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新觀念的輸入

        清末民初的新觀念進入讀書人的腦海主要有三個途徑，這就是張灝所說的“轉型時代”（1895—1925）的三個制度性媒介：報刊、學校和學會。其中教科書就是學校這一制度性媒介的最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教科書連同其附帶的教授書、教案匯集、掛圖、標本、畫像、模型乃至游戲玩具等才有可能逐漸取代三家村先生的四書、五經、竹尺、煙袋。讓即使是出門只能見到一望桑田或茫茫群山的農家子弟們亦能以此為門徑認識盧梭、華盛頓、孟德斯鳩、黑格爾、康德等西方啟蒙大家和政治人物；了解風雨雷電的發生，花鳥魚蟲的特性和人體的精妙結構；神游歐羅巴、亞細亞，亞美利加，曉得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獨立宣言、人權宣言，社會契約論；知道世界是由一國一國組成的，中國只是世界萬國中的一個國家，而非“天朝上國”，進而學生才能被整合進入一套全新的教育結構中去。

        如果說其有內在困境可能在兩個方面：

        一個是如何在新的學校規訓制度下放置中國的傳統，表現在教科書中則為如何平衡比過去多得多的文理各類科目？如何在已被大幅度壓縮時間的國文、修身教育中進一步放入傳統教育的內容？這一直是一個讓清末民初的讀書人困擾不已的問題。究其根底新學堂的教授、學習和生活方式相較私塾、書院幾近全然變化（此問題太大，此處無法展開），同時私塾等直至三十年代在事實上一直與學堂處于競爭性地位。因此私塾、書院雖絕非一無是處，但新學校的倡導者卻經常將私塾與書院之教育歸于“一無是處”。雖有唐文治、馬一浮等老輩在民國嘗試過重回書院的教育，也取得過不俗的成績，但終因新學校的強勢拓展而漸漸歸于沉寂。

        另一個是清末民初的教科書直至國民政府的教科書中雖然有公民教育的成分，但從觀念到實踐的過程中，其似乎并未發揮出保障個人自由，鞏固民主政治、促進社會平等的重大效應。反而越來越凸現的是“國家的子民”這一含義。這與晚清教科書編寫者們的“教父”梁啟超有莫大關系。梁啟超雖大力提倡國民（公民、人民）觀念，但在他的論述中你會發現經常會有“為國家生存發達之必要，不惜犧牲人民利益以殉之”；“犧牲一部分人民之利益者，凡以為其全體之利益也；犧牲人民現在之利益者，凡以為其將來之利益也”。因此在梁啟超和他的呼應者（其大多數為清末民初教科書的編寫者）心中國家，而非國民（公民、人民），才是他們終極關懷的對象。這種情形正如托克維爾所說“國民作為整體，擁有一切主權權利；每個公民作為個人，卻被禁錮在最狹隘的依附地位中：對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閱歷和品德，對后者，則要求具有忠順仆役的質量”。

        

清末國民教育與傳統思想的緊張

        清末十年因為1895年后形成尊西崇新風氣，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下級官員（很多是留學生歸國與新學堂學生畢業）指導上級官員，學堂生徒調教各級主考老師，政府通緝流亡海外者（如梁啟超）深度影響政府決策的吊詭局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梁啟超既在為擁護清廷行憲政者寫奏折，亦在為反對立憲者寫奏折。又如辛亥元老吳玉章當時只是稍讀了些梁氏的文字，就寫在卷子里，隨后竟被縣考官評為“古之賈長沙，今之赫胥黎”！這基本相當于今日一老教授對大一學生說：“你水平比我高得多”！不難想見清政府在各方面的“進退失據”到了何種程度！教育和教科書則是其“進退失據”的重要部分。清廷不可能不講“尊君”，否則當如何自處？清廷亦不可能不講“尊孔”，否則其“道”將安在？

        但是對清廷來說，悲哀的事不要說各類新學堂和商務等商業出版機構編的教科書是把忠君、尊孔當作一個“帽子”放在教科書前幾課充當門面。就連具有官方宣傳品性質的《國民必讀》（1905年出版）這種小冊子里情形也相似。其雖然會有一課稱“受國家莫大的利益，豈有不思報酬的理，所以就以忠君愛國四字，為我輩最大的報酬，亦就是我輩最大的責任”。但只要通讀過全書就會發現明確提倡“忠君”的只有這一課，在“忠君愛國”的舊氈帽下面隱藏的是一個全新的、至高無上的“國家”。“民”則成為了國家的全新政治主體，由此國家與民眾在教科書里產生了全新的聯系，這種聯系又使得國家對于民眾的要求與以往在“君臣”或“君民”關系框架下的那些要求截然不同，這尤其表現在《說國家與國民的關系》一課上：

        如今我中國的民人有個最不好的習慣，遇著國家有事，就說這是國家的事，不與我民人相干。此等話可算是最糊涂的了。試問民人是何國的民人？國家是何人的國家？若國家的事與民人無干，如何能喚作國民呢？須知國民二字原是說民人與國家，不能分成兩個。國家的名譽就是民人的名譽，國家的榮辱就是民人的榮辱，國家的厲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國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國家譬如一池水，民人就是水中的魚。水若干了，魚如何能夠獨活。國家又譬如一棵樹，民人就是樹上的枝干，樹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夠久存？

        “過渡時代”之人物蔡元培在民初開始即對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這五個目標，尤其是尚武、尚實提出了質疑，他給出的方案是“教之以公民道德”。受蔡氏影響（因其主導全國教育），當時很多教科書都對何謂自由，何謂平等、何謂共和之精神有專篇的討論。像有一本辛亥革命后不久出版的白話通俗小冊子——《共和淺說》。其中有一章名為“說共和國民的幸福”，我們可以看看那時是怎么定義幸福的：

        共和國民有三項最主要的幸福

        第一，國家政事必得國民的同意，所以無事不求國民利益。

        第二，尊重人權，人人都受法律的保護，言論、著作均有自由權利。

        第三，有訴訟和請陳的權利。

        不過需要特別指出，就歷史實際而言，很多時候這些精神和理念往往流于紙面，并未深入人心。

       

民國教科書的變化

        民初相較晚清，教科書內容的最大區別是刪除了忠君的內容，加入了許多和“共和國”有關的內容，這里有對民權的闡發，有對國民義務的描述，也有各國如法、美、葡萄牙等走向共和歷史的介紹。各種教科書加上宣講普及的小冊子如《共和淺說》、《新社會》、《繪圖中華國民必讀三字經》、《中華民國共和唱歌詩》；作為學堂補充讀物的《論說入門》、《論說文海》、《共和論說初階》、《共和論說升階》、《共和論說進階》、《初學共和論說指南》、《初學共和新論說》、《高等共和論說指南》等；還有讀本如商務出版的《共和國民新讀本》、中華書局出版的《共和國民讀本》等都是較為典型的例子。不過章太炎也曾諷刺過這種教科書的變化，叫做“徒知改去稱頌語，加入論理語而已”。

        說到民國教科書與傳統儒學的關系，我們可從兩方面來考察：一方面晚清國家內部充滿積弊，外部列強環伺面臨危局，在積弊和危局的催逼下清末教科書的編寫者很多是被科舉軌道拋出，或因政治變故而脫離仕途的那些讀書人。他們基本都曾是進士、舉人、秀才，從小束發讀經，在儒學中浸淫甚久，但此時他們卻強烈反對中小學讀經，如張元濟、黃炎培、陸費逵、莊俞等均是此類人物。其反對讀經一個是受到“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圣” (這是鄧實在 1904 年說的話)的大環境影響，尊西崇新改變了他們的教育理念，一方面則由于與私塾、與儒學經典爭市場的商業目的。這樣的情況延續到了民國，因此我們可以說民國教科書與傳統儒學尤其是儒學中的經典是一種反對和消解的關系。

        但另一方面，畢竟這批人是熟讀過儒學經典的讀書人。他們和前代讀書人相比是“反傳統”的人物。但與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五四一代相比，他們對傳統還保留著些許溫情與敬意。他們不會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禮教、舊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宗教、舊藝術。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這樣的話。在教科書里他們依然承認“本課言孔教之有體有用，不若宗教家之藉一神多神以惑人，故足為萬世師表”。有時也會直接引政府敕令入課文為孔子正名，1914年在《教育公報》上發表的教育部敕令就曾被略作修改收入《共和國教科書》的《日報》一課說：“教育部以孔子之道最切于倫常日用，為本國人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見于群經，故明定教育宗旨，通飭中小學校于修身、國文課程中，采取經訓一以孔子之言為旨歸云”。      

民國教科書中的公民教育之問題

        這兩個問題可以一起回答。從修身教育到國民教育或者現代公民教育是中國現代轉型的一個縮影，其中有喜劇亦有悲劇，有令人振奮之處，亦有令人不堪言、不忍言之處。修身就其本義來說就是一個傳統的國民教育，但又絕不囿于國民教育。即你通過八條目——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來達到內圣外王的理想境界。在這套步序里，修身是達到治國的第一步，但同時又是平天下的第一步。因此古人尤其是讀書人是要通過修身教育來做一個好國民，但更是要做一個“天下士”。這種境界即使在國家主義盛行的清末民初都能見其余緒。民國剛成立后在商務印書館推出的共和國教科書中，《世界強國》一課的教授法就會著重指出：“所謂強國，非僅地廣人眾之謂，亦非僅軍備充足之謂，要必人民有進取之精神，國家有完善之制度。若學問、若實業及其余各端，俱有蒸蒸日上之勢”。正因對“強國”有這樣的定義，教科書在小學生畢業前夕的課文安排中才會進一步推導出要學做“大國民”的要求。所謂“大國民”，“非在領土之廣大也，非在人數之眾多也，非在服食居處之豪侈也”，而在“人人各守其職，對于一己，對于家族，對于社會，對于國家，對于世界萬國，無不各盡其道”！

        由此返觀民初之后那些宣揚國民教育或者公民教育的教科書，盡管也有一些非常好的理念，但問題卻也甚多，主要有三點：第一，因為王國維所言，現代中國“道出于二”，如何內圣，如何外王都有了各種不同的選擇。所以對于教育所要達到的個人理想人格和人們所向往的美好社會，各種教科書都是眾說紛紜，自有其理，這是社會思潮蕪雜的反應。最后則演變為主義之爭。學生在此過程中實實莫衷一是，混亂不已。第二，北洋之后的國民政府時期，教科書雖冠名以“公民”但實則有太多黨化、黨義教育的內容，再摻雜上一些現代公民觀念和“新生活運動”化了的傳統因素，可謂一鍋亂燉。第三，因五四反傳統的影響，教科書的內容很多時候在私德與公德間漸漸切斷了聯系，過多強調所謂公德，而喪失了傳統中“積眾私以成大公”的要義，由此造成的局面是公德為虛言，私德成泡影，大國民與真公民無論在私領域還是公領域可能都成了無所附著之物。

民國教科書的啟蒙與生意

        對清末民國的教科書編寫有不少批評的意見，其中一種批評是認為其有頗強的追求富強功利的味道。這種批評要從兩方面去看：一方面自19世紀40年代開始，西方人用炮火打碎了中國的藩籬。而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是一個“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羅榮渠語）的過程。在這一過程里因為疆土淪陷與主權喪失，所以國內外情勢讓我們不得不追慕富強與進化。由此讀書人編寫教科書在清末民初基本就在宣揚富強與進化觀念以作軍國民教育和實利主義教育。像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共和國教科書》談到上海會立即引申至租界與國恥的粘連；說唐太宗則希望“隱寓尚武強國之道”；教木蘭詩也要學生領會“女子亦有軍國民資格”；講鐵路則夸其“便行旅，便輸運，平時已獲益匪淺。軍興時朝發夕至，成敗利鈍，悉系于此”，“為工戰、商戰之利器，更為兵戰之利器。”

        但另一方面“打了大敗仗，發生了大崩潰”的過程又表現在二千年歲月文化鑄成的中國自我形象的破碎上，此為楊國強先生的洞見。這就使得我們不能只講富強與進化，不能只講國家主義，而要收拾一些傳統，撿回一些故物。而且清末民初思潮雜糅，繁復異常，既有民族主義，又有世界主義；既有好政府主義，又有無政府主義。各種思潮的碰撞與對話也使得教科書的理念不可能被定于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