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歐洲乃至全人類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探尋戰爭起因、避免災難，再次發生便成為各國的相關研究者和愛好和平人士共同致力的事業。一戰起源研究迄今已經有近百年歷史，產生了諸多研究成果，20世紀國際史研究者詹姆斯·喬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也是其中重要研究成果之一。

最近，商務印書館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第三版），并邀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于鐵軍，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梅然，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原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徐棄郁進行了分享。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第三版）書封。

徐棄郁：對一戰起源的分析

一戰、二戰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我完全贊同。另外，一戰在很多方面開了先河：第一，它是人類第一場工業化戰爭。第二，一戰是全民戰爭，以前都是政府之間的戰爭，這種仇恨不會向下延伸到民眾，但是一戰完全不一樣了，一戰要靠把社會底層動員起來，要讓人民都懂得仇恨。

大家可能都看過《圣誕快樂》這個電影，是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法國、德國的士兵們認為過圣誕節了，大家在這個日子里可以停戰，踢一場球賽，這個要求不過分吧？今天停戰，明天繼續打，這個是很有感染力的一件事情。交戰時候舉行一場足球賽、一起唱圣誕歌。但是這個故事有個后續，到1915年時，一個英國士兵說“今天是圣誕節，我們可不可以像去年那樣再踢一場球賽？”這個英國士兵馬上就被認為是叛國者，被推到墻腳槍斃了。從一戰開始，人類的戰爭帶著更多仇恨，這個仇恨是從底層開始的，不是從上層開始的。

 《圣誕快樂》劇照。

我們首先來談談一戰的起源。毋庸置疑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很重要的，沒有一戰就沒有后來的蘇俄革命，但是由于這場戰爭離中國人很遠，我們是隔岸觀火，但實際上這場戰爭對我們影響非常大，后來的五四運動等都和這場戰爭相關。

再看一戰起源。這個問題跟我們有沒有關系？原來我們認為根本沒有關系，因為這個問題有很多權威論斷，比如它是帝國主義爭奪世界引起的，是必然會發生的。但是如果切入里面去會發現，從學術角度來看，一戰起源是最復雜的問題，一戰起源問題研究分為這么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開始大家要證明就是德國人干的，所以《凡爾賽和約》寫明了德國要為這場戰爭負責，是它挑起發動的。德國人說不是德國，解密了德國的外交文件。其他國家也解密了自己的文件，說不是自己發動的。這形成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大家都推脫一戰罪責。我看過的第一本關于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源的書，就提到了塞爾維亞，說塞爾維亞是罪魁禍首。你看了這書也會覺得它有點道理，事實上塞爾維亞在這個問題上絕對沒有我們后來想的那么干凈。俄國難道沒有問題嗎？有一個歷史學家抓到了俄國的一些“引火”的做法，所以說它才是挑起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還有的說是奧匈的政策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當然，說得最多的還是德國。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各種說法還是處于膠著狀態，大家誰也說不清這個問題。到二戰結束以后，好像有確鑿的證據指向德國，所以相當一段時間內德國受到了責任壓制。五十年代很多德國保守派的歷史學家開始發言了，他們主要依據檔案材料，認為從檔案材料來看，德國并不承擔一戰的主要責任，這個戰爭責任最后應該被大家均攤，這幾個大國都有責任。

我補充幾個被說成是挑起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的場景。原來說俄國沙皇最反動，其實尼古拉二世是很冤的，他是個軟弱的沙皇。簽署總動員令之前他說：“先生們，不要逼我了，這支筆簽下去，多少萬人的性命就沒有了。”他沒有想到他全家的性命也沒有了。還有德國宰相霍爾維格，他的前任沖到他的辦公室說“這個事情怎么會發展成這樣？”他在日記里寫道，“這個可憐的人臉色蒼白，從辦公桌旁站起來，雙手舉上天，高聲尖叫，我要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了。”

英國的外交大臣是愛德華·格雷，戰后很多人說他應該負有嚴重責任。他寫了《二十五年，1892—1916》，其中一個場景說英國最后通牒發出去了，要求德國停止進軍回到出發的原地，24小時內如果沒有答復，英國和德國將自動進入戰爭狀態，發出去后大家都在等時間，24小時后沒有答復，這時候已經是凌晨了，他看著窗外，當時倫敦的工人正在熄滅路燈，他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整個歐洲的燈火正在熄滅,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不會再看到它們被重新點燃。”這個場景是說當時大戰的起源不像我們想象得那么簡單，確實沒有一個人真的想要一場戰爭，沒有一個國家真的歡迎一場戰爭，大戰并不是最優選擇，而從結果來看，對幾乎所有參戰國來說，大戰都是個最壞選擇。

再后來就是費舍爾革命。費舍爾這個歷史學家發掘出很多德國當時的戰爭計劃、戰爭目標等等。他把德國戰爭的目標拿出來，說德國為了實現這些戰爭目標，有意發動戰爭，之前的人都說錯了。這個費舍爾革命在西方歷史上引起很大的轟動，是革命性的。費舍爾的東西在美國也引起了很大反響。當時美國陷入越戰泥潭很久了，很多知識分子會想：我們為什么陷入這個地方這么長時間？費舍爾革命正好給了他們一個框架：原來可以從這個角度審視歷史、審視現實，一下子就引起了共鳴。所以費舍爾的觀點在七十年代如日中天。

到了八九十年代人們的看法又回去了。大家開始多視角、多元化審視一戰起源，并不完全是從外交層面來解釋國家決策者決定打還是不打，而是跳出國際環境、跳出結構、跳出同盟，多層面理解一戰起源。我認為八九十年代是研究一戰起源的黃金時期，很多非常好的文章和書都是這個階段出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這本書最早就是從那個時期出來的。

對一戰的起源的分析在九十年代后涉及另外一個現象：大家開始摳細節了，有的時候就不大講理。說實話，大家真的不要以為西方歷史學家對自己的歷史都是客觀的，大多數歷史學家的研究都帶有非常清晰的價值判斷。有的歷史學家上來就要證明德國是兇手、是戰爭罪人，有的就要正名，為德國辯護，包括一些特別出名的寫作經典著作的歷史學家都是這樣。他們摳出來的細節大多都是為原有的價值判斷服務。這個階段是九十年代到2000年甚至2010年以后。

以上是關于一戰起源的研究。

一戰的起源是個大背景、大框架，進入德國這個國家的歷史之前肯定要看大框架。看大框架的話有三本書可以并列，第一本是《爭奪歐洲霸權斗爭》，第二本是《帝國主義外交》，這本書已經在翻譯了，它不是在第一就是在第二的位置，第三本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其中，《爭奪歐洲霸權斗爭》除了作者A.J.P.泰勒的學養外，還有他的感染力，作者用不一樣的視角挖掘問題，你不一定同意他，但是他非常犀利；《帝國主義外交》非常大氣，有強烈的常識感，作者威廉·蘭格在寫書的時候，手里的史料和后來相比非常不足，當時解密的材料很少，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他的分析框架、得出的結論仍然是站得住的，行文中正、平和、大氣。他的書有這個特點。

《爭奪歐洲霸權斗爭》書封。

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這本書有一種常識感和結構感，那么清晰的邏輯框架正好能夠包容多視角的研究，這一點非常好。一本厚重的歷史書寫出一種清新感，讓你讀起來有一種輕松感的書真的很少，這是我自己的感受。這本書還有一個特別之處在于，作者在第八章把社會心態寫進去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看過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這本書。書里說，大家都是普通人，戰爭來了，大家的機會也就來了。平時不會被看一眼的普通人終于不普通了。年輕女孩子給自己扔鮮花的感覺多好，新兵喜氣洋洋的走在大街上，終于趕上“大時代”了，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很重要的一部分。這個東西和人性也是發生共振的。

分享會。

梅然：重重迷霧中的一戰

國際學界尤其歐美學界對于一戰起源問題的關注更高，有一個原因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去探討二戰發生的原因，很容易找到對二戰發生負最大乃至全部責任的一方。根據大家的主流觀點，我們認為1939年9月德國入侵波蘭標志二戰的爆發，之前歐洲大陸幾個國家法國、蘇聯及英國并沒有挑起或者發動世界大戰的愿望或者現實計劃，顯然德國是有這樣的欲望和計劃的，為什么德國有這樣的欲望？我們會談到納粹政權的上臺、希特勒的上臺，談到納粹德國謀取歐洲霸權甚至世界霸權的夢想。有很多學者認為，如果沒有納粹政權上臺、沒有希特勒上臺，二戰有可能不會發生，所以二戰的起源變得相對來說比較簡單。

反過來講，一戰的起源問題顯然不像這么回事。我們通常把薩拉熱窩事件的發生看作一戰導火線，在這之前，沒有哪個大國有著特別的決心希望發動這樣一場戰爭。這就讓一戰的起源問題就變得特別耐人尋味，既然沒有哪個國家有這樣的決心，為什么一戰會應運而生？畢竟一戰不是小規模的國際摩擦，它是把歐洲推向一場史無前例浩劫的軍事災難，甚至讓歐洲文明面臨毀滅的危險。

有一本關于一戰起源的書很有名，叫《夢游者》。當時歐洲各國主要決策者看似都是正常的或者大體符合理性標準的決策者，都能夠感受到他們肩上所擔負的責任，甚至很難說其中有誰是真正的戰爭狂人，或者說，沒有任何一個人的邪惡能上升到希特勒這個程度，那為什么一戰來了？他們其實并不是在真正的半睡半醒的夢游過程中把他們國家、把歐洲推向一戰，所以這個問題特別耐人尋味，或者說很有趣。

《夢游者》書封。

總結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一戰爆發的原因大抵有以下幾點：

第一點，多種因素的作用在一戰之前很長時間中加強或刺激了有關國家之間競爭和沖突的氛圍，造就了一種更強的國家之間相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心理狀態，這為一戰發生提供重要的心理鋪墊，即便在七月危機前沒有哪個國家已經決心開戰。

第二點，在薩拉熱窩事件之前，雖然歐洲列強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已下定明確的開戰決心，但是戰爭傾向相對比較高的是三個國家——德國、奧匈帝國和沙皇俄國。我說他們有戰爭傾向不等于說他們都想挑起世界大戰。比如奧匈帝國傾向對塞爾維亞開戰，想打的是一場沒有其他大國卷入的奧塞局部戰爭。但是德國的情況有所不同，德國的擔心是，它判斷主要對手法國和俄國尤其俄國的軍事力量正以空前的速度在加強，認為如果這樣的趨勢持續下去，可能德國與法國俄國之間的力量對比越來越不利于德國，或者法國、俄國的主動性會越來越強，幾年之后德國處境越來越被動。于是，至少某些德國決策者有這樣的想法，對法俄趁早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預防性戰爭。

第三點，在薩拉熱窩事件之前沒有哪個國家已經下定決心盡早發動大戰，所以薩拉熱窩事件是一個節點。它激化了奧匈和塞爾維亞的沖突，奧匈認為塞爾維亞要對奧匈皇儲遇刺負責，1914年7月28日向塞爾維亞宣戰。但是根據我前面所講的，奧匈最希望打的是針對塞爾維亞的局部戰爭，認為把塞爾維亞解決就能夠較好地維護奧匈帝國的完整、改善自身處境。但是奧匈并沒有從根本上拒絕使戰爭升級為一場世界大戰，德國也給奧匈開了一張空頭支票，說你們無論做什么，我們都會支持，所以強化了奧匈的膽氣。不過，它首先追求的是奧塞局部戰爭。

第四點，在德國的決策者看來，如果世界大戰發生，或者如果他們要去迎接世界大戰或歐洲大戰的到來，他們認為需要有些基本條件。一是，他們希望奧匈和自己并肩作戰，這樣，德國的力量更強。二是，他們希望戰爭得到人民的支持。這是空前大戰，沒有民眾支持，光靠政府不行。三是，他們希望英國保持中立，不要插手。德國之前有戰爭傾向但遲遲沒有下定大戰決心的一大原因也在于，他們認為這三個條件不成熟或者不存在。與此相關，其首選目標是奧塞局部戰爭。

但是一個轉折點出現了，就是7月29日的俄國部分動員和30日宣布的總動員，尤其是俄國總動員對于德國決策層來講使得前面講的幾個條件好像可以被滿足了。俄國總動員意味著什么？原本奧匈對塞爾維亞宣戰只是一個局部小戰爭，現在俄國進行總動員，擺出要與奧匈德國一戰的架勢，這就是要打大戰了。這樣一來，第一，德國官方可以把大戰發生的罪責歸咎于俄國，從而得到德國老百姓的支持。第二，俄國總動員首先是為了威懾奧匈，因為是奧匈對塞爾維亞開戰在先，而德國也是以支持奧匈的姿態參戰，這樣一來奧匈與德國并肩作戰看似也不是問題，第二個條件具備了。第三，由于俄國首先總動員，所以挑起大戰的罪責可以歸咎于俄國，以這個為理由可以期盼英國保持中立。在這樣的情況下，德國邁向了大戰，但是要承認在這個過程中其決策層內心是有糾結的。

第五點，如果沒有薩拉熱窩事件觸發一戰，一戰是否會發生？或者說，如果1914年沒有薩拉熱窩事件，1915年或者1916年是否就必然出現另外某一個薩拉熱窩事件？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我個人認為，如果在1914年沒有薩拉熱窩事件，一戰不太可能發生。

于鐵軍：談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詹姆斯·喬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首版于1984年，是朗曼出版集團“現代戰爭的起源”叢書之一種。該叢書旨在系統考察拿破侖戰爭以降世界上爆發的主要戰爭的起源，如《日俄戰爭的起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歐洲戰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亞洲太平洋戰場》《朝鮮戰爭的起源》《阿以戰爭的起源》《越南戰爭的起源》等，是一套很好的叢書。這套叢書中的大部分書目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得以不斷再版。喬爾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1992年出版了第二版。1994年喬爾去世，2007年，另一位同樣十分出色的國際史研究者戈登·馬特爾將這本書更新到第三版。我大致對比了一下，新版與老版相比，基本框架沒變，敘述順序略有調整，參考文獻更新到了2006年前后。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中文版是根據喬爾和馬特爾共著的第三版翻譯的。

北京大學出版社幾年前曾翻譯出版過另一本探討一戰爆發原因的書，這就是戴維·史蒂文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回首1914》。該書翻譯成中文后只有不到10萬字的樣子，寫得也相當好，可謂更為簡潔。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除了第二章“七月危機”是按照時間順序來展開敘述之外，其他章節都是按照作為一戰爆發之原因的聯盟體系與舊式外交，軍國主義、軍備與戰略，國內政治，國際經濟，帝國主義，以及1914年大戰爆發前夕各國的社會心態等國際政治論題來展開的。從章節安排來看，這更像是一部國際關系領域的著作。

這樣一種寫法，對我們搞國際關系的人來說感覺比較親切。國際關系學者和歷史學者一樣關注一戰，除了因其所造成的巨大損失以及給世界政治和世界歷史所帶來的諸多顛覆性后果之外，“國際關系”這個學科的誕生也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有著直接的關系。以前大學中是沒有國際關系這門專業的，正是因為一戰的爆發和大戰所帶來的慘烈后果，有關人士痛定思痛，1919年才在英國威爾士大學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關系講座教授的職位，國際關系學才在大學中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學科。

第二點感受比較深的是，同樣是在研究一戰的起源，歷史學家與政治學家的關注點和方法論還是有所不同。作為一戰爆發的原因，如果說軍備競賽、同盟等方面的因素還可以做一些政治學的博弈論分析和模擬推演的話，那么1914年的社會心態因素則基本上沒法用定量方法加以計算和測量。

在本書的結論部分，喬爾還是回到了歷史學家的本色，指出政治學家“企圖對1914年之前形勢中的各種因素進行量化分析，以便能夠衡量它們的相對重要性，而且通過客觀地評估力量均勢來準確地顯示是什么情況導致了這場大戰”，但歷史學家通常認為這是非分之想，是無法做到的，政治學家對一戰起源問題的討論可能會給歷史學家提供一些幫助，如提醒歷史學家“關注一些他們可能低估的重要因素”，但是歷史學家還是覺得，關于一戰起源問題的研究主要還是歷史學家的事。觀察該研究領域的一些較為晚近的研究成果，如對施里芬計劃，以及對小毛奇、貝特曼、威廉二世、格雷等決策者的研究，其發展趨勢似乎確如喬爾在書中所提示的，“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因的解釋最終將仍然存在于對歐洲統治者及其臣民心態的考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