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穹系統是以色列傲慢的紀念碑

以色列官員將鐵穹描述為對抗哈馬斯火箭的近乎完美的盾牌。但在《雅各賓》雜志作者Rhys Machold看來，鐵穹的真正目的是維持一個幻象：以色列可以在假裝巴勒斯坦人不存在的情況下統治他們。

經過11天的轟炸，以色列政府在埃及的斡旋下于5月21日停止了對加沙的攻擊。這次進攻至少殺死了248名巴勒斯坦人，包括66名兒童，并摧毀了加沙的房屋和公共基礎設施，而這些房屋和基礎設施在以色列的圍困和之前的軍事行動的壓力下已經搖搖欲墜。據以色列軍方稱，哈馬斯的火箭彈殺死了1名以色列士兵和另外12名以色列平民，包括兩名兒童和兩名泰國農業工人。這些對比鮮明的數字強調了死亡和破壞程度的巨大差異。

2021年5月16日，加沙地帶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被以色列的“鐵穹”（Iron Dome）反導彈系統攔截。

主流媒體評論員試圖通過提及以色列備受贊譽的導彈防御系統“鐵穹”來解釋這一差距。《倫敦時報》5月12日的一篇文章稱，鐵穹的準確率在90%至95%之間。文章引用了一位以色列官員的評論：“有幾枚火箭彈穿過了，但沒有人說它是百分之百不會失敗的”。5月16日，《紐約時報》記者Marc Santora熱情洋溢地描述了鐵穹的表現。“隨著以色列軍隊和哈馬斯之間多年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的發生，每天晚上天空都被一連串的飛彈和旨在反擊這些飛彈的導彈照亮。”

多年來，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一直在宣稱鐵穹的卓越效率，但支持這些宣稱的證據卻非常少。事實上，該系統是以色列技術傲慢的另一種表現——認為高科技武器可以使其國家免受壓迫巴勒斯坦人的后果。

在以色列軍方與以色列武器巨頭拉斐爾先進防御系統公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業公司合作開發該項目后，以色列于2011年首次部署了鐵穹。美國政府為該系統提供資金，美國雷神公司在2014年成為生產合作伙伴。該系統在2012年和2014年以色列對加沙的兩次攻擊中獲得了國際聲譽，這兩次攻擊被官方分別稱為“防御支柱行動”和“邊緣保護行動”。

以色列官員多次聲稱，鐵穹在攔截來自加沙的哈馬斯火箭彈方面的成功率高達百分之九十。許多外國官員、專家學者、記者和學者都不約而同地贊同這些說法。鐵穹已成為以色列作為全球安全“創新者”的特殊地位的一個簡稱。

然而，這種形象是深受質疑的。自2011年以來，一系列學者、國防科學家和其他專家對鐵穹號所謂的90%的成功率提出質疑。他們包括美國武器專家Richard M. Lloyd 和Philip E. Coyle III，他們曾負責監督五角大樓的武器測試項目。前以色列戰斗機飛行員Reuven Pedatzur和以色列國防獎得主、航空航天工程專家Mordechai Shefer也對該計劃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Norman Finkelstein等以色列的長期批評者走得更遠。在他看來，哈馬斯在2014年很可能沒有大量的武器庫，其大部分“火箭”最好被描述為“強化的煙花”。鐵穹“可能沒有拯救很多人，也許沒有拯救任何生命”。

自2014年以來，哈馬斯火箭彈的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它們現在能夠傳播更遠的距離，并能造成更大的傷害。哈馬斯今年展示的快速連續發射更多數量的能力似乎也是一個重要的發展。然而，這些火箭彈仍然是低級別的，大部分是自制的武器，沒有制導系統。

鐵穹的經濟效益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個鐵穹攔截器的成本約為5萬美元，而發射這些攔截器的每個電池的價格約為5000萬美元。僅在2012年的進攻中，對該系統成本的估計在2500萬至3000萬美元之間。美國的納稅人承擔了大部分的費用。

不管其技術性能和市場前景如何，鐵穹為錫安主義項目提供了一些政治功能。該系統再生產了以色列人對哈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組織的焦慮，同時也在管理著這種焦慮。我們最近看到人們廣泛分享鐵穹的圖像，甚至表達對它的“愛”。實際上，該系統將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統治美學化，并使外國和以色列的觀眾能夠將其作為一種“拯救生命”的技術來享受——盡管據說這種技術正在傷害自己的操作者。

鐵穹還使以色列能夠將技術理念合理化，將其作為解決哈馬斯抵抗的一種“創新”技術手段。這反過來又幫助鞏固了以色列對美國軍事援助的核心依賴。因此，我們必須在一個更廣泛的背景下看待鐵穹的生產的“成功故事”。它與以色列更廣泛的哈斯巴拉戰略（hasbara，以色列的公共外交，在國外傳播有關以色列國及其行動的正面信息）及其與美帝國主義的關系相吻合。

在最近的升級之前，有一些國際組織已經開始采用種族隔離的術語來描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統治。最近針對以色列侵略的聲援游行和抗議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甚至以色列的媒體專家們也越來越焦慮，因為外國觀眾不再充分尊重以色列“自衛”的神話了。以色列教授Yagil Levy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鐵穹”有助于“延續以色列與加沙的沖突”。解決與加沙沖突的壓力減少，也意味著鐵穹給了以色列人一種虛假的安全感，這種安全感是基于技術上的成功——這并不能永遠保證——而不是政治上的解決。

鐵穹不是超級武器，更像是以色列作為“拯救生命”的特殊“創新者”的空洞承諾的一個過度的紀念碑。它還象征著錫安主義計劃將巴勒斯坦人從他們的土地上消滅的失敗，因為它面對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忍耐力和爭取正義的斗爭。

NFT的危險

近日Adam Greenfield在《衛報》指出，藝術家們正在利用NFT銷售他們的作品，但卻忽視了為其提供動力所需的大量化石燃料。

過去幾個月NFT（non-fungible tokens，非同質化代幣）似乎勢不可擋的崛起令人震驚，而最近在火星屋（Mars House）的所有權問題上爆發了爭議，這個數字文件在3月以51.2萬美元售出。

藝術家設計的“火星之家”

火星屋本身只不過是駐扎在某個服務器上的一串1和0。但NFT甚至不是那個字符串。它只是另一個指向那個字符串的字符串，證明它是那個精確的1和0序列的唯一存在的副本。如果你可以的話，把一個純粹的虛擬住宅賣到50萬美元的意淫放在一邊。關于火星屋的爭議使一直以來應該是顯而易見的事情變得簡單。NFT甚至不能保證它們的價值所依賴的東西，即對一個獨特的數字資產的所有權。

NFT是這個非常奇怪的疫情晚期時刻的標志性時尚之一。圍繞它們的所有討論的中心是一些非常奇怪的東西：一個數字代幣，使用與比特幣等貨幣相同的加密協議生成，證明一些圖像或其他數字文件的唯一性。同樣，在NFT市場上買賣的不是藝術品本身，只是一種指向它的指針，上面刻有買家的名字。

一件藝術品不需要有其他優點——既沒有歷史共鳴，也沒有社會意義，也沒有美學上的精致，甚至沒有執行的技巧——就能以這種方式得到評價。除了擁有它之外，你不能對火星屋做任何事情。構成代幣的一串數字的價值在于，你作為購買者是它的唯一擁有者。而且，正如最近的法律糾紛所表明的那樣，即使這一最基本的主張也是建立在不斷變化的沙子上。所有這些都使火星屋，像所有的NFT一樣，成為一個無限的零，并完美地代表了我們經濟的大部分基礎上的無意義的變化。

NFT的狂熱標志著藝術世界和加密貨幣交易中令人不安的龐氏動態的融合，在那里，愛好者們公開談論他們對“持袋者”（bagholders，某人持有特定的資產，一直貶值為零都不曾放手）的蔑視，這些人是在市場最終恢復理智之前最后買進的傻瓜。這對一個藝術市場來說顯然不是問題，因為它早就放棄了藝術作品可以為社會其他部分提供的批判性的鏡子。

真正的問題與NFT工作方式的一個目前不可避免的特點有關。以太坊區塊鏈上的每一筆交易（目前大多數NFT都記錄在該區塊鏈上）都涉及一組稱為工作量證明（proof-of-work）的計算。這些計算被有意設計為能源密集型。在全球范圍內，所有參與驗證工作量證明的處理器都在瘋狂運轉，消耗了大量的電力，帶來了巨大的環境成本。《紐約時報》最近引用了一位法國藝術家的話，當他得知他們“發布六件加密藝術品，在10秒鐘內消耗的電力超過了[他們]整個工作室在過去兩年中的電力”時，大吃一驚。同樣，埃隆·馬斯克最近在基于工作證明的比特幣中進行的大規模交易，在短短幾天內向大氣層釋放的碳比原則上所有售出的特斯拉汽車所節省的數量還要多。

以NFT的名義兜售作品的藝術家可能會也可能不會在意這種殘酷的計算方式。但它使那些聲稱要刺激觀眾產生某種生態意識的藝術變得特別無稽。例如，John Gerrard最近宣布把他的視頻作品《西方的旗幟》作為NFT——根據Gerrard的說法，這件作品“懸掛了我們自己的自我毀滅的旗幟”，要求我們“考慮我們在地球變暖和沙漠化中的作用”。不過，通過選擇發布《西方的旗幟》NFT，就好像Gerrard和他的畫廊主在這片土地上用原油字母寫下了這一聲明，從一端到另一端有一英里，然后把它們點燃……一千次。

Gerrard的NFT的發起人承諾，它對環境的影響將被小心地抵消，通過投資一個叫做regenerate.farm的東西，“一個氣候和土壤的加密基金”，使銷售變成負碳。但是，這不僅僅是一個有點愚蠢的說法。即使假設所有關于抵消的說法被證明是真的，Gerrard的公告因此為其他NFT的市場提供了支持，其中絕大多數都沒有被抵消或緩沖。沉浸在這種詭辯中，感覺像是對地球的魯莽漠視，以及對正在造成的損害的墮落漠視。

在比特幣推出約12年后，在以太坊作為區塊鏈首次亮相約6年后，技術的許多承諾和激進創新仍未到來。實際發生的一切是權力從全球金融機構轉移到更簡單和更不負責任的行為者手中，而我們其余的人卻要承受沒有人能夠承受的環境影響。人們不禁要問，在不遠的某一天，當沿海城市被淹沒，氣候難民蜷縮在延伸到地平線的帳篷城市中時，西方旗幟的驕傲新主人是否會認為這一切都值得。

《老友記》神話學

《老友記重聚特輯》（Friends: The Reunion）近日的播出引發了粉絲們的懷舊熱潮，然而這樣一期混合了現場訪談、客串、電視采訪等諸多元素的節目并不能滿足所有觀眾的期望。正如Megan Garber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老友記〉神話學回到了原點》（The Friends Mythology Has Come Full Circle）一文中所說，與其說重聚特輯是在慶祝這部廣受喜愛的情景喜劇，不如說是在慶祝它的持久流行，并且花了近兩個小時不厭其煩地論證它的走紅是當之無愧的。

《老友記重聚特輯》

重聚特輯的內容包括一段由詹姆斯·柯登主持的主演訪談，一段主演們回到重新搭建的片場的情景，還有主演們聚在莫妮卡的客廳玩著名的問答游戲的更新版，主演們圍坐在一起讀劇本，以及拍攝花絮、時裝秀、菲比的扮演者麗莎·庫卓彈唱《臭貓貓》和很多很多淚水。在Garber看來，“毫無悔意的極繁主義構成了一部不趕時間、語調迷狂的特輯”。

她指出，這部特輯并不僅僅是主演們的一次重聚，也是《老友記》登陸HBO流媒體平臺的廣告，片中有眾多明星登場為其背書，但這些客串似乎有些不合邏輯，一旦擁有《老友記》這樣的文化霸權，自我吹噓顯得多此一舉。片中還有來自加納、印度、墨西哥的粉絲發聲為這部劇集的全球化作證，其中還包括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馬拉拉·優素福扎伊和好友的Vee的一段視頻，Vee說馬拉拉是“喬伊加上一點點菲比”，馬拉拉則表示，“《老友記》將朋友帶到一起”。

為什么《老友記》在首播時尚未出生的人群中如此流行？Garber給出了批評家的一種推測：這部劇是物理即時性限制下的狂歡。《老友記》的世界是封閉的，劇中的人物不是通過有距離的數字通訊，而是面對面地進行互動。他們住在隔壁、街對面或者是相鄰的街區。他們的生活由真實親密關系的宿命論所塑造。情景喜劇這種形式本身就是一種限制機制。

Garber認為，《老友記重聚特輯》把懷舊作為一種赦免，因為這部劇的瑕疵不僅僅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產生的，而是在剛剛播出時就有所顯露。它的笑話有時候是恐同的，情節偶爾是殘酷的，演員和劇中的世界幾乎是清一色的白人。《老友記》非常流行，在另一個層面也是深受喜愛的，但這種喜愛是需要加上注釋的。很多其他劇集也有類似的問題，但它們會在自己的重聚特輯或是續集里表明周圍的世界發生了變化，但《老友記》的版本卻想盡辦法回避了這個問題。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老友記》可以和比它早兩年播出的真人秀《真實的世界》（the Real World）構成對話，后者也是一群上鏡的年輕人聚在一起。然而《真實的世界》深入探討沖突，《老友記》卻將沖突最小化，描述了一個沒有后果的世界。菲比作為代孕母親幫她弟弟和弟媳生下了三胞胎，此后這件事就不再被提起了；羅斯和艾米麗結了婚，后者很快從劇中的世界消失了，只是作為羅斯和瑞秋之間反反復復的戀愛的一個插曲。《老友記》如此沉浸于它的幻想——青春和愛情種種令人目眩神迷的可能性——以至于摒棄了一切不如其所愿的堅硬事實。它沒有明顯的政治意義。人物有時候會為錢操心，卻從來沒有懷疑過身處的階級。《老友記》提供了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重聚特輯延續了這一傳統，它既是為粉絲服務的，同時又試圖合理化其粉絲文化。它是一部關于同義反復的電視節目：《老友記》為什么流行？因為《老友記》是如此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