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朱其說看了《一步之遙》“感覺就是一群北方胡同串子跑到上海玩南方浪漫主義，裝法國文藝逼，骨子里還是‘鬼子來了’村里二柱子那點趣味”，“關鍵是太土了”，“拍大都會文化的矯飾主義，他(姜文)這一輩子骨子里沒有深入骨髓的日常文化感受。”

        是的，姜文眼中1920年代的上海、冒險家的樂園，就是這么村。除了洪晃和王志文那兩句上海話讓人剎那想到上海外，其實這部電影的背景放在哪里都無所謂。

        2014年5月，姜文在戛納電影節期間接受鳳凰網采訪時曾說，他“就沒看過誰還拍過（20世紀）30年代上海。”

        為此，姜文在2012年4月與主創團隊一起到上海、烏鎮等地做了勘景。因為《一步之遙》要講一個發生在上海的故事，最初姜文是計劃在上海拍攝。但是勘景之后，他認為中國幾乎所有關于上海的影片都在使用（位于上海的）同一個片場，大家看起來大同小異。最終他決定，在北京懷柔重新搭一個自己的上海。

        據說，為了力求真實，姜文做了很多功課，查閱大量史料、照片，就為確認當時上海究竟都有哪些、怎樣的建筑。但參與影片視覺特效的德國PIXOMONDO團隊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最終，它還是變成了姜文的上海。獨此一處，無可復制。姜文希望還原的不僅是建筑，更是一種感覺。一種上海1920年代給人的感覺。”

        綜合上述新聞，是為了討論一個問題，姜文拍出老上海的感覺來了嗎？他那么在乎細節，不惜要重新造個景，死摳出一個上海了么？

        首先，我不想把這篇文章寫成地域帖。

        其次，我想引述與我同看了《一步之遙》的文藝男青年的話，作為本文的點題。他在看完這部電影后，就對我說了一句話：“我只能用金宇澄老師在《繁花》里那兩個字，來表達我的感受，那就是‘不響’。算了，外地人能把上海拍成這樣已經不錯了，至少上海話還蠻標準的，阿拉不響了。”

        可我不能不響。

        畢竟姜文導演自己也對媒體說了，他很想聽聽上海人對這部電影有什么看法。

        所以，我只對電影是不是表現出了上海，發表一下個人見解。

        還是先要引述“大象工會”的文章《向左走，向右走？》，文中說：

        中國大陸的右向行車規則在1946年之后形成。在此之前，一度出現“南方向左，北方向右”的局面。

        最早有關通行方向的告示出現在1872年，由上海租界工部局發布，多次刊登在《申報》上：“凡馬車及轎子必須于路上左邊行走，右邊超過”。

        民國建立，尤其是北伐之后，國民政府形式上統一全國。1934年12月，國民政府頒布《陸上交通管理規則》，規定全國車輛靠左行駛，結束了左右混行的局面。

        好了，既然槍斃閻瑞生案發生在1920年，而電影里又是大帥少帥，可判定是在北伐之前，那么在上海道路上的車輛應該全部為靠左行駛，駕駛座則應該在右側。

        當然，你可以說我是在吹毛求疵，因為這幾十年來海峽兩岸三地影視劇里的民國上海車輛，基本都是靠右行駛的。

        可誰讓你姜文非要讓觀眾來評判，你拍的電影是多么上海呢？

完顏英死的那晚，開車的人沒好好開車。

        接著說地點，閻瑞生殺人是在徐家匯，是在浦西，假設現在徐匯濱江視野前沒有高樓，也是望不見外灘建筑群的。你顯然把地點挪到了浦東。個么問題來了，請問在1920年代的上海，你是怎么把車開到浦東去的？擺渡船嗎？（當時徐匯濱江那里屬上海縣，這里只是比方，因為徐家匯是更看不到外灘的，就算能看到，也是看到外灘建筑群的屁股）

        好，現在來表揚一下，看過電影的人，有些也注意到了，在外灘建筑群里，沒有看到中國銀行大樓的四方鉆尖型屋頂，因為當時那樓的確沒造，可旁邊沙遜大廈，也就是現在的和平飯店要到1929年才造好。

        問題還不是出在沙遜大廈這邊，而是在外灘濱江一側。外灘天文臺在1884年建在了今天中山東二路靠近延安東路的位置，1995年整體向東北方向位移到了22.4米，也就更加接近了延安東路。之所以要把這個看上去位置變動不大的數據報出來，是因為外灘天文臺怎么也不會出現在外灘中段的位置上。

        另外，請參考一下電影《烏鴉與麻雀》，可見即便到了上世紀40年代，外灘防汛墻也不是你在電影里看到的郁郁蔥蔥，因為那時的外灘真的是個爛泥灘。      

        還有一個槽點存疑，是因為假設這電影拍得趕巧就是1920年，那就真沒錯，因為當年公共租界與法租界為紀念一戰勝利，造了一個“歐戰紀念碑”（又稱“和平女神像”），落成在兩租借交界的延安東路上（原為洋涇浜填平出來的），落成年份是在1924年，后在抗日戰爭時被日軍所毀。之所以保留槽點，是因為無法從影片其他外灘建筑來真正判斷電影所要描述的年代。

        洪晃講的是非常老派的上海話，雖然里面有幾個詞還顯得有點“夾生”，但以其在北京成長的經歷看，做到這點不容易了（其實她這個角色可以找陳沖或者毛阿敏來演）。王志文的上海話自然也沒有問題。

        問題來了，我又不得不吐槽舒淇扮演的完顏英為什么一定要說北京話。其實你大可以通過對話，兩句話就交代了這格格從小長在南方，但性子還是那么的北方“女漢子”，這不就得了。因為你那么多彎彎繞，那上海觀眾會想，完顏英待在八大胡同就好了，她在四馬路紅不了的。

        還有，你問大部分南方觀眾，讓他們念念“完顏”二字，打包票，沒一個會念成“蜿蜒”的。就比如許多北方人把“浙江”念成“折江”，本來這根本不是事兒，但既然你要講上海的故事，就請道地點。

        關于里面的歌舞，我不是行家，只是隱約看到了《芝加哥》、《了不起的蓋茨比》，最多還有《紅磨坊》。這里就想說一點，拍得很美，但怎么看都不像是上海，跟大世界沒關系，跟百樂門也沒關系。民國時，夜里廂跟舞小姐跳一支舞一塊錢，跳的是交誼舞。紹興好公、寧波老頭儕會跟你講的，那無非就是三步、四步、嘎山胡（聊聊天）。

        做個總結吧，姜文導演刻意不拍上海弄堂，其用意可以理解。但民國時住進上海新式弄堂是一種檔次，一種身份。你繞不開的。

        姜文影像里的上海，從氣質上說，與香港電視劇《上海灘》是一脈相承的，那算不得上海，黃浦江泛著維多利亞灣的漣漪。悲涼地說，在20世紀末謝晉導演的《最后的貴族》上映后，關于“真實”民國上海的影像就成了絕唱。此后，關于表達上海的話語權轉移給香港人、北京人，全國各地人士、全世界人士。

        雖然后來也有陳逸飛的《人約黃昏》，但內核也變了，是香港視角，如同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更多的是張藝謀導演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里的那種北方味兒。

        顯然，姜文不會是最后一個。