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新華網北京12月27日消息，全國人大常委會12月26日下午分組審議了大氣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草案第45條是有關于向地方授權限制機動車通行的條款，此授權條款或成為“機動車單雙號限行常態化”的法律依據。

        很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時表示，這個條款屬于不當授權條款，應當予以刪除。有的委員建議，即使保留修改此條款，也必須增加相應的限定條件，而且要規定補償措施。總之，立法不能隨便給單雙號限行常態化“開口子”。

刪除第45條，單雙號限行常態化侵犯公民財產權利

        李安東委員說，草案中涉及機動車限行的內容有2條：

        一是第45條規定，“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大氣污染防治的需要和機動車排放污染狀況，可以規定限制、禁止機動車通行的類型、排放控制區域和時間，并向社會公告”。

        二是第72條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依據重污染天氣的預警等級，及時啟動應急預案，根據應急需要可以采取包括限制或者禁止部分機動車行駛等應急措施。”

        “后者屬于應急措施，臨時限行，群眾可以理解，也是能夠支持的。但第45條很可能就為機動車單雙號限行常態化提供了法律依據，顯然不合適。”李安東說。

        “建議刪除草案第45條。”吳曉靈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原副行長、國家外管局原局長）直言，機動車在污染比較嚴重的時候，可以采取措施進行部分限行或者禁行，第72條已經規定了，有大氣污染緊急情況時，可以限制或者禁止部分車輛的行駛，“我認為短期的應急措施已經在第72條當中體現了，第45條體現的是什么呢？是長期措施。”

        “現在北京是一周限制一天。從嚴格意義上來說，這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侵犯。”吳曉靈說，奧運會時為了保障空氣質量，對汽車實行單雙號限行，于是政府開始熱衷于采取行政措施，限制車輛行駛。買了一個車，一個月有四天不能用，其實本身就是對公民財產權的侵害。現在一周限行一天，迫使有些家庭買好幾輛車，那么如果單雙號限行就迫使更多的人再買車。

        很多常委會委員與吳曉靈持相同意見。

        姚勝委員說：“我贊成吳曉靈委員的意見，建議刪去第45條的內容。”

        李安東說：“這種條款不應列入草案。我們討論立法法修改中也涉及這個問題，要限制對地方政府的授權。”

不能“一限了之”，老百姓的車不是“軟柿子”

        在王毅委員看來，第45條屬于不良條款。“北京市已經提供了一個不好的案例，過去本來限號行駛是一個臨時的，結果很多家庭都是兩輛車。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空氣污染的不良條款。”

        辜勝阻委員（湖北省原副省長）說：“現在強調源頭治理，比如油品質量，另外京津冀的大氣污染，其中很重要的是跟產業結構有關，京津冀地區80％的煤消耗在河北，這種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才是大氣污染的根源所在。”

        “如果立法通過了，就給單雙號限行常態化開了口子。現在不停工、不停產，要停車，老百姓通行怎么辦？有關方面一定要慎重考慮，究竟源頭治理重點應該放在哪里？”辜勝阻說。

        吳曉靈認為，長期的治理措施應該靠提高機動車排放標準來解決，減少排放；再有就是，運用經濟手段，減少機動車的保有量和馬路上行駛的車量。比如政府提高擁有汽車和使用汽車的成本，讓老百姓自主地選擇，是用私家車還是用公共交通，而不是侵犯其財產權利。

        在吳曉靈看來，經濟手段可以有三種：一是拍賣車牌號，所有拍賣的車牌號費用最后都用于發展公共交通；二是提高部分區域停車費用；三是限制空車行駛，鼓勵拼車出行。

即使保留修改第45條，也要嚴格限定條件和補償措施

        “單雙號限行常態化是個利益平衡問題。”沈春耀說，問題是“度”在哪里，“理”在哪里？需要有很好的政策說明。現在的45條似乎還不太清楚，可以理解成是臨時的，也可以理解成是“常態化”和“永久性”的。這里只是說“可以”，這是一個很大的法律授權。

        “比如南京青奧會或者國家公祭日活動、北京APEC會議或者早幾年的奧運會，機動車限行是一個特定時段里的一個特別措施。如果作為一個常態性的公共政策，就很值得研究了。”沈春耀說，關鍵是要把道理和底線說清楚。政府沒有必要給老百姓增添不必要的擔憂和煩惱。

        董中原委員說，即使保留這一條，也必須明確政府的補償措施，否則政府的權力太大，私權利難以得到保護。立法應當妥善平衡好公權力與私權利的關系。

        李安東認為，即使單雙號限行常態化，也不一定能夠解決汽車保有量總量控制問題。單雙號一限行，依現在的經濟實力，很多家庭都會買兩輛車，甚至是三輛、四輛車，會帶來嚴重的資源浪費和行車困難。

        李安東說，在當前意見分歧很大的情況下，建議慎重考慮第45條有關機動車限行的內容。如果要寫，也應該規定相應的限定條件，而且要有補償措施。

        北京中勉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黃莉凌說，從民法、物權法角度來看，公民對汽車擁有所有權，也就是擁有對于汽車的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限行常態化后，汽車的使用權受到影響，這實際上已經使得全價購買的汽車在使用時被強制性“貶值”，構成了對公民財產權利的一種侵犯。

        北京市匯佳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市消費者協會法律顧問邱寶昌認為，限行、限購、搖號，都存在法律依據不足的問題，都是在極端情況下施行的，法律依據值得商榷。行政手段可能確實行之有效，但是不一定合法，不一定公平，如果要達到公平，必須通過立法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