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本書店的排行榜上，充斥著“貧困”兩個字，例如《最貧困單身母親》、《最貧困女子》、《女性們的貧困》、《單身母親的貧困》、《把貧困推給孩子的國家——日本》、《貧困大國美國》、《孩子們的貧困》、《反貧困》、《現代的貧困》等等。若說2000年代日本社會的關鍵詞是“格差（落差）”，2010年代的顯然是“貧困”了。

        我們一代人還清楚地記得，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曾標榜“一億總中流”，意味著大多數國民擺脫了貧困而成功地進入了中產階級，彼此的差別只在于中上、中中、中下之間了。細看當年出版的書籍目錄，若在標題中有“貧困”一詞，指的要么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世界蕭條，或者是印度、非洲等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挑戰，總的來說是別人的事。

        日本社會一時消滅了貧困，未料，從1990年代起，國家經濟又開始下緩坡了。書店里開始出現了關于“Homeless（無家可歸者）”的報道文學。因為本地原有的乞丐、流浪漢等早就跟“貧困”一起絕滅了，只好借用美國名詞來稱呼那些新出現于都會后街的族群。日本媒體當初把他們視為富裕社會的副產物：只要丟棄自尊心，從餐館、便利店后面的垃圾筒撿來剩飯或者剛過了賞味期限的食品，生存并不是很困難。

        然后，來到了2000年代初小泉純一郎首相的長期政權。他和親信的經濟學家竹中平藏都是美國式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信奉者。“自我責任”成了社會上流行的口號。政府緩和勞務派遣法的規制，結果導致了低薪臨時工的激增。社會上，“勝組（勝利族群）－負組（失敗族群）”、“格差（落差）”成了流行語。

        2003年，當官僚出身的經濟學家森永卓郎問世《年薪三百萬圓時代的經濟學》之際，大多數日本人以為該書標題太夸張了，因為此間上班族的共識是：年薪一千萬是不難實現的目標，三百萬則連作為起薪也嫌太低了。誰料到，沒幾年工夫，至少對年輕一代來說，三百萬是很現實，非接受不可的數目了。其實，這些年來，收入的兩極分化是全球性現象：少數人賺大筆錢，多數人的收入卻低迷。森永的預測來自對世界經濟潮流的觀察，并不是算命算得準。

        大家轟轟烈烈地討論了幾年“格差”以后，有人忽然指出來：當下的問題不再是相對的“格差”，而是絕對的“貧困”了。2007年，社會福祉學者巖田正美發表《現代的貧困——Working Poor/Homeless/生活補貼》一書，第一章的題目就是：從“格差”到“貧困”。書名中有兩個英文名詞“Working Poor”（有職貧困族群）和“Homeless”（無家可歸者），表示當代日語里沒有語義相同的詞兒，可見在21世紀初的日本，“貧困”是消滅了多年以后，重新被發現、重新被定義的現象。

        巖田寫道：在當下日本，人們陷入“貧困”的原因有三個，即低學歷、非正規工作、沒有家庭。也就是說，沒讀過大學，長期做臨時工，跟父母兄弟的關系逐漸淡薄，也沒有緣分成家的人，儲蓄不會很多，所以一旦由于生病等原因斷絕了收入來源，很快就要陷入無家可歸狀態，除非有人協助向公家申請生活補貼，再也不能東山再起了。

        一年后，發自美國的金融海嘯打擊了日本制造業。之前，作為臨時工，單身住在工廠宿舍的人們，不僅突然被解雇，而且被迫趕緊從宿舍搬出去。結果，從2008年除夕夜到翌年初，約五百名失業者涌到東京厚生勞動省（相當于中央政府衛生部）講堂，由一千多名義工提供伙食和福利咨詢，乃日本空前的“過年派遣村”。

        同一時期，大眾媒體報道：失去了工作和住房的年輕人，開始把大城市里的網吧或通宵營業的快餐店當窩了；他們被稱為“網吧難民”。他們的經歷，基本上證實了巖田在書中的論述。不過，其中也有不少大學畢業生，因為正出社會時背運碰上了1990年代中葉的所謂“就職冰河期”，只能找到臨時工作，過了十年都沒能轉為正規職工，人緣方面則越來越孤立。當代日本的“網吧難民”不像從前的流浪漢那樣漂浮于街頭，反之把自己的存在躲藏在網吧、快餐店等消費場所，網吧設有投幣式淋浴室，所以也不至于散發出叫人捏鼻子的惡臭。總的來說，“網吧難民”是“看不見”的無家可歸者。之后，接踵而來的關于“貧困”的書籍里，“看不見”可以說是關鍵詞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