，將錄入打印的文稿與原稿核對。據副所長金以林介紹，這一項目得到社科院的外事經費資助，目前這份日記抄件供研究使用。

        陳紅民就帶了一個幫手——太太。陳太太并非文史工作者，起初以為到美國可以四處旅游，沒想到跟著陳紅民的“深度游”太“深度”，每天都在檔案館地下一層。抄到后來，即便是有些極難辨認的蔣介石字跡，陳太太也能夠認出。“鹿錫俊教授的太太幫忙抄了一年的日記，一開始是鹿教授告訴她該抄什么、不用抄什么，到后來她能反過來給鹿教授提建議，這里為什么不抄？”陳紅民笑言，“鹿太太也成了半個專家。”

       

        但感興趣的遠不止學者。根據胡佛檔案館的規定，只需出示有效證件，任何人都可以查閱日記。“斯坦福的學生、附近硅谷的上班族、在美國幫子女帶孩子的老人，來學習訪問的政府干部、甚至一般游客，都有來看蔣日記的。有些純粹是出于好奇，也有些是業余歷史愛好者，甚至有人因此轉而走上研究的道路。”陳紅民告訴記者。

        西南大學的研究生周昌文告訴澎湃新聞，2014年夏天他在胡佛查閱蔣介石日記，“因來看蔣日記的人很多，胡佛直接把供查閱的復制件放在閱覽室，而不是地下檔案庫。”他曾見到一對40歲與70歲的臺灣父子來抄日記，碰到有趣的內容便停下討論；還曾見到著名音樂制作人高曉松來查日記。“7月份看到高曉松來了好幾次。”周昌文說。

        

        吳景平認為，蔣日記的開放，“整體來說是件好事”，“只有經濟發達、社會進步、自信心強了，我們才不再忌諱去看蔣日記。如果是二十年前，很難想象能為此申請因公出國，而現在的學術環境、條件都有很大變化。”

當學者們談論蔣日記時，他們在談論什么？

        蔣日記內容豐富，遠道而來的學者往往時間有限，自然也各有各的“重點關注對象”。

        楊天石表示：“我只有一個問題：蔣介石日記原稿和毛思誠的摘抄本有無重大差別？”他此前利用毛思誠編選的《蔣介石日記類鈔》發表過相關研究，這份資料系毛思誠于1930年代根據蔣介石提供的部分日記編選而成。“我關心的是，摘抄本有沒有隱瞞、歪曲日記的內容，我寫過的那本書（《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看過以后我覺得，摘抄本是恰當、準確的，沒有問題。最重要的中山艦事件的記載也沒有問題。”

        陳紅民致力于胡漢民研究多年，他也是帶著問題去的。立法院長胡漢民1931年因與蔣介石在約法問題上產生分歧，被蔣軟禁，轉眼成階下之囚。陳紅民想知道，蔣介石如何決定要扣下胡漢民？他如何看待西南地方的實力派？

        吳景平則介紹了日記中關于國民黨對日政策的線索。“從妥協退讓，到抗日成為既定政策，脈絡清晰；‘九一八’、淞滬抗戰、塘沽停戰、華北事變等中日關系演變中的重大事件，日記中都有不少筆墨。我們還能知道有哪些高層人士參與、態度如何。”

       

        胡佛檔案館樓上有一自助咖啡廳，供學者交流、小憩，來胡佛查檔的學者常聚在這里討論心得。郭岱君這樣描述當時的場景：“每天下午五點檔案館閉館之后，我們就常常在咖啡廳聊天，天黑了還不想走。每個人的關注點不一樣，有人看西安事變，有人看1949年建國，大家會交換心得，所有人都非常興奮，每天要聊好幾個小時，欲罷不能。”

        宋曹琍璇記得當年學者們最關心的話題：“起初是中山艦事件，接著是西安事變。蔣介石看到張學良的時候說，要軍法審判，他說張學良當時‘昂昂然而去’，蔣日記就寫到這里。所以大家都在猜，張學良‘昂昂然而去’之后，蔣是什么樣的態度？還有臺灣學者來問我‘二二八’事件有沒有寫上去。”

        陳紅民也記憶猶新。“一開始大家聊的是，老蔣罵了誰？可蔣介石在日記里罵的人實在太多，后來討論的主題就成了：老蔣沒罵過誰？李石曾、張靜江這種元老他也罵過，宋美齡他都罵，有人幸免嗎？還真有。”陳紅民說：“據我看到的日記內容，蔣經國、吳稚暉他沒有罵過。蔣介石對蔣經國的確非常偏愛；而吳稚暉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無政府主義者，無欲無求，忠心輔佐蔣介石。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了，要他接任，他都不肯。蔣介石常在日記里夸他，說稚老有遠見啊。”

        宋曹琍璇還談起一樁趣事：“當時有很多學者，各人觀點不同，紛紛發表言論，有位學者每次講話都不過癮，就決定請大家吃飯。請了3桌，30多人，可整個晚餐時間他本人一口飯也沒吃，滔滔不絕地講了2個多小時。等我們都吃完了，他說，謝謝大家聆聽，他好滿意。——所以你就知道當時大家的情緒有多激動，看了日記都有很多話要說。”

        故事的主角是華人學者阮大仁，對于他的健談，楊天石和陳紅民也有很深的印象。楊天石回憶，和阮大仁認識就在胡佛的咖啡廳，五六個人聊天，主角就是阮大仁，依稀記得是在談蔣介石的婚外情。“阮大仁非常好客，常招待學者們。他精通數學和電腦，當過新聞記者，他父親是原臺灣《中央日報》社社長阮毅成。阮大仁知道很多掌故，記憶力超群，能一口氣講兩個小時。我有一次去他家，聊了一下午，晚上又聊了兩小時，我要告辭了，他還要繼續留我聊。” 楊天石后來給阮著《蔣中正日記揭秘》寫序言，還把聊天欲罷不能的事寫了進去。

        陳紅民對阮大仁的評價也是“巨能說”。他曾邀請阮到浙大就蔣介石日記進行演講，活動結束后請客做東，但阮先生在飯桌上仍是熱情演講，卻不吃飯，東道主雖無奈但也只得奉陪。

        “阮大仁并非學歷史出身，因蔣日記開放而鉆研民國史，對照其父阮毅成的日記做了頗為精彩的研究，現在成專家了。”陳紅民說，“蔣日記的影響已經溢出學術圈，除了來看日記的一般公眾，阮先生的經歷也是很好的注腳。”

        此前浙江大學出版社曾計劃出版《走近蔣介石》，邀請看過蔣介石日記手稿的學者寫下在胡佛的心得。這本小書由宋曹琍璇、郭岱君牽頭約稿，前后籌備了兩年，其中有不少有趣、有意義的小故事。只是兩年過去，這本書仍在出版流程中，尚未面市。

“后日記時代”的蔣介石形象：孰真孰假？

        如何看待蔣日記的真實性？日記中的蔣介石和真實的蔣介石一樣嗎？這些問題在大陸曾引發爭論，一次次把蔣日記和相關研究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

        宋曹琍璇始終認為，“蔣公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他晚年要求兒子（蔣經國）看他日記，作為借鏡，作為他以后可能執政的參考。如果寫的是假的，有什么參考的價值呢？”

        在吳景平看來，蔣日記中對于內政外交重大問題的考慮，頗多不能為他人和外界所知的內容。“如他在1929年4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要在5年之內，‘當以（日本）江戶川為陪都也’；如皖南事變爆發前關于對中共部隊如何‘照預定計劃逐漸壓迫使之就范’和事變發生后‘應積極肅清’的謀劃；又如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記中大量宣泄對英美的不滿，對羅斯福、史迪威等高層人物有極端厭惡甚至貶低之辭。諸如此類的內容，在寫的時候不可能是有意識地隨時準備公開的。”

        陳紅民則表示，蔣日記跨越五十余年，隨著年齡、身份、地位的變化，寫日記的心境亦有變化，要仔細討論起來很復雜。“但是，記下來的事情沒有假的，只是解釋的動機可能朝著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進行。這也是人之常情。”陳紅民曾著重搜集1949年以后的資料著《蔣介石的后半生》一書，他表示蔣在臺灣期間的日記反而更加坦率：“辦孫立人、吳國楨的案子，他每天都記載動態，利弊權衡全都寫了進去。甚至1972年他和宋美齡如何鬧矛盾、分居，日記里都寫了，還有罵宋美齡的內容。”

        金以林亦贊同“寫的都是真的”，但“真的未必都寫”。“蔣擔任黃埔軍校校長以后的日記就是寫給別人看的。比如他在1931年時就印了一部分日記，羅家倫看過。《事略稿本》中也有大量日記摘抄，那是明確要留給后人看的。皖南事變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日記中甚為含糊。包括第三次反共高潮閃擊延安，胡宗南日記里提到了，蔣日記卻只字不提，布置、安排、想法，完全不流露。”金以林說。

        談起“該記而不記的內容”，楊天石舉了“四?一二政變”的例子。“在上海寶山路射殺工人的是桂系當時領導下的軍隊，蔣介石自己則于4月9日動身前往南京。他離開前應該和李宗仁等有所交代，但是，這些蔣的日記并無記載，事實上是避開了。”此外，他表示蔣介石日記中也有說假話的情況。“所以，研究近代史，不看蔣介石日記不行，但是全信蔣介石日記，也會上當。”

        論及蔣日記的價值，楊天石說：“一是透露了他的內心世界，這是一般檔案中不可能有的。比如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致力于建立與美國的友好關系，但是他個人對美國人的憎惡，只能日記中看到。二是揭示了不少政壇秘聞。高層政治中的暗箱操作，日記里有，檔案里看不到。但要做研究也不能只看日記，要和其他檔案資料結合，相輔相成。”

        金以林則表示，“蔣日記的新聞價值大于史料價值，對學術研究的推動不如對學術普及的推動。對于學術研究來說，它沒有提供顛覆性的觀點和新發現，但豐富了我們對歷史細節的認識、了解。”

        對“后日記時代”的蔣介石研究的評價的確并非一片贊美之聲。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楊奎松曾在《蔣介石相關主題的研究回顧與展望》（“蔣介石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浙江大學蔣介石與近現代中國研究中心，2010年4月）一文中指出，盡管有大批學者前往查檔，但近兩三年大陸發表的有分量、有新意的蔣介石問題研究論文的數量卻明顯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究其原因，在于“以往的蔣介石研究者過多地側重于政治史的研究，較少關注蔣的思想、情感、性格、宗教信仰、家庭關系、人際關系以及蔣的心理活動等較私人的情況。……而手稿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增加了涉及蔣個人生活、情感和內心活動方面的內容……因此，過去單純從事政治史或軍事史研究的學者，要想馬上將這些樣新的內容與他們過去的研究成果結合起來， 獲得新的發現，就比較困難。”楊奎松指出，日記開放之初能夠迅速誕生一批優秀的解讀文章，主要是因為楊天石、金沖及等前輩學者此前的研究已有深厚積累，而不少新加入的學者前期的研究準備不足。

        但可以確信的是，蔣日記的開放刺激了更多國家、地區學者對中國歷史的關注。“美國前外交官陶涵依據日記寫成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斗》一書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而日本、臺灣地區都有蔣日記讀書會，這都是學術的交流。”吳景平告訴澎湃新聞：“從整個學界來說，日記的影響已不局限于文本本身。一方面，它刺激學術界關注更多散落海外的史學資源，另一方面，人才培養更是題中之義。日記開了一扇門，越來越多青年學者、學生有機會赴海外查檔，得以開闊視野。”

        蔣日記開放已近十年，這些年來對蔣介石及其日記的研究著實不少。那么我們距離一個真實的蔣介石還有多遠？陳紅民認為，在臺灣，蔣介石正從神壇上走下；在大陸，則正從“污名化”的過去中走出，越來越接近客觀的“人”——這反而使海峽兩岸的蔣介石形象有了交集。金以林則這樣評價蔣介石：“他不像我們以前說得那么壞，也不像‘蔣粉’說得那么好。他是一個人，做出過貢獻，也帶來過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