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鮑姆：我并不打算撕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這張標簽

霍布斯鮑姆

2014-12-26 15:3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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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記住其他人已經忘記或想要忘記的事情之外，歷史學家的主要宗旨，就是盡可能從當代的紀錄中后退，而以更寬廣的脈絡和更長遠的視野去觀看與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鮑姆

【編者按】

現代最重要的歷史學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鮑姆80高齡之時編撰的重要著作《論歷史》近日出版。經過50多年的學術磨煉和人生積淀，霍布斯鮑姆將對歷史的思考與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這位世界級偉人畢生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關懷。

在這本書中，他關心社會與政治兩方面對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以及歷史學家的責任；討論歷史對當代社會的作用，歷史學對其他學科（特別是社會學科）的價值；檢視各種歷史的趨勢與潮流，并予以批判評估；探討馬克思與當代歷史潮流的關系；講述歐洲歷史、底層歷史、俄國革命和破壞文明發展的全球性野蠻主義……通過本書的論述，霍布斯鮑姆引領讀者一同思考歷史的理論、實踐和發展，以及歷史與現代世界的關系。

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霍布斯鮑姆為該書撰寫的序言。這些文字展現了霍布斯鮑姆對于歷史書寫重要性的堅定信念，同時，展現了他精辟的分析、淵博的學識和獨特的觀點。

歷史學家向來是缺乏哲學心靈的，但這并不表示他們可以不對自己所研究的主題做一番反思。就算他們可以，一般卻不鼓勵這種做法，因為隨著歷史學家的年紀漸長，伴隨而來的演講與討論會也會漸形增多，在這些場合，聽眾比較能夠接受的是一般性的介紹，而不是過于煩瑣的實際研究內容。但是，目前的潮流卻傾向于從概念或方法論上來提出歷史問題。正當崇尚和平的歷史學家泰然自得地在肥美的史料牧地上低頭咀嚼，或反芻著其他人的出版物之時，其他領域的理論家卻已經不知不覺地圍了上來。有時候就連那些最不好斗的人，也會被逼著非得面對這些攻擊者不可。這并不是說歷史學家（我也是其中之一）不好斗，但至少在評價彼此的作品時還算溫和。不過，學院中各個研究領域也曾經發生過幾次相當激烈的學術論戰。所以，當某人從事史學工作達50年之久，應該在這當中會有所反思，而如今結集成冊，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雖然這些論文都很簡短而且不成體系——有許多篇是因為受限于50分鐘的演講時間——但是都企圖要抓住一系列連貫的問題。主要可分為三個領域。首先，我關心社會與政治兩方面對于歷史的運用與濫用，也關心人們是如何理解世界、塑造世界的。說得詳細一點兒，我要討論歷史學對于其他學科來說其價值何在，特別對于社會科學來說。而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些論文可以說是替歷史學打廣告。其次，這些論文討論了歷史學家與其他研究過去的人彼此之間的關系。包括調查各種歷史的趨勢與潮流并予以批判評估，同時也介入當前的爭論，如后現代主義與計量史學（cliometrics）。再次，這些論文顯示了我的史學風格，也就是我所認為每個歷史學家都該關心的中心問題，以及我所認為能解決這個問題的最有效方式，當然論文還會顯示出那些能象征我的年代、背景以及人生經驗的寫作特色。讀者應該會發現，每一篇論文在某種程度上都彼此相關。

關于論文的說明應該到此為止。不過，我還要補充解釋一下這本書的兩個主題。

首先，借用一下我朋友與同事的作品標題，也就是關于“歷史的真相”。我強烈支持這樣一種觀點，那就是歷史學家所調查的乃是事實。歷史學家從事研究，一定是秉持這種基本觀點，無論他的研究范圍有多么廣闊也是一樣，如此才能區別出基于事實的建構跟小說有何不同，而基于證據來陳述歷史與不基于證據有何不同。

最近幾十年來開始風行一種說法（這種說法尤其流行于左派），認為客觀的事實是不可能企及的，因為我們所謂的“事實”，是概念上的意義，而所謂的歷史問題，只是從這種概念上的“事實”出發罷了。我們所研究的過去，只是我們的心智所建構出來的。而這種建構物不管有沒有邏輯或證據支持，原則上都是有效的。只要有強大的情感與信念來支撐，那么《圣經》上所說的創世記并不會比自然科學所講的宇宙誕生更不可靠：它們只是不同而已。完全反對這種說法的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而比實證主義更強烈地表達這種反對的則只有經驗主義（empiricism）。

簡言之，我認為如果不區別什么是及什么不是，那么歷史就不存在了。羅馬在布匿戰爭（Punic Wars）中打敗并摧毀了迦太基（Carthage），這就是事實，如此而已。至于我們是如何搜集并且詮釋這些可被驗證的數據（包括實際上發生了什么，以及人們對此是怎么想的）則是另一回事。

事實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相對主義者敢完全否定客觀事實的存在，尤其是在講到希特勒有沒有屠殺猶太人的時候。不過，相對主義（relativism）所懷疑的不僅限于歷史，還包括法庭之中。在謀殺案中，被告是否會被定罪，就要看基于傳統實證主義的立場所搜集的證據（如果搜集得到的話）所受的評估如何。任何一位無辜的讀者如果發現自己在被告席上的話，一定會上訴。至于為有罪者辯護的律師呢？則會用后現代的方法來辯護。

其次是關于我所屬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取向。雖然這么說并不精確，但我并不打算撕掉這張標簽。20世紀30年代前半葉，我在德國一所保守的高中（Gymnasium）念書，后來又在倫敦的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受教于一位了不起的自由派老師，但我一直覺得歷史是很無聊的科目；如果沒有馬克思，我不會對歷史產生特殊的興趣，日后我也不可能成為一個歷史學教授。馬克思，以及青年馬克思激進分子的活動，提供了我研究的素材以及寫作的靈感。即使我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取向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丟到垃圾桶里了，我還是愿意表示我的敬意（雖然深刻但并非毫無批判），用日本人所說的“老師”（sensei）來稱呼他，意即思想上的導師，人們總是從這樣的人身上得到太多卻無法償還。我后來（在這些論文中會看到）又發現馬克思的唯物史觀（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乃是歷史最好的向導，如偉大的14世紀學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敘述的，這種概念表明了歷史就是：

人類社會或世界文明的紀錄；社會本質中所發生種種變遷的紀錄；人與人之間革命與暴亂，因此而造成了國家大小林立的紀錄；人們各種活動與職業，不管是為了營生還是科學和手工藝的紀錄；以及一般來說，社會本質上本來就會經歷的所有轉變的紀錄。

對我來說，我的研究領域是歐洲中世紀之后，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以及世界的轉變，因此這段話可說是對我的最佳指導。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與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區別究竟在哪里呢？在20世紀兩種意識形態的宗教戰爭中，雙方都一直想要在彼此間劃定一條清楚的界線。一方面，前蘇聯政府當局不允許我的作品譯成俄文，即便我本人是共產黨員，而我又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英文版編輯。從他們的正統標準來判斷，他們反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另一方面，最近并沒有任何一位“有地位”的法國出版商愿意翻譯我的《極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也許是因為它在意識形態上對于巴黎的讀者太震撼了，或者說，對于那些負責評論我的書的人太感震撼了。從我的論文中可以看到，歷史學從19世紀開始，一直到思想的混沌開始沉淀清晰的20世紀70年代，所顯示的是逐漸合流而不是漸形分離。法國的年鑒學派（Annales School）與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是平行發展的派別。兩派彼此之間都發現對方的歷史主題與自己相當類似，但背后的思想脈絡卻不相同；除此之外，兩派主要人物的政治立場也不相同。解釋時只認同于馬克思主義，或甚至只認同于我所說的“庸俗的馬克思主義”（vulgar Marxism），這種解釋滲透進入傳統的歷史解釋當中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半個世紀之前，我可以這樣說，至少在英國，只有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才會主張歐洲中世紀煉獄概念的產生，是因為教會的經濟基礎從依賴富人與貴族的捐獻，開始擴大它的財政基礎。但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不管是牛津大學中世紀史名家理查德·薩瑟恩爵士（Sir Richard Southern），或是他所評論過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都采用了這種解釋，有誰會因此從意識形態上或政治立場上把他們歸類為馬克思的追隨者或支持者呢？

我認為，歷史學的合流為這些論文的中心主題提供了可喜的證據，也就是說，歷史學已經結合成一個連貫有條理的思想事業了，并且在理解今日世界是如何形成上面，也取得了進展。當然，我并不想就這樣認定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不需要區別，盡管兩派的貨柜里所放的貨物一樣雜亂無章難以定義。馬克思傳統的歷史學家——不包括那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的人——已經為歷史學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是他們絕非獨力作戰。他們的作品，或任何人的作品，不應該受到他們本身所抱持的政治立場影響，而遭人貼標簽并倉促地受到判斷。

這里所集結的論文，是在過去30年中陸續寫成的，主要是演講以及會議或研討會的稿子，有一些則是書評或特殊學術場合的稿子，如為學術同人進行慶祝或紀念所出版的論文集或紀念文集。這些文章的讀者從一般聽眾——主要是大學生，到專業的歷史學家或經濟學家這類小眾。第3、5、7、8、17及19章是第一次出版，第17章原本是以德文寫作，是在德國一年一度的“歷史學家日”（Historikertag）所做的演講，后來在《時代》（Die Zeit）刊出。第1章與第15章原本發表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2章與第14章發表在史學評論期刊《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第4、11與20章則在《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第6章在《代達羅斯》（Daedalus），也就是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的評論上，第10與21章在《第歐根尼》（Diogenes），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贊助。第13章在《評論》（Review），由位于賓厄姆頓（Binghamton）的紐約州立大學的布羅代爾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贊助，第18章則是倫敦大學出版的小冊子。第9與第16章則是紀念文集內的文章，關于紀念的詳細事由及時間則在兩章的開頭會有說明，文章未加更動。最后，感謝那些允許我把這些文章重新出版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