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看不懂中國大力度的“打老虎”，似乎也不愿搞懂。非西式民主的國家只要一整頓吏治，就被認為是權力斗爭，紙牌屋，宮廷戲。這種偏見根深蒂固。以周永康案為例。《時代》周刊稱之為“政治清洗”，美國高官則公開批評中國“將反腐工具政治化”，暗指中國反腐類似于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

        何其荒謬！究其原因，不外兩點：一是偏見，西方政要及輿論囿于其文化和歷史的局限，無法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二是敵視，將“曲解”作為一種話語權策略。

        對于“敵視”，筆者無能為力，但對“偏見”，倒可做一解構。事實上，近來游走歐美，筆者被問得最多的問題就是：中國反腐背后的真正意圖是什么？提問者多數早已抱定“政治清洗”的結論。而我的回答總是從最基本的一個問題開始——何謂政治？

        在西方，政治概念基于權力架構空間的劃分。西人談論政治，喜歡使用具有空間意味的語匯，比如領域 （domain），范圍(sphere)， 舞臺(arena)，方面(field)，或者場景(scene)。甚至連政治傾向也用空間和方位來描述，所謂“左”、“中”、“右”。由此衍生的為政思想，則是機械的分權說。而政治則可解釋為各派/塊/片權力相互制衡和配合的過程。在這種傳統下，并假定不實行西式民主的國家沒有合法性（亦即不代表民意），則中國的“打老虎”只能是權力斗爭的產物。

        但中國人的政治觀不同。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政治觀念認為，政治是一個道德問題：“政者，正也”。“正”或“不正”，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一個政權開始可以“正”，但能不能保持下去是需要一直追問的問題，不存在某種一勞永逸的權力構架安排。所以，中國社會對政權“合法性”的評判基于治國者的行為——治國者本身應該是道德典范，這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如果治國者行為不端，就不再是“天命所歸”，也就是俗語中所說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邏輯。

        而腐敗即“不正”。它敗壞的不僅是市場的公平競爭，更是國家的政治肌體，是民眾對執政黨的認同。“同治中興”的名臣馮桂芬曾說過：“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于乎盡之矣。”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國力中興有目共睹，然而腐敗叢生也是不爭的事實——近些年，權力尋租愈演愈烈，“老虎”（以及“蒼蠅”）們的地下室里、海外賬戶上迅速斂聚起巨額的財富。而這在一個以社會主義定性的國家里，道理上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一屆中國領導人以反腐為當政的第一要務，力圖恢復德治傳統，進而重塑社會民眾的政治認同感。“老虎”“蒼蠅”一起打，如是已經兩年，其深意又豈是“權力斗爭”可以概括的？

        可以說，“反腐”已納入中共的政治“新常態”（new normal）。“新常態”這個詞來自西方，指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的經濟狀況。此后，它被用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指以往的反常狀況現在已是尋常事。習近平曾在多個場合使用這個詞。筆者認為，就其政治含義而言，有兩層：其一，“新常態”整頓中國吏治以及更深層面的游戲規則，將“反腐”設定為一場“持久戰”，而非媒體慣常使用的“風暴”；其二，盡管經濟及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涉及最高層面的既得利益，但這兩方面的改革仍將繼續推行。

        問題是如何讓“新常態”成為“常態”。“打老虎/蒼蠅”無疑受到民眾的歡迎，但這畢竟不是唱戲，只要情節夠曲折，就會有票房。“反腐”的成敗取決于領導層能否在民眾中樹立起這樣的信心——即為官者，只要你貪腐了，就一定會被拿下。這就要求中共在根本上對治腐敗，而不僅僅是把“反腐”當成一連串個案的簡單相加。所幸新任領導層對此有清楚的認識，王歧山在著手反腐斗爭的最初就談過治本的問題，他承認當前反腐主要是治標，但治標是為治本贏得時間。而十八屆四中全會推動的“法治”改革則可視為“治本”的開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法治是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

        此外，就是在政治文化層面喚醒“德治”的傳統。亦即在政績效率之外，強調官員的德行和道德自覺。當前，國內講“文化自信”，多少有這方面的背景。前面說過，中國和西方在基本的政治觀上大相徑庭，中國“自信”了，是否就意味著不再容忍西方的那一套？這涉及中國在國際層面的運作，筆者就多說兩句。

        有兩個陷阱應盡量避免：一是意識形態戰爭。中西方觀念不同，西方對中國政治諸多誤解乃至歪曲，一般人的反應是“罵/歪曲回去”，殊不知這既不“自信”，也不“傳統”，何況也不見得有什么效果——一來在西方，批評本國制度是件平常事（如最近的中情局酷刑報告），沒有人認為民主制度是完美的；二來至少在許多西方國家，民主制度是符合其國情的，在維護國內秩序以及遏制官員濫用權力方面，是非常有效的。陷阱二則在于民粹主義，準確地說，是批著傳統文化外衣的民粹主義。中國近代已經吃這方面的大虧，典型的是義和團，未來也不可不警惕。

        總之，對于西方有意或無意的“不懂”，中國不妨自我闡釋，甚至也不妨嘗試在國際政治中引入“德治”的原則， 但沒有必要也不應以西式強權政治為手段，采取粗暴對抗的方式。

***

文章部分內容發表于2014年12月19日的South China Morning P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